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城市發展狀況調查報告

　　消失的老宅，割裂的傳統文化，難尋兒時記憶的鄉愁，凡此種種細微的感觀體驗中，城市發展陣痛帶給業界和全社會持續不斷的思考和追問：如今面對千城一面的城市，如何重塑靈魂?

　　人多資源少的中國，城市發展更需智慧。

　　人口遷徙浪潮中，大城市經歷著從“空城”到“堵城”的宿命輪回，人口膨脹帶來的交通擁堵、資源緊張、環境污染，考驗一線城市管理水平;在轟轟烈烈的造城運動中，三四線城市因快速發展而造成傳統斷代，曾經哺育一代又一代人的文化，被高高在上的建筑取代，日新月異的城市面目下，離鄉者找不到回家的路;“失控”的城鎮化下，一些五六線的縣級城市，缺乏核心產業支撐，人口外流嚴重，不動產產能嚴重過剩……

　　消失的老宅，割裂的傳統文化，難尋兒時記憶的鄉愁，凡此種種細微的感觀體驗中，城市發展陣痛帶給業界和全社會持續不斷的思考和追問：如今面對千城一面的城市，如何重塑靈魂?

　　帶著時代的追問，記者深入不同級別城市，記錄這個時代不一樣的城殤，思考有意義的解決之道。

　　上海： 超級城市宜居之路

　　人口遷徙帶來的交通擁堵、資源緊張、環境污染，考驗一線城市管理水平。

　　3月9日早高峰，青年白領劉芬加入了洶涌的上海地鐵人潮。在最擁擠的2號線，站臺工作人員需要幫助試圖擠上地鐵的乘客，才能使得地鐵車門安全關上。

　　這與三周前的春節形成鮮明對比，春節期間，車廂空蕩蕩的，街頭馬路行人稀少，這造成劉芬奇異的心理感受。作為懷揣夢想、尋找機會的一員，2014年，劉芬告別了家鄉安逸的生活以及工作環境，為著心中潛伏已久的夢想，來到了上海。

　　劉芬是每年涌入上海60萬外來人口中的普通一員，對很多人來講，上海是助人圓夢的一個神奇的城市。

　　“國際化大都市”，“時尚之都”，“魔都”等都是人們賦予這座城的標簽，然而，只有真正生活在這里的人才清楚他的“痛楚”。

　　大都會魅力

　　作為超級城市，上海壓力巨大：人口膨脹、交通擁擠、住房困難、環境惡化、資源緊張等“癥狀”。事實上，它是工業化國家的通病，而中國的大城市病卻因發展迅速，在短時間內集中爆發。

　　有人將大城市的發展問題結于外來人口的“入侵”。

　　為了逃避春運大軍，今年春節，家人決定來到上海陪劉芬過年。劉芬也因此有機會看到了上海本來的樣子。人們告別了擁擠的地鐵，出行變得輕松愉快;車輛告別了焦急地等待，一路暢通無阻;吃飯無需等位;就連去洗手間都不用排隊了。一切似乎都因為外來人口的暫時離開變得井然有序，和諧美滿。

　　但是，劉芬同樣也發現了之前愛去的小吃店如今關門了，因為老板回家了;菜市場的菜農也歇業了，劉芬們沒有地方可以買到新鮮蔬菜;餐館服務質量也降下來了，因為很多員工都回家過年了，服務員緊缺;街道上再也不見活力四射的人群，只有冷冷清清的孤影。

　　隨著外來人口四散離去，春節期間的上海成為一座“空城”。

　　中國商業地產企業理事會組委會辦公室主任劉玉清在接受采訪時表示，外來人口對于上海經濟的發展起到了積極正面的影響。作為一個移民城市，不斷涌入新的人口使得上海有了持續不斷的發展動力。

　　在談到大城市病時，劉玉清表示：“將大城市病和外來人口的涌入聯系在一起是很牽強的，劉芬并不認為上海存在住房困難的問題，很多人買不起房子，但如果努力工作，至少是可以租到房子的。至于環境惡化，更不是外來人口造成，而是多方面混合在一起形成的。”

　　上海浦東新區房地產研究中心主任李戰軍也表示：“外來人口的進駐對上海城市的發展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如果沒有源源不斷的外來人口，上海的經濟就不會發展得如此之快，規模不會如此之大。

　　樓市變數

　　事實上，正是源源不斷的外來人口，支撐著上海房地產市場的高速發展。在產能過剩已定的中國樓市大環境下，上海樓市對外來人口限購的看法，各界已出現分歧。

　　李戰軍表示：“2015年，上海，房地產市場還有很大的調整余地，比如，限購政策，政府始終不取消限購是非常不利于房地產市場健康發展的，政府應該放權于市場;對于房產稅，其征收應該是經過人大審議并處理的，而非政府強制規定;最后，要減少保障房的建設，在上海，實際建設的保障房數量已經大于市場需要的保障房數量。以上政策如果不變動，對今后房地產市場的發展將是非常不利的。”

　　李玉清則相對樂觀，他表示：“上海樓市會延續2014年的行情，小幅往上走，但不會超過2013年。因為不斷涌入的外來人口，上海依舊存在大量的購房需求，加上政策的積極引導，如二手房首付降低等，這些是促進房地產市場發展的積極因素。但也有消極因素，如不動產登記制度，這使得人們買房更加理性。”

　　不過，曾經以調控樓市為出發點的限購，如今在“新常態”下也面臨變數。和樓市問題相比，大城市病的破題顯得更為迫切。

　　未來藍圖

　　針對日益突出的大城市病，專家認為冶病之道在于提升城市管理水平。

　　李戰軍和劉玉清都認為，大城市發展過程中的“病癥”主要是其管理水平和能力的問題。李戰軍表示：“在發展過程中城市管理有著各種各樣的困難，城市管理水平會滯后于城市發展。但是不可否認的是，在過去的15年間，盡管上海人口增加量在800萬左右，其社會秩序以及經濟發展都是非常優越的，上海沒有出現貧民窟，也沒有大量失業，這些成就也是值得頌揚的，但還需繼續努力。”

　　劉玉清認為，城市的管理水平和能力會在實踐中逐步提升。就擁擠問題來講，香港的人口密度要大于上海，但是香港卻基本沒有城市擁堵問題，這就基于其高效的交通管理。

　　在香港，“買車便宜養車貴”。高昂的登記稅、牌照費、油費、燃油稅以及停車費及海底隧道費等多種不同開支，令不少人對開車出行望而卻步。香港運輸署公布的數字顯示，在全港總共57.5萬輛汽車中，平日在路面上跑的私家車只有不到30%，公交車占七成以上，大量私家車處于“休眠”狀態。

　　此外，香港公共交通極度發展，令港人可以自由選擇，所以，選擇公交出行的比率高達90%。

　　倫敦市中心區收取擁堵費的做法也值得借鑒。在倫敦，當車輛進入市中心規定區域，所有車輛需要繳納一定數額擁堵費。這些征收擁堵費的區域設有監控攝像頭，牌照號會被攝像頭記錄下來，計算機識別系統會準確讀取車輛的牌照號，并以此為依據進行收費。

　　繼續發展新興CBD，形成小型社區，也有助于避免城市中心區局部擁堵。

　　在治理環境問題上，李玉清認為要強制實施，采用經濟和行政多種手段行限制。尤其是在治理空氣污染問題上，應和周邊的兄弟省市聯動起來，共同努力，改善城市的空氣質量。同時，促使人們減少對于私家車的依賴。

　　事實上，上海已啟動2021-2040城市規劃。“以人為本”、“生態優先”、“睿智增長”、“開放包榮”等關鍵詞已勾勒出未來超級都市的發展藍圖。

　　溫州：甌越文化流逝之痛

　　在轟轟烈烈的造城運動中，城市逐漸成為喪失靈魂的水泥森林。

　　小橋流水人家，這是曾經的江南。鋼筋水泥混凝土，這是如今的江南。

　　甌江作為江南的“天然魚倉”，甌越文化發祥于此，甌江水養育了一代又一代溫州人。老城已不在，新城均一面。時代的大潮卷去過去的沉寂，令一切煥然若新。暮然回首，青磚黛瓦的老屋日益難覓，唯有樓房矗立，把時代的變遷清晰地展現在眼前。

　　作為制造業興起的地方，溫州從甌江時代走向了新東海時代，一個現代化的大都市區在東海之濱崛起，但甌越文化卻變得日益模糊。

　　那些溫州記憶

　　剛下飛機的溫籍華僑陳光榮，從荷蘭歷時12小時到上海，來不及調整時差便轉機回溫州。在溫州永強國際機場看到他，雖滿臉疲憊但也難掩歸鄉喜悅之情，陳光榮告訴記者，這是他20年來第一次回溫州，第一眼讓他驚喜的是永強機場都上國際化了。

　　推著行李車走出機場，已是知天命年歲的陳光榮踏上了尋找那些年溫州記憶之路。走在滿目高樓的街道中，他似乎找不到一絲當年生活的影像。在他的記憶中：“九十年代初，溫州城區同80年代相比并沒有多大變化，街上沒有多少高層建筑，到處都是低矮的民居。屋中大多沒有獨立衛生間，甚至沒有廚房，最多不過七八十平方米。在當時，個人買房幾乎不存在，基本都是單位購房建房再分配，老百姓從未想過有一天會感受房價的壓力。”

　　“路堵了，車多了，橋少了，河臟了，田地都被填為高樓了。站在溫州市區天橋上，呼吸著工業廢氣，昔日的老街小巷消失了，沒辦法再聽到滄桑的聲調、古老的歌謠，溫州鼓詞繞耳畔的情景也沒了，商業氛圍愈發濃重。見證溫州歷史進程的五馬街，今日成了溫州商業的標簽。”

　　不僅僅是陳光榮之類的歸國華僑有此感受，就連在上海打拼的溫州90后蔣瓊也覺得，現在回家都不像以前，每回去一次就會發現多了一片高樓、有了點新變化，各類新城區正在規劃開發。

　　那些舊貌新顏

　　作為在上海生活的溫州人，余可回憶起返鄉之旅，總彌漫著難以言說的鄉愁。

　　余可擁有著對上海的童年記憶、亦擁有著對溫州不變的故鄉情懷，逢年過節必定回去走親訪友。今年春節，她選擇了乘坐大巴返鄉，冬日的夜晚，車漸漸駛入熟悉而又陌生的車站。車站在翻新，車站周邊的配套設施在不斷的完善，銀行、酒店、小賣部等等比比皆是。走出車站，拉著行李箱去尋找停在停車場的車，回到自己熟悉的地方，余可居然連自家車都找不到。她驚訝于城市變遷速度之快，“回家的路都會開錯”。

　　每次回去，她必定要去奶奶家庭院。一個小巷子進去，映入眼簾的是門上木板雕刻的對聯“苗壯方能茂，花香不在角”，曾經門庭若市，如今稀落幾人。這算是罕見保留完好的門庭，古色古香。院子里種著幾棵石榴樹、牡丹花、萬年青等，屋頂的瓦片從未翻新，幾經風雨依舊完好。小時候夏天喜歡拿著煤油燈，跟兄弟姐妹搬出板凳到院子里乘涼看星星，現在藍天白云都難得見到一次。

　　“父母總是讓奶奶到我們家來，她待幾天就按耐不住回自己家的心”。余可說：“奶奶總說這些高樓，我還是住不慣。”

　　“哪里又新開了一家什么店、誰家搬到哪個新小區了、哪里現在改造成什么了、哪條路現在也可以去哪個新區了。”余可說，“有一個在規劃館工作的同學說，未來的溫州，只會越來越現代化、跟上時代的潮流。”

　　千城一面的新城

　　溫州下轄的瑞安市也是其城鎮化建設的代表之一，千年古城，江南魚米之鄉，自古市井繁華，商貿發達，人文薈萃，郭沫若曾題聯“玉成桃李，海涌波瀾”。

　　作為攝影愛好者的楊易，喜歡背著相機尋找瑞安印跡，一直有文藝青年范兒，計劃出一本《瑞安記憶》攝影集的書。他圍繞這座城市走了近兩年，記錄著每個長滿青苔的角落。保留完好的古建筑屈指可數，如玉海樓、八角橋、硐橋等等，瑞安老電影院、瑞安劇院已無人問津。在瑞安人心中，這座城市已經完全失去了自己特有的韻味。

　　瑞安僅剩的老城區，記憶中的解放南路，青瓦房早已被夷平，取而代之的是高層小區住宅、溫商大酒店。瑞安人走街串巷的生活漸行漸遠，家家戶戶都關起門來，鄰里難得碰面，再也沒有“酒香不怕巷子深”的生活。

　　這些年，瑞安制造業的不斷發展轉型，讓瑞安成為鞋都、箱包城，外來人口的增多，城鎮建設的壓力也不斷增大。在瑞安務工的李曉武說：“瑞安拿的工資在老家好買房子了，但在瑞安消費根本不夠。新建高樓的價格又讓我們外來人口無法承擔，老式居民住宅拆遷，連想租套便宜的房子都難。”

　　在十五年前，瑞安人還可以下江抓蟹、下海捕魚。如今，江被外灘城墻遮擋，人被高樓包圍。“郁金香滿城，新湖廣場建。高端住宅密，商業規劃集。”這是2015年瑞安人對瑞安的評價。發源于瑞安的實力企業——新湖集團，經過20年的歷練前行，回歸瑞安打造首個商業綜合體，打造60萬方世界級都會綜合體新湖廣場。2015農歷年剛過，郁金香盛開的新湖廣場就成了瑞安市民正月的新去處。

　　張小文一直生活在杭州，由于家中企業需要人手，便回到了瑞安。她說：“比起在杭州的生活，瑞安休閑娛樂去處較少。現在有了瑞安電影城、港瑞新玉海，許多大牌進駐，餐飲連鎖店幾乎到處都是，購物餐飲再也不僅限虹橋路商業街、時代廣場和開太百貨了，多了個選擇。瑞安圖書館、博物館、海洋館、體育館等場館的翻新拓建，也方便了市民的生活。”

　　在溫州“高樓遍地起、建筑穿新衣”的不只瑞安這一座城市。在發展進程中，三四線城市正脫軌自己的發展特色，臨摹一二線城市的也不在少數，我們是否應當思考城鎮化進程如何走得更好。“只見新人笑、不見舊人哭”的事例絕非一二，特色古建筑的消失，取而代之的是高端住宅、商業綜合體。

　　為何在現代化進程中會千城一面?城市建設該保留的那些文化底蘊又去了哪里?城鎮化建設中市政建設與市政文化建設之間的矛盾又該如何解決?對一座已經成形的現代化城市來說，找回自己的特色，已經顯得迫在眉睫。

　　城鎮化之痛 “失控”的造城運動

　　由于缺乏主導性產業，相當多的縣城吸納不了外來人口，但不斷新建的樓盤導致供需嚴重失衡。

　　“家鄉對我們的影響。就像烏雞的烏，那是烏到了骨頭里面。”作為新上海人的文藝青年劉藝邦，在面對采訪時，以賈平凹的話形容自己的故鄉情結。

　　劉藝邦的故鄉位于云南昆明與大理之間，被群山包圍中的一個村莊。談及三周前的回鄉感受，他顯得有些憂心： “故鄉已經改變了模樣，原本以為在大城市打拼疲憊了，可以回去故鄉緩一緩，哪曾想家鄉其實一點也不慢，因為它趕上了城鎮化這趟列車，它在拼命的進行著造城運動。”

　　城鎮化失控

　　劉藝邦的感受對應著中國轟轟烈烈進行著的城鎮化。偏居祖國西南一隅的云南，也在城鎮化浪潮中“失控”。

　　早在2011年，云南提出至2020年要新增農村轉移人口城鎮戶籍1000萬。2008年至2011年，云南省農業轉移人口城鎮落戶數平均為每年13萬左右，而2012年和2013年短短兩年就完成“農轉城”人口496萬，是政策實施前20多倍。據知情人士稱，2014年最終統計數據尚未出來，但預計保持了此前的平均速度。

　　一位基層干部透露，為完成任務，一些部門按人口比例層層下達指標。由于“硬性攤派任務、盲目下指標、限時間”，致使基層在工作中弄虛作假、隨意擴大轉戶對象范圍。有的地方將一些生活在偏遠山區的農戶成建制地轉為城鎮戶口，轉戶農民沒有城鎮固定住所，工作人員便將縣政府辦公大樓作為上萬人的落戶地址。大量已轉戶的人口享受不到養老、住房、醫療保障以及獲得就業機會，這些轉戶的農民成為進不了城又回不了鄉的“夾心人”。有專家調研表示。“過分強調速度和進度，使一些地方自然的城鎮化過程演變為人為推動農民進城的‘被城鎮化’過程。”

　　城鎮化的推進，有的地方政府是為幫助地方的房地產業發展，也有的地方是為了加快農村土地流轉。對城鎮化帶來的不良后果，劉藝邦所在家鄉的群眾有諸多怨言：把“農轉非”變成一項硬性攤派任務、盲目下指標、限時間，已經失去了意義。“數字城鎮化”只會帶來“空心城鎮化”。

　　消失的村落

　　“最近十年，我國每天消失80個村落!最近三十年，4萬多處不可移動文物消失!”

　　在過去的20年時間里，我國的行政村數量，從100多萬個銳減到不足60萬個。

　　村落的消失原因主要有兩種：一種是生態條件惡劣處的移民遷移，大多是政府行為;另一種是自然消失的，本來戶數就很少的小村搬遷到縣里或城鎮，或者年輕勞動力紛紛外出打工，村落自然萎縮了。

　　目前，在中國的自然鄉鎮，城鎮化已被異化。對許多地方政府來說，城鎮化就是拆除舊城建設新城，片面追求視覺效果忽視文化內涵，甚至被異化為“大拆大建大手筆，高樓大廈平地起，各種園區扎堆聚，CBD扮靚GDP”。

　　事實上，大部分欠發達地區的城鎮化，僅完成了從農民到產業工人的第一階段轉變，卻在從產業工人到市民的第二階段轉變上亦步亦趨。它帶來的后果顯而易見：一方面，農民中的大部分已經轉出農村，農村日益空心化，留下的多是老人、婦女和兒童;另一方面，轉出農村的農民雖然在形式上成為了市民，但其與真正市民實質上的不平等引發了城鎮內部的二元矛盾，為城鎮化進一步推進埋下隱患。

　　回不去的故鄉

　　從事IT業，來自江西的新上海人張鵬也對家鄉的城鎮化憂心忡忡。“那些以造城為目標的城鎮化，切斷了家鄉世代積淀特有的文化與習俗，還有自己的根。”

　　拖著行李箱走在縣城的街道上，張鵬感受到荒涼，“街道坑坑洼洼，到處是工地，房子一眼望不到頭，路上鮮有行人。”

　　城鎮化帶來諸多負面影響，垃圾圍城也成為城鎮化發展中繞不過去的坎。據國家環境保護部發布的全國環境統計公報顯示，在過去十年的城鎮化進程中共有68.5億噸工業垃圾和240億噸工業廢水未經任何處理就被排放到自然中，他們徹底讓故鄉不了顏色，河里的水黑了、路邊的樹灰了，就連天空都變成朦朧美了，東風以來池塘里的塑料袋亂飛，那機器的轟鳴聲，不是發展是破壞。

　　由于缺乏主導性產業，相當多的縣城吸納不了外來人口，甚至由于周邊地市級城市、省會城市的磁場效應，相當多的縣城甚至成為人口凈流出城市，在轟轟烈烈的造城運動之后，這些以大城市城鄉結合部一樣特征呈現的縣城，將面臨一系列的難題。

　　“寧靜的大山已在山腳、山腰、山頂砍出了一條條荒帶，推成了土公路，干燥的冬春之交，滿天黃土飛揚。曾經常見的好山好水好風光，如今變得很臟很亂很難看。村長對老人和孩子說幾年之后這里也會變得像縣城一樣漂亮……”文藝青年劉藝邦說：“故鄉，回不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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