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鎮居民教育支出的調查報告

　　據有關調查資料顯示，近幾年教育費支出已成為城鎮居民消費性支出中的一個重點。子女教育費用之處已經超過養老和住房支出，占居民總消費之首。在對居民儲蓄目的調查中也顯示，“攢教育費”是居民儲蓄的首要目的，其次才是“養老”、“住房”和“預防意外”。

　　一、XX區城鎮居民教育支出的主要特征

　　（一）占人均可支配收入的比重大。

　　據XX區城鎮住戶調查資料顯示，20**年1-6月，XX區城鎮居民的人均教育支出為737.62元，占居民人均消費性支出的12.5％，相當于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8.2％。

　　值得注意的是，以上是以XX區全體城鎮居民作為樣本進行考察后所得到的數據。如果把樣本范圍縮小到實際有子女正在接受不同程度教育的家庭，那么，人均教育支出無論絕對數額還是在支出中所占的比例都會大大增加。

　　按照當前教育收費價格，XX區一個計劃內高中生一年的學雜費、課本費等費用約在1000元左右，計劃外招生還需加3000--15000元的擇校費；在外就學的大學專科、本科生一年的費用（包括生活費）大約1.2--1.5萬元，三年需3.6--4.5萬元，四年需要4.8萬元—6萬元，而2007年XX區城鎮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僅為15277.83元。

　　（二）增長的速度較快。

　　隨著經濟快速增長和社會的全面發展，城鎮居民教育支出在城鎮居民的消費支出中所占比例也在快速增加。2001年城鎮居民人均教育費支出僅占城鎮居民消費支出的10.7％；20**年占到15.6％；2003年占到10.3%； 2007年雖然有所下降，但仍然占到總支出的15.6％。

　　二、XX區城鎮居民教育支出的基本構成

　　第一，非義務教育階段的學雜費。這方面以在校大學生的支出尤為突出。據對XX區有大學生的部分家庭調查結果顯示，2007年，一個大學生年均費用約12000元左右。城鎮家庭大學生一年的教育消費相當于大部分家庭年總收入的近一半，使許多家庭只有動用多年積蓄，甚至靠借、貸款來供子女讀大學。該項教育支出居各層次學生家庭教育類支出的首位。高中階段的教育費用支出雖然不及大學，但根據調查資料顯示，每個高中生一學年的學雜費、課本費等支出也都在2000元左右。

　　第二，高中階段的擇校費支出。高中是上大學的關鍵階段，曾有“進入重點高中就等于一只腳邁進大學的門檻”之說，因而引起了學生、家長、甚至社會各方的高度重視。由于受社會優質教育資源相對稀缺的限制，家長為了給子女創造良好的學習環境，往往不惜成本把孩子送入重點高中學習。根據對有子女就讀高中的家庭調查，2007年，XX區重點高中的高一計劃外招生擇校費支出在3000--15000元/人不等，高中期間每一擇校生每年約多支出1000--5000元。

　　第三，家教及培訓班等方面的教育支出。“望子成龍、盼女成鳳”，是每位家長共同的心愿。為了讓自己的孩子能夠在同齡人中脫穎而出，一些收入比較高的家庭不惜高價為孩子聘請家教,以加強對課外知識學習及培養孩子的特長等。2007年，XX區城鎮居民家庭人均家教及培訓費等費用支出為381.07元，占教育支出的39.4%。

　　三、城鎮居民教育支出居高不下的主要原因

　　（一）主動因素

　　1、我國幾千年來的教育傳統形成了根深蒂固的教育價值觀。重視教育是中華民族的優良傳統，現在多數家庭都是獨生子女，家長們省吃儉用也要讓孩子接受良好的教育。受現有教育體制的制約，許多家長千方百計花重金、找關系把子女送到重點學校就讀，這種盲目的投資，也加大了對教育的投入，家庭經濟負擔加重。

　　2、子女受教育狀況與孩子未來的職業和生活道路密切相關，絕大多數家長都愿意把錢花在對子女的教育上。接受高等教育者的收入優勢已顯露出來，高學歷帶來高收入，受教育程度與實際收入成正比遞增，教育程度影響著受教育者收入的起點水平，促使和鼓勵家庭加大對子女教育的投入力度。

　　3、經濟的快速發展帶來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也使居民可支配收入不斷增加，為教育消費支出的增長提供了基本的物質保障。

　　（二）被動因素

　　1、國家體制改革帶來的變化。前些年我國的教育經費由國家單一負擔的體制轉向了多渠道共同負擔，這是居民教育支出開始大幅增加的起點。隨著我國的經濟體制改革不斷深入，國家的分配結構發生了巨大變化，其特點之一就是國民收入分配由國家向個人傾斜。在國民收入的分配結構中，國家的份額持續下降，而居民家庭收入的份額在不斷攀升，與原有計劃經濟體制對應的國家單一負擔教育經費的體制失去了存在的基礎。

　　2、學校方面對經濟利益的追逐。教育的產業化必然導致產業的主體追求教育投資利潤的最大化。當學校不再以一個單純的公益事業單位出現，而以盈利為目的的時候，他們所考慮的就不再是怎樣為更多的人帶去更好的教育，而變成了怎樣利用手中掌握的教育資源去賺取盡可能多的利潤，這也是高等教育學費昂貴的主要根源。

　　四、對策建議

　　(一)重新定位教育的功能

　　教育歸根到底是一項公益事業，它的最終目標應該是為國家和社會培養人才，而盈利性只是為了能夠更好地實現這一終極目標而附帶的功能。教育產業化并非把教育事業作為一種商業來推廣和做大，以獲取更多盈利，而是以產業化為手段完善教育單位自身的造血機能，以保證具備更為強大的、持續的教育能力，去為國家和社會培養更多的、適應時代要求的人才。對于教育部門而言，首先應當明確自己的職責和根本目的，以此來指導自己的行為，而不是把注意力重點放在如何創收上。

　　(二)有效抑制高額擇校費

　　擇校費的抑制應該在依法規范基礎上輔助以必要的政策界定約束。當前，我國各地擇校費標準不一，普遍偏高，很大程度上與國家教育部門的擇校生界定范圍伸縮性較大有關。各級政府應當統一制定學區范圍應有的校際標準，逐年擴大學區范圍招生人數，逐年縮減擇校生比例，才會使高額擇校費之風得到有效抑制。要從根本上解決擇校費問題，各級人民政府應該避免教育投入的重點化傾向，加強對教學力量相對薄弱者的扶持，逐步縮小學校之間的差距，讓優質教育資源能夠均衡分布。這是解決高額擇校費問題的一個重要途徑。

　　(三)切實扭轉社會教育觀念

　　政府的宣傳和決策對于社會潮流和社會輿論有著強大的導向作用。一是各級人民政府應當加強導向作用，引導家長根據社會實際需要和子女的實際情況進行科學合理的家庭教育投資；二是改變一味追求子女上普高，輕視職業技術教育的觀點。要認識到當代教育必須與生產勞動和社會實踐相結合，培養各種各樣的職業技術人才，以適應社會的需要。三是各級人民政府也應當進一步拓寬就業門路，防止“人才高消費”。目前,一些高中及中專學歷就可以勝任的工作非要大學生干不可，這種勞動力資源的不合理配置和畢業等于失業現象的蔓延，使家庭的投資行為不能獲得理想的經濟和社會效益，將嚴重地影響家庭對教育投資的合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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