儒學對中華民族傳統心理結構和思維方式的建構的論文

時間：2021-03-28 11:15:08 畢業論文范文我要投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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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鍵詞：儒學心理結構和思維方式人文主義物質主義直觀主義傳統辯證思維中庸

儒學對中華民族傳統心理結構和思維方式的建構的論文

　　摘要：一個民族的心理結構和思維方式是受該民族的文化素質決定的，并反過來表現和影響著該民族的文化素質及其發展變化。由于儒學在中國傳統文化幾千年的形成中一直處于主干地位，因此我們可以認為儒學在建構中華民族的心理結構與思維方式的歷史過程中起了主導與支配的作用。

　　儒學是中國人民兩千多年來為謀求理想生活在同自然和社會的斗爭中獲得的知識的總結和概括。中國傳統文化是以儒學為主導而發展起來的。兩千多年來，隨著社會的發展，儒學形成了包括哲學、政治、經濟、外交、教育、德行以至文藝、美學、禮俗等眾多層面的全方位的完整文化體系，其內涵深厚淵博，影響宏大悠遠，滲透到中國文化的方方面面，尤其對建構中華民族具有特質的心理結構與思維方式更是產生了重大作用。

　　心理結構和思維方式，是一個民族或國家文化素質的鮮明特征和突出表現。如果把它們進一步升華和進行理論概括的話，可以表現為“民族精神”或“民族個性”。這種“民族精神”或“民族個性”一旦融入于社會運動的整個大系統之中，將其現實化、具體化，就是該民族認識、對待社會以及人生，包括社會的生態環境、自然景觀等客觀事物的方式、感情和態度。簡而言之，所謂心理結構就是人對人生、社會及周圍環境所產生的“心態”。所謂思維方式則是人們認識、體察、省悟問題的思路、習慣、具體方法和特性的總稱。一個民族的心理結構和思維方式是受該民族的文化素質所決定的，并反過來表現和影響著該民族的文化素質及其發展變化。鑒于儒學在中國傳統文化幾千年的形成中所處的主干地位，我們可以認為儒學在建構中華民族的心理結構與思維方式的歷史過程中起到了主導與支配的作用。

　　儒學的基本核心概念是“仁”和“禮”。所謂“仁”,《論語》中給予了十分明確的解釋:“仁者，愛人”，“泛愛眾”，“忠恕之道”。“仁”本來就是一種內在的文化心理，其外在的表現形式則為“禮”，“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論語·顏淵》）。“仁”是核心，是根本；“禮”既是制度，又是禮儀、禮節。它既反映尊卑等級的社會關系，又表現孝悌長幼的血緣因素。由于“仁”與“禮”的互補作用，容易給人們形成一種溫情脈脈的“仁愛之心”和樸實厚道的“博愛”感情。按照孔子提倡的“一貫之道”：“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論語·雍也》），還說“剛毅木訥近仁”（《論語·子路》）。“巧言令色，鮮矣仁”（《論語·學而》）。這就是儒家文化所影響下長期以來中華民族所形成的基本心態之一。根據這種心態，中國人在傳統上注重個人道德品質的修養完善、注重人和人之間的和諧人際關系的培養，大力倡導“人文主義”，但在客觀上卻忽視了人與物之間的物質關系。這種心態在價值觀念上體現為“重義輕利”、“義以為上”的民族價值取向。這種民族心理的優點是樸實、厚道、待人以誠，從而導致社會的和諧穩定、秩序井然。但它也存在嚴重的缺陷就是這種價值觀念建立在不破壞血緣關系的小農自然經濟之上，它阻礙了以物質關系為基礎的商品經濟的發展，而且一旦當商品經濟不可抗拒地大踏步而來的時候，這種小農自然經濟又可能會表現得異常脆弱和不堪一擊。

　　儒學倫理學說的最高目的是培養具有高尚精神境界的社會建設人才。這一點對于我們正在進行的現代精神文明建設具有很好的借鑒意義。但儒學在實現人格完善的過程當中，所提倡的很多價值觀念在今天看來都存在一定的局限性，比如孔子所提倡的“君子憂道，不憂貧”（《論語·衛靈公》）的“安貧樂道”心理就有著明顯的二重性。從孔子所說的“君子食無求飽，居無求安，敏于事而慎于言，就有道而正焉”（《論語·學而》），再從子貢所說的“貧而無諂，富而無驕”（同上）這些方面來看，其主觀精神是好的，有助于理想人格的完善。但是，由于孔子個人價值觀念的作用，使它在處理“道”和“貧”的關系上出現了一定的偏頗。例如孔子在給子貢回答問題時所提出：“貧而樂”的主張——子貢曰：“貧而無諂，富而無驕，何如？”子曰：“可也。未若貧而樂，富而好禮者也。”（同上）。所謂“貧而樂”，就是安貧樂道之意。孔子還在與冉有談話中明確發揮了這個意思。他說：“不患貧，而患不均；不患寡，而患不安。”（《論語·季氏》）這種安貧樂道的思想，把貧與道基本畫上了等號，但在無形中又把富與道對立起來，漸漸成為中國傳統的一種文化心理，對中國人特別是對中國知識分子的心態和價值觀影響很大，使他們以安貧為榮，不愿談富羞于談富。長期以來把這種安貧樂道的文化心理奉為美德，要求人們向它靠攏。實際上，“安貧樂道”固然是一種人生境界，但也有可能導致“安于現狀”，封閉保守，不敢進取求富的心理障礙，在個性心理上束縛了開拓、競爭精神的形成，客觀上也影響到我們社會的發展和進步。在改革開放提倡商品經濟的今天，面對社會進步大潮，我們應當重新給“安貧樂道”這種民族文化心理以實事求是的客觀評價。

　　同時孔子所提倡的“述而不作”的治學態度，也在我們民族文化心理上產生了一定的影響。“述而不作，信而好古”（《論語·述而》），這是孔子謙遜而恭謹的說法，所謂述而不作，并不是完全復述前人之說而沒有自己的創見。這句話綜合起來的意思是，孔子自己要尊重前人的智慧，不求有意創新。但我們一些后世的儒學家們卻把“述”與“作”對立起來，只強調重復前人，不敢開拓創新。這種對孔子思想的解讀，久而久之，使得我們的文化心理趨于保守，導致過分因循守舊，害怕變革創新。應該看到，文化的發展既要繼承前人的優秀文化遺產，同時又離不開創新，離不開創造性思維，應該既述且作，又述又作。既繼承前人的觀點，又能提出自己新的觀點，這樣才能使民族文化永遠保持青春與活力。

　　一個民族的思維方式的特征也是受其傳統文化所影響和決定的。在我們民族性思維方式特質的形成歷史過程中，儒家文化給予了決定性影響。這種影響還主要表現為直觀性直觀主義的思維習性、人性基礎的.人文主義的思維方式、以整體思維為特征的辯證思維模式等方面。

　　儒家文化重視直觀、現實的思維方式，這和儒學的“實踐理性”特征分不開。“子不語：怪、力、亂、神。”（《論語·述而》）子路在向孔子請教“鬼神之事”時，孔子用帶有批評的口吻制止說：“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未知生，焉知死”（《論語·先進》）。當樊遲“問智”時，孔子更明確回答：“務民之義，敬鬼神而遠之，可謂知矣。”（《論語·雍也》）從整部《論語》中可以看出：孔子反對空談玄虛不實之物，他所思考的談論的大部分事物都是那些很直觀現實的社會政治倫理，或是極為具體的歷史和教育問題。孔子的這種思維方式，對我們求真務實的民族性格產生了較大影響。他提倡“君子訥于言而敏于行”（《論語·里仁》）。這里所謂的“訥于言”是指少說空話，“敏于行”應該是指多做實事。從全本《論語》中很少能找到孔子運用邏輯證明的方式去說明問題，而主要是采取直覺主義的直觀事實的證明方法。這可能是孔子的基本思維方式。例如他談到對待治史的態度時，有一段名言：“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文獻不足故也。足，吾則能徵之矣。”（《論語·八佾》）這當然是一種樸實無華的實事求是的治史美德。然而，我們從思維方法上對它加以推敲，可以看出這主要是一種直觀主義的直觀思維方式。對于這種思維方式本身我們無須褒貶。但是形成這種思維習慣之后，對于理論思維或邏輯思維認識不夠、運用不善，就勢必為中國文化的發展帶來消極和缺陷。例如中國文化中缺乏鮮明的思辨色彩，長于技術拙于科學理論等特征。

　　孔子的“多聞闕疑”、“多見闕殆”，是直覺主義思維習性最集中的外部表現。就一般意義上來說“多聞闕疑”、“多見闕殆”，總是好的，是實在、謹慎、留有余地的表現。但是從思維方式上來進行剖析，由于“多聞闕疑，慎言其余”、“多見闕殆，慎行其余”重視體驗、省悟，忽視思辨勢必影響邏輯思維的運用，阻礙了思路的進一步擴展，容易導致比較褊狹的思維方式。現代思想文化與科學新技術的發展，除了需要直觀思維外，更需要邏輯思維的引導和開拓。

　　關于人文主義的思維方式，主要是指以“人文”為思維對象而形成的思維方式的特質。儒家認為“仁者，愛人”是最高的文化范疇。人為萬物之靈，為天地立命，為萬世開太平；在時間空間內，人永遠都是主體，除宇宙自然運行以外，一切的一切都決定于人。人的一生中所要追求的無非是個人的道德完善與人際關系的良好和諧。這種由儒家所奠定的“人文主義”思維特質的特征是強調人的感情因素，重視人在天地間的主體地位，一切從人出發，最后又都將復歸于“仁”或“人”。“人文主義”思維，具有鮮明的“文化”和“教育”素質，強調感情和諧和崇尚道德的價值。這是一種思維的長處，特別是在現代社會問題普遍存在的歷史條件下，更是一種難得的思維品質。但是，從全面的觀點來評價，這種“人文主義”特質的思維，缺乏“自然主義”的天性。它一開始就以“人”或“仁”的各種屬性（包括：愛、忠、恕、寬、惠、慈、敏、孝、悌、友、溫、良、恭、儉、讓等）為思維對象，久而久之，使思維本身染上濃厚的主觀主義和感情色彩，使思維習慣趨向于人與人的關系，忽視了人與自然、人與宇宙空間的關系，以至于我們的傳統文化過于重視人際關系，未能對自然科學和現代技術等的產生和發展發生積極作用，這是儒家文化給中國傳統思維方式所打上的歷史局限性的烙印。

　　關于辯證的傳統思維模式，我們可以看到早期儒家，無論是孔子或是孟子、荀子，他們在對待諸如仁和禮、天和人、忠和恕、孝和悌、知和行等等問題上，總是擅長整體的、辯證的思維。孔子最善于多角度、全方位、辯證的整體思維。對于這種思維方式的運用，當然多表現在個人的道德修養和人格的完善方面。例如他說：“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論語·子路》）為人謀事“無欲速，無見小利，欲速則不達；見小利則大事不成”（同上）。“人無遠慮，必有近憂。”“志士仁人，無求以生害仁，有殺身以成仁。”（《論語·衛靈公》）“君子矜而不爭，群而不黨。”“君子不以言舉人，不以言廢人。”（同上）孔子的思想到后期確實比較圓熟全面，思維角度四面八方，不固于一隅，這對于形成中國傳統的辯證思維方式，作出了自己的貢獻。當然，在這里也要指出，儒學文化對于辯證思維方式的形成與發展，也有一個自我反思和自我完善的過程。學習、吸收、融化道家的辯證法理論，補充和完善儒家自身的辯證思維方式，既發展了儒家文化，又豐富了中國傳統的辯證思維方式，在這方面，儒家文化表現出了一貫的開放性和寬容性。這種特性，又直接影響到中國文化上，使我們的文化具有廣泛的包容性和強大的生命力，吸收、融合、發展外來文化，才能使中國文化在幾千年的文化變遷和更迭中，一直不間斷地延續至今。

　　在談論儒家文化的思維方式時，還應提到“中庸之道”。宋儒把“中庸之道”解釋為：不偏不倚，致中和。其實《論語》中的“過猶不及”（《論語·先進》）、“允執其中”（《論語·堯曰》）都是對“中庸”本義的解釋。按這種要求，在思考問題時，力求中和、持平穩定、注意協調兩方面的關系，做到“允執其中”“致中和”的程度，既反對過火，又反對不足，這種思維方式使中華民族形成了一種穩健篤實的民族性格。所以中國人在人生修養方面把心平氣和作為一種生命境界，在處理家庭問題方面追求“家和萬事興”，在管理國家和對待國際事務方面強調“和睦興邦”、“親近懷遠”。在這種“貴和持中”的思想方法的指導下，中國文化才尤為推崇整體意識和集體觀念，它要求全社會每個社會成員都要做到一切以大局為重，個人利益服從集體利益。這種精神在當今社會大環境之下，對于我們正確思考處理人際關系，思考與處理一般學術文化問題，社會與生活問題，維護和平與穩定，建立和諧社會，都能起到積極作用。但作為一種思維方式，“中庸之道”的不足是一方面過分強調“中和”，而忽視了矛盾雙方的對立與轉化，以靜止的眼光看待問題，缺乏主動性與創造性，存在明顯的不足之處；另一方面它也為折中主義、明哲保身的處世哲學提供了理論土壤。

　　總而言之，儒學對中國文化的影響是久遠而深刻的，絕不僅僅表現在我們民族的心理結構和思維方式上，而是作為一種文明產生的基礎，同中國社會在長時期中互相促進，共同發展的，可以毫不夸張地說，沒有儒學就沒有中國傳統文化。我們今天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既要有創新，同時又不能忽視傳統的繼承，怎樣在傳統與現代之間找到最佳的結合點，這就需要我們更好地研究儒家思想，揚長避短，弘揚本民族優秀的文化傳統。

　　參考文獻：

　　[1] 朱熹：《四書五經》，時代文藝出版社。

　　[2] 趙吉惠：《中國儒學史》，中州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

　　[3] 陰法魯：《中國古代文化史》，北京大學出版社，1991年版。

　　[4] 張應杭、蔡海榕：《傳統文化概論》，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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