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萬歷十五年》的讀書筆記
當細細地品讀完一本名著后，相信大家的視野一定開拓了不少，是時候靜下心來好好寫寫讀書筆記了。你想知道讀書筆記怎么寫嗎？以下是小編精心整理的《萬歷十五年》的讀書筆記，希望能夠幫助到大家。
《萬歷十五年》的讀書筆記1
第一次聽說這本書的時候是在3年前，去年在單位的圖書閱覽室看著小孩們整理舊書，《萬歷十五年》被他們當做舊書要拉走，我隨手抽出留了下來。后來斷斷續續翻過一邊，因為之前看過《明朝那些事》，所以書中的萬歷皇帝、張居正、申時行、海瑞、戚繼光等人都還能有些印象，人總是容易對熟悉的事物感興趣，翻閱幾頁慢慢覺得很有意思。這次在北京與成都往返的火車上，又慢慢地讀了一遍，漸漸覺得有點眉目了，就不免的想談談自己的感受。
黃仁宇老先生在一番逼仄煎熬之中提出大歷史觀，主張要“從技術上的角度看歷史，而不能簡單地以道德評價籠罩一切”，這是讓人對此書頗感興趣的一個重要原因。那天和子墨聊天，也談到了這本書，聽了他的一番見解有些豁然開朗的感覺，更覺得這是一本難得的好書，準備再翻一遍，順便把自己的感受寫一寫。
書中第一章是從《萬歷皇帝》開始的，從京官接到不實消息而開始，一直講到萬歷皇帝下令清查張居正而結束。這里面的故事都是從歷史的故紙堆里檢出來的，大部分都是熟知的，但是里面蘊含的卻是意味深長的東西，慢慢咀嚼很有意思。關于萬歷皇帝和張居正，兩人之間的關系是關系歷史的關鍵性因素，張居正生前頗受皇帝信任，從小就在這位老師的教導下成長，登基之后成為元輔的張居正更是皇帝處理朝政不可或缺的倚重之人，尤其是1578年前后張居正離京前，萬歷皇帝表明心跡稱張先生忠誠上薄云天，講完后君臣感極而泣。如此的信任與被信任，應該是君臣之間十分美妙的關系，可在6年之后皇帝親自下令抄了這位忠誠上博云天的張先生的家。為什么會出現這樣一種截然相反的結果，這里面的原因諸多，但是有幾點是我想要說的：少年時期的影響，在皇帝心中種下了反抗的種子。我先舉個例子。有個父親特別喜歡教育孩子，教育孩子的唯一方式就是拳頭，不管是生活還是學習中出了問題，沒有勸說和引導，有的只有對孩子的打罵。孩子迫于這種威嚴，看見父親總是顯得膽小如鼠而且十分聽話，可就是這個乖巧聽話的孩子，私下里卻說等到他拳頭夠硬的時候，一定會打回去的。這是一種讓人驚愕的回答，難以置信卻又無可奈何，在孩子心中已經種下了恨的種子。萬歷皇帝小時候在張先生的教育下讀書學習，稍有不足，便會在先生和母后的威嚴教育下被處罰長跪，有時的這種處罰會長達幾個小時之久。皇帝年方十歲，就在書法上取得不小的成績，當他寫完字賞賜給大臣的第二天，張先生就進諫讓他不要再在書法這樣的末節小技上花費時間了，皇帝的日課就取消了書法而只剩經史。皇帝面對這樣的進諫，只能聽從，因為為國大計。從小就被張先生控制著，等到登基以后還是如此，因此那顆種子在皇帝“決心破除他帶給別人優柔寡斷的柔弱印象”的激發下，開始慢慢地生根發芽了。
“表面看來雖是末端小節，但實質上卻是以前發生大事的癥結，也將是在以后掀起波瀾的機緣。”書中這句話說的非常好，有很強的哲理意味。當皇帝決心改變自己的印象時，首先就要擺脫張先生的巨大影響，再加上官僚集團的推波助瀾，張居正這位權傾一時的政治家被炒被沒就只是時間問題了。極點而后必退，人與人之間總是要有個度才好。有一個朋友講到他一段感情時說，那時他是那么喜歡、那么在乎那個女孩，就連得知女孩所在城市的天有大雨時，也要急促促地一連三五個電話告訴她記得帶傘小心被雨淋。事無巨細的關心，讓女孩覺得要窒息了。后來，當然是以悲劇結束，他以為他那么愛她，而在別人看來完全是“用力過猛”。張先生把絕大多數精力投放在萬歷身上，從小時候該學什么、不該學什么，到后來登基了之后該干什么、不該干什么規定的一清二楚，這種打著為你負責旗號的規定和投入，其實背后還有自己私利的影子，為權為利，最終還是想把別人牢牢地掌控在自己手里。人最難掌控的就是思想，總會產生對自由的渴望，張先生和那套制度剝奪了萬歷皇帝的自由，所以，也就變相地剝奪了他們生前的平安和死后的安定。
歷史的因果關系，恰恰是歷史的關鍵。我們如果拋開歷史這個重大的課題不談，僅僅談自己這個層面，你發現其實還是一樣的，個人的因果關系也是個人的關鍵。張先生教導皇帝滿口節儉，以至于皇帝沒有錢賞賜宮女，而他自己卻乘坐一頂32人抬著的大轎子，轎子中內分臥室及客室。這樣的言行不一、生活奢華確實讓皇帝動怒不小。所以，事情總有前因后果，看到結果順著往前走總能查出原因，不可能無緣無故就變得物是人非了，在抱怨、不解的同時，靜下心來認真找找，你總能在自己身上找到原因的。
《萬歷十五年》的讀書筆記2
近期，在同事的推薦下，我閱讀了黃仁宇先生的《萬歷十五年》，受益頗深。
此書內容豐富，涉及明代政治、經濟、社會多個方面，作者從萬歷十五年這一年的幾個事件作為中心點展開敘述，從國家政治制度、決策方式、知識分子等，層層加以剖析，將他們置身于整個歷史發展進程中進行評述，冷靜客觀地探討他們的功過是非，指出種種做法對將來的中國社會造成的影響。作者看似隨意著筆，實際上分析了晚明種種問題的癥結，即以道德代替法制，整個國家發展的問題得不到解決，明清的衰落也成為歷史的必然。
《萬歷十五年》英文版原名直譯為《1587，無關緊要的一年》。黃仁宇這樣概述“無關緊要”：“1587，是為萬歷十五年，次歲丁亥，表面上似乎是四海升平，無事可記，實際上我們的大明帝卻已經走到了它發展的盡頭。”這一結論，作者是通過一系列事件解讀出來的：皇帝的怠政、張居正的獨斷、申時行的中庸、海瑞的固執、李贄的無奈、戚繼光的自強，這些人或身敗或名裂或郁郁而終，無不作為犧牲品遭殃受害。透過一個個人物的命運，作者梳理的是大明王朝的體制和政治狀況。事實上，黃仁宇的筆觸并未局限于1587年，而是縱覽了整個明朝，乃至可以透視中國兩千多年封建王朝的政治與經濟體制，追尋其衰落的必然原因。
《萬歷十五年》的章節安排幾乎都以人物命名，萬歷皇帝屬于最高統治者，而張居正、申時行是志在改進文官系統的皇帝顧問，海瑞是倡導復興傳統道德的地方官，戚繼光是志在強軍的武官代表，李贄則是一個思想的“離經叛道”者。
顯然，人物的選擇具有典型性，把人物與制度的故事放大來看，就出現了如下圖景：萬歷皇帝獨處權威的頂峰，但更大意義上卻是皇帝制度的一種象征，受著道德治理規則的種種約束——祖宗成法、道德禮儀及文官系統的運作機理，這些約束不僅使他喪失了發揮個性創造力的機會，也剝奪了他作為一個常人的權利，所謂“專制、無能、貪婪”也可視為萬歷在自我意志屢屢受挫之后的“消極怠工”。張居正和申時行官居首輔，張居正10年新政，最終只能在文官們的道德責罵聲中草草收場。由此可見，人物的悲劇實際上是一種與制度互動過程中無所作為的悲哀，無論是萬歷皇帝，還是張居正、申時行、海瑞與戚繼光都不能以自己的行動分別使皇帝制度、文官制度（包括經濟和法律制度）及軍事制度得到改觀。
我們漸漸了解了作者的歷史觀，從小處看，1587確實是平凡的一年，然而從這小處看開去，我們將視線擴大到前后幾百年，無論政治家張居正還是申時行，軍事家戚繼光還是思想家李贄，不管他們做出怎樣的努力，明朝的衰落已經無可避免，而究其原因，則是明朝開國以來的各種制度和舉措造成的，是中國傳統的社會結構造成了整個中國近代以來的落后。這種狀態從黃仁宇對張居正新政的.評價中可見一斑：在下層行政單位間許多實際問題尚未解決以前，行政效率的增進，只會造成文官系統內部利益的糾紛，但這些實際問題不能引起技術的改進而只會被升級為道德問題加以解決，即用大而無當的抽象道德原則來掩蓋問題和恢復平衡的狀態。概言之，人物和制度的悲劇都源于一種“無法突破僵局”的悲哀。
在作者看來道德絕非萬能，我們需要技術與法律這種方式來解決一些不需要道德出面解決的問題，道德的目的應是遠大的，它是作為一個指引而非硬性的規定。如果將道德作為一種硬性的規定，則會出現兩種情況，一是缺乏變化與活力喪失發展的機遇，二是對道德的挑戰，這不僅不能使政策一以貫徹和實現，也會給社會造成動蕩與不安。黃先生以史為鑒，警示今人，這也是他站在全球的角度以宏觀的視角來審視歷史，也正如富路特先生在英文版中的序言所言：“歷史學家檢討過去的錯誤，以作為將來的警戒但同時也要忠告讀者，保全有價值的事物。”
《萬歷十五年》像一扇窗子，打開了我們的視野，他教給我們看待歷史的一種方法。黃仁宇先生在談到自己寫作的《萬歷十五年》時曾說：“不僅可把歷史看作一個鏈條，也可把它當作一個雞蛋來剖開。”透過1587年這個歷史橫斷面，我們不僅看清它的細節，更可以把握歷史的主脈；不僅可以了解它的外觀，更可發現它的深層結構。從中，我們可以看到黃仁宇倡導的“大歷史觀”的端睨。意大利史學家克羅齊說：“一切真正的歷史都是當代史”。讀《萬歷十五年》，或許能啟發我們換一個視角看問題，觀察世界，回顧歷史，透視人物，橫看成嶺側成峰，遠近高低各不同。這樣，或許會有許多真切的感受，或許有許多獨到的發現。
當前我們身處中華民族的巨大轉型時期，我們的國家和民族會越來越強大，這是我們每個人有目共睹的，也是非常值得我們驕傲的事情。我們要堅持不懈地學習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最新理論成果，不斷堅定馬克思主義信仰，不斷鞏固馬克思主義的指導地位。只有牢固樹立和踐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共同理想，樹立為追求在經濟繁榮、政治民主、精神文明、社會和諧等各方面的共同理想，才能切實履行好自己的崗位職責，才能在自己平凡的崗位實踐中積極為實現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奉獻智慧和才華。
《萬歷十五年》的讀書筆記3
前幾日在書屋看到有人批判黃仁宇，因此興起重讀《萬歷十五年》之念，這幾日讀了兩篇——《萬歷皇帝》、《首輔申時行》，一時有感，記錄下來。
一、人的陰陽
這兩篇中著重講了三個人：萬歷皇帝、張居正、申時行。張居正身為帝師、首輔，勵精圖治，整頓乾坤，在他的治理下明漸有中興氣象，對萬歷皇帝乃至整個皇室以道德標準苛責嚴求，但為推行自己政策時任用私人，排除異己，并且生活奢侈，收受阿諛賄賂。在他一手遮天之下，年少的萬歷視張居正為圣，言聽計從，但隨著萬歷的長大，張居正的逝去，皇帝逐漸看清了張居正的陰陽兩面，失望之余，張居正被抄家褫職，子孫充軍的充軍，收監的收監，而此后萬歷漸漸認請了文官的兩面性，隱居深宮，形成中國歷史上一大“奇觀”——皇帝消極怠工，十年不見大臣。繼任的首輔申時行也十分清楚地看到了文官的私欲與理想，企圖“實事求是”地做到“不肖者猶知忌憚，而賢者有所依歸”，而“蘊藉不立崖異”，調和陰陽，結果卻是心力憔瘁，無功而退。
其實每個人都會有陰陽兩面，只是有人不愿審視內心，不肯承認內心中的“陰”，而借“陽”來苛責他人，而苛責他人的結果一方面可能會給社會群體帶來一定的益處，因而也給人以正義之感，而另一方面卻也在滿足著自己的私欲。很多時候，他也知道自己的私欲，但不愿也沒有勇氣去承認，并且竭力借正義之名掩蓋著私欲，因而在用道德管制和指責別人的時候顯得理直氣壯。另一種人要顯得真誠得多，他們也有私欲，但對自己有著道德的標準，當私欲不自覺地流露出來，被人指責時，沒有勇氣去承認，下意識地為自己尋找理由，自己欺騙著自己，為了自己的形象，竭力為自己辯護，并且也竭力讓自己符合理想的道德形象，慢慢地也就確信自己就是沒有私欲的道德堅守者（這種人就像被萬歷認為“訕君詁直”的鄒元標）。
兩種人都不敢正視自己，當然真誠地嚴格地審視自己內心是很難的，不是每一個人都是魯迅、盧梭。
前者有些可憐，乃至可鄙。后者可敬，但迷失自己，并苦不堪言。
二、申時行的委屈
萬歷皇帝因喜歡三子常洛，而想立其為太子，但因廢長立幼遭到眾大臣的反對，無奈之余，只得宣布一年后考慮此事，但后又節外生枝，拒絕立儲。眾大臣聯名上奏請萬歷收回成命。這一大規模的抗議引起龍心赫然震怒。
申時行當時在病中，內閣大學士的聯名上呈請，由二輔許國執筆，但這份奏章仍由申時行領銜。當其得知皇帝的反應后，立即上一份揭貼，說明內閣的聯名奏章雖然列上他的名字，事先卻未與聞。皇帝回批感謝申先生對他的忠愛之忱。但這揭貼被二輔許國截獲，內容也因此在文官中傳遍。
于是申時行遭到嚴厲的彈劾，說他“遁其詞以賣友，秘其語以誤君。陽附群眾請立之議，陰緩其事以為內交之計。”萬歷皇帝一開始處罰了這個上奏者，但后繼者如火如荼，不可遏止，一個接著一個遞上了參劾申時行的本章。申時行無法抵御這些道德上的控訴，他的威信已經掃地以盡，他除了辭職以外再無無他可供選擇。
從那些文官的思考角度來講，申時行確實存在的道德的問題。
但，換一個角度來思考，申時行可有委屈？我們來揣測一下申時行的行為的動機。
我們以那些文官的話為真實的，申時行事先知道他們的聯名上奏，并同意了領銜簽名。我們可否作這樣的猜測，他確實認為那些文官的意見是對的，萬歷應該盡快立儲，所以有以上行為。但當他知道皇帝的態度后意識到這事的嚴重性，可能會帶來朝廷大批官員的裁撤。大家知道皇帝震怒的后果的。而且由于他們的聯名上奏，任何官員的勸諫都不會獲得皇帝的信任，因為他已經把他們都視為敵人。要能進行有效的勸阻，必須勸阻者是皇帝信服的人。而申時行是最佳人選。因為他是皇帝的蒙師，即使他身為首輔，也規劃著皇帝的就讀和經筵。皇帝總是稱他為“先生”，而不是“卿”，而且每個月都有欽賜禮物給他。萬歷皇帝還打算授予申時行以太師這文官的最高的職銜，只是申時行辭不領銜而已。這樣如果申時行能跳出事外，作為旁觀者對萬歷勸諫，消除萬歷心中的怒火，減緩聯名上奏帶來的皇帝的反彈，那對朝廷的安定無疑是很有益的。
我們知道，在一個人暴怒的時候，另一方固執己見，以強硬的態度對抗到底，其結果往往是火上加油。同樣申時行如果站在同僚一邊，和皇帝對抗，那么孤立無援的皇帝很有可能更加憤慨，進而一意孤行，以強硬的手段實現自己的意圖。到那時，朝廷就可能一片混亂，皇帝的任性和暴戾有無數的史實可以證明。
后來的結果證明了這一點，那個首先發難的官員被降級外調，進而又加重處罰被削職為民，二輔許國也“回籍調養”。立儲之事也僵持著。這樣的結果大概是首輔申時行的無奈辭職多多少少使得皇帝有些泄氣，所以才只懲治的首犯，不然皇帝在怒火沖天時任性帶來的后果不會如此簡單了事。
但申時行的妥協沒有得到同僚的理解，在道德的批判下他只能辭職，雖然萬歷也曾挽留。因為他的威信已掃地以盡，無法作為首輔領導百官了。
申時行一番苦心卻得如此結果，其心中之苦又有幾人能知？
《萬歷十五年》的讀書筆記4
教師節這天，（3）班的同學送了這本《萬歷十五年》給我。在表示感謝之余，也不禁啞然失笑。看來《明朝那些事》不僅影響了我，還影響了他們。
《明朝那些事》用七本書完整記錄了整個明朝歷史，而《萬歷十五年》只是選擇了歷年十五年，即1587年，帝國發生的一些重大事情，如張居正的死亡，戚繼光被貶等，這些事情極大地影響、甚至決定了帝國未來的走勢。當然這些史實，在《明朝那些事》中均有記載，而且“當年明月”更是將其講得繪聲繪色，引人入勝。
因此，《萬歷十五年》這本書并沒有引起我太多的興趣，基本上都是上廁所的時候斷斷續續看完的。
拋開人物、故事不談，只談一些對于明朝的文官集團的認識。關于這一點，在我以前的博文《明朝那些事》也有涉及到，不過當時只是簡單地表達而己。因此，我準備在這篇讀后感中，盡可能地展開關于這一點的討論。
萬歷多年不理朝政，與只關注練丹的嘉靖皇帝相比，有過之而無不及。除了極少數的大事，比如戰爭，除了極少數的人，比如當時的首輔申行時，能夠見到皇帝本人之外，其他的時間，那個龍椅是看不到人的。他己經很早就廢除了早朝，大的奏章也常常是有去無回，甚至大臣的請辭也是杳無音訊。因此，人們理所當然地認為，正是因為萬歷驕奢淫侈才最終導致了后來的宦官專權、民不聊生。這種解讀非常符合我們一般人對歷史的理解。但是如果究其原因，就會發現，這一切的出現跟我們正史所歌頌的文官集團有著莫大的關聯。
萬歷剛上任時，還是一個非常有抱負的有為青年。比如，定期出席各種名目眾多的繁文縟節的禮儀活動，甚至從皇宮步行至天壇求雨等。總的來說，前一階段的萬歷還是非常符合圣明君主的要求的。那么，是什么讓一個希望有所作為的青年變成了不理朝政的人呢？
答案就是當時的文官集團。
當時的帝國己經形成了成熟穩固的文官集團，如果說皇帝是名義上的最高統治者，那么，文官集團就是實際的權力操控者。這些文官深受“圣人”教導，并對這些信念堅定不移，希望以此來影響皇帝、改造社會。因此，縱觀明朝整個歷史，無論是精力充沛的朱元璋，還是有為的朱棣，或是碌碌無為的，讓我記不住名字的皇帝，都是在與文官集團的搏弈中度過一生的。換而言之，文官集團決不是對皇帝唯唯諾諾，言聽計從的無用之輩，即使在很多情況下，皇帝可以動用最高權力，對違背他的意志的文官進行懲罰，但是對于作為一個整體的集團，皇帝很多時候卻是感覺無能為力的。
其中，最典型的就是立太子一事。萬歷本想立鄭貴妃之子為太子，但這一決定遭到文官集團的強烈反對。理由是自古以來，太子都是立長不立幼。于是，圍繞立太子一事，萬歷跟文官展開了斗智斗勇的較量，誰也不肯讓步。
這讓萬歷非常惱火。他自小即位，接受張居正的輔佐，絕大多數時候，他扮演的并不是皇帝的角色，而是學生的角色。該做什么，怎么做，一切由張居正來決定。比如，有一年他想跟母親重修宮殿，以表孝心，但張居正以“己經很豪華”、“圣上應體恤民心”為由拒絕；再比如，皇帝練字練得很好，就在他洋洋得意之時，張居正說，“圣上的字己經練得很好的，從今以后，應該做些國事”，一句話，皇帝的這點愛好被剝奪了。
好不容易，張居正死了。萬歷長大了，也真正地掌握了最高權力，就在他準備大干一場時，卻突然發現，他依然無法按照自己的想法來做事，文官集團總是要求他按照他們的想法來成君成圣，而不是聽從他的命令來做事。換而言之，萬歷想做一個有實權的君主，但是文官集團卻只需要一個象征性地君主。萬歷曾抗爭過，先是軟的，軟的不行，就來硬的。但是他發現，他可以很輕易地干掉一個人，但是卻干不掉這個集團。
以言官為例。在明朝，言官的地位是很高的，也是很有力量的，這些言官，輕則彈劾同為人臣的官僚，重則斥責皇帝。比如，萬歷以身體不適為由，拒絕出席早朝時，就有言官上疏，說“皇帝身體不適，但是后宮卻夜夜笙歌”，直指皇帝生活不檢點。萬歷一怒之下，當然重責了該言官，但是該言官卻因此獲得了“因直獲罪”的美名，以至于后來很多言官紛紛效仿，即使被罷、被貶，甚至被殺，卻依然阻擋不了指責皇帝的浪潮。
到最后，萬歷累了、厭倦了。他既然無力戰勝文官集團，就干脆放棄吧。于是，他開始拒絕早朝，拒絕出席各項重大的禮儀活動，拒絕接見大臣。皇帝的這一做法，當然引起了文官們的集體反彈，他們紛紛上書，直指皇帝懶散，甚至說，如果這樣下去，將會國之不國，君之不君。但是大臣的奏折即使講得字字見血，堆得比天還高，這個時候的萬歷己經懶得批一個字了，也懶得反駁，也懶得打回，任由大臣去罵去折騰，他祭出了“無為而治”的大旗！
事情就這么耗著，帝國也依然有條不紊地轉著。只是1578這一年，張居正死了，社會改革嗄然而止；申行時回老家了，內閣里缺乏了一位主持大局的人；戚繼光被罷免了，東南的倭寇又開始猖狂了。這一切，預示著大明帝國己經出現了覆滅的跡象。
《萬歷十五年》的讀書筆記5
當年《人民的*義》熱播時，高育良反復提及的《萬歷十五年》就引發了我的好奇，后來看到讀書會內很多書友推薦此書，便果斷下單。今時今日，終于有幸拜讀。
寒冷的冬日，獨坐在五樓會議室享受寧靜的讀書時光，恍然間仿佛回到了大學校園里的圖書館：手捧一本書一坐就是幾個小時。這份獨品書香的喜悅比書籍本身還讓人沉醉。
讀罷《萬歷十五年》，贊同作者的大歷史觀：中國兩千年來，以道德代替法制，至明代而極，這是一切問題的癥結。作者從萬歷皇帝、位極人臣的張居正、申時行以及一代名將戚繼光等人著筆，以萬歷執政第十五年為引子，抽絲剝繭，通過這些人物命運的變化，揭露了明朝乃至幾千年來中國的官僚體制。這個體制中，帝國真正的主人是龐大的文官集團，天子不過是國家機構運行所需要的產物。國家一項政策能否真正落地生根，全看它與所有文官的共同習慣是否相安無擾。如若有沖突，即便是皇帝，也不能“為所欲為”，比如立喜愛的幼子為皇太子。這讓我想到《滄浪之水》一書中的主人公，從小科員一路升為廳長，總以為地位越高受得約束越小，其實不然。
千百年來，這個體制的運行沒有法制作保障，靠的是道德的力量來約束，導致弊端重重。道德至高無上，但它終究代替不了法制。像讀書會的運行便是同理，有了“一月至少讀一本書”的鐵軌約束，大家讀書的效率顯然更高。對我尤為如此，雖然我有一顆瘋狂熱愛讀書的心，卻總是諸事纏身，沒有讀書的時間。今天“迫于群規”，足足抽出一下午一晚上的時間讀完了拖延一個月的書。幾十人的讀書會尚且如此，龐大的國家機構呢？道德的力量顯然遠遠不夠，期待我們的法制越來越健全。
《萬歷十五年》的讀書筆記6
其實不算認真看完，只是快速瀏覽。里面很多故事已經有所了解，因此對我來說更重要的其實是書末的“《萬歷十五年》和我的‘大’歷史觀”。說白了就是，把明朝這段歷史置于世界大背景下，然后再把時間長度拉長到數百年，如此可以看出很多在微觀上無法看到的東西。
對于當時中國的日漸衰落，以及中國目前遇到的困境，其實都可以歸結到一個問題，那就是上學時候學了無數遍的“生產關系不符合生產力的發展”。
具體點說，什么民主 自 由 文明什么的，都是建立在一種東西之上，那就是“契約精神”，也就是“法治”的基礎。這一點，有賴于商業的發展，翻過來又能促進商業的發展。這就是為什么目前國內都說“經濟改革倒逼政治改革”。某種先進的生產關系在一開始會促進生產力的發展，但到了瓶頸期，生產力的繼續發展就會受到限制，而這時，就會產生促進生產關系改革的呼聲。
黃仁宇還談到了市民階層的重要性。不知中央大力推進城鎮化的時候，有沒有這方面的考量，如果有，那真的是有壯士斷腕的勇氣。聯想到前段時間廣東發生的事件，可以看出，“契約精神”的要求在南方是高于北方的，這既是南方商業發達的結果，也反過來促進了商業的發展。
要實現富強民主自由文明，首先得把北方的游牧氣質和小農氣質去掉，除了大力提倡發展經濟外，如何改革上層管理模式也是今后面臨的一大問題。
《萬歷十五年》的讀書筆記7
對于明神宗朱翊鈞，歷來人們大多持否定態度。其實不僅如此，說起明朝的皇帝，人們都沒有好感：他們不理朝政，就像一個個敗家子，折騰著祖宗的基業。在朱家統治時期，雖然寫就了不少的輝煌，也留下了無數的罵名。魯迅先生在論及明朝時曾說：“唐室大有胡氣，明則無賴兒郎。”
但在《萬歷十五年》這本書中，黃仁宇先生則明顯地表達了他對朱翊鈞的同情與悲嘆。當然，黃先生也從他的“大歷史”觀向我們展示了萬歷皇帝的一生，以及萬歷出發，追溯封建統治的源頭，著重剖析了明朝的政治、經濟以及文化，全面給我時期的文臣武將、思想家。
在高中歷史課上，我們都接受了這樣的觀念：封建集權統治在明清空前強化，皇權至高無上。但在萬歷皇帝身上，我們似乎看到了皇權的旁落或者弱化。尤其在立儲這個問題上，萬歷皇帝前前后后奮斗了三十幾年，終也沒有實現立他最寵愛的皇三子常洵為皇太子的夢想。
我想，其實，這也是萬歷皇帝的可悲之處。封建統治從秦朝到明朝，已經有了一千五百多年的歷史，它所推崇的文官制度，這時已經完備成熟。皇帝，在這個以程朱理學為根本太子思想的國度里，已經成為一種象征貨體制。萬歷皇帝，只要努力扮演好他的這個皇帝角色，按時參加各種典禮活動，批準內閣大臣的奏議，在全體文官以及程朱理學的協調下，整個國家基本上就可以正常運轉了。皇帝，似乎已經成了禮制的象征，國家的精神領袖，倒有點類似于英國君主立憲制下的君主。但這怎么可能呢？在長達一千五百多年的封建社會里，皇帝基本上都是呼風喚雨，獨攬大權，說一不二的。
可是，在明朝，在以理學為一切工作活動的指導原則的國家里，熟悉掌握了理學的文官集團，卻逐漸壯大成熟，甚至達到了與皇權對峙的地步。萬歷皇帝想立皇三子為皇太子，朝臣竭力反對，雙方苦苦斗爭了三十幾年。最后，萬歷皇帝被迫立皇長子常洛為太子，但這是以六七位閣臣的離職，上百名大臣被降級為沉重代價的。從此以后，萬歷皇帝心灰意冷，深隱后宮，消極怠工。朝臣的奏議，他不予批準，也不加反對，就一直擱著，拖著，讓朝臣的目的也大不到。這很像小孩子的斗氣行為。但一國之君這樣做，卻是以一個國家的沒落為代價的。
其實，我們都有這樣的疑問：立誰為太子，誰為下一任皇帝，作為臣子的，和他們有多大關系，他們為什么非得擁護皇長子，甚至不惜和皇帝對著干？在以嫡以長不以賢的禮法原則下，常洵為長子，就應該為太子。萬歷皇帝立常洛為太子，就是違反禮法的行為。在以禮法為根本原則的社會里，這是關系國家根本的問題，是不能允許的，即使皇帝也得遵守。
在歷史上，神宗皇帝偏激逆反，昏庸無能。親政初始，清算張居正。他晏處深宮，聲色犬馬，荒廢政事，又大肆兼并土地，溺志于財貨。其在位期間，圍繞太子發生的'“國本之爭”，更是將朱王朝進一步推向深淵。
如此可憎之人，必有其可憐之處。在《萬歷十五年》這本書中，我們看到了萬歷皇帝如何從勤勉政事，勵精圖治，逐漸墮落退化。
朱翊鈞自幼聰慧過人，讀經史過目不忘，而且頗為早熟。九歲即位，在生母李太后以及張居正的教導下，也算是一位少年英主。張居正親自教導他，安排課程，指導讀書，選拔賢能的大臣輔導他，培養他治國安邦的本領。雖然十分嚴厲，卻也不妨礙他們建立了深厚的師生情誼。
在張居正生前，皇帝一直支持他的改革。但張居正的正直，卻得罪了不少人，觸動了守舊勢力的利益。在他死后，反對他的人開始反撲。他們紛紛上奏，要求清算張居正。隨著年齡的增長，萬歷皇帝對昔日威炳震主的張居正日益不滿，對他的嚴格管理也感到了厭倦。于是他從維護張居正，到順水推舟地開始了對張居正的清算。這也是在他樹立自己的權威，徹底擺脫張居正的影響。于是，生前忠貞不二的“元輔張先生”，變成了謀國不忠的大奸臣。雖然清算成功，但這對朱翊鈞來說，這肯定是個不小的打擊。為什么他敬愛的老師就成了亂臣賊子，曾經受過張居正提拔的人為什么反而要陷害他，這些問題也使皇帝迷茫困惑。于是，他對朝臣的反復奸詐深惡痛絕。尤其是長達三十幾年的立儲問題，慢慢磨盡了萬歷皇帝的雄心壯志，迫不得已地立長子為儲，也加劇了萬歷皇帝對朝臣的厭惡，以及對政事的熱情。在這一轉變過程中，萬歷皇帝的優柔寡斷的性格也起了不少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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