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創業者的狂熱崇拜是掩蓋衰落的癔病創業故事
未來，歷史學家回顧對硅谷創始人崇拜的歷史時，他們將會在21世紀初設立起點，而終點大概就是現在。
你可能會感到疑惑，難道我們不是正生活在一個創業的黃金時代嗎？軟件正在吞噬整個世界！互聯網正連接著我們和我們所有的東西。人工智能正在改造每一個工作場所。富有遠見的創始人領導著新興公司，正在推動這些趨勢的發展。
然而，我們查閱了大量的創業孵化器和創業公司的有關資料，得出的統計數據卻呈現出了一個截然不同的情況：雖然我們自認為現在是創業的黃金時代，但實際上，我們正處于一種長期的“創業衰退期”，這種衰退可以追溯到數十年前的美國經濟狀況。在2000年前后，這種衰退甚至蔓延到了科技等行業。一位經濟學家在9月份接受《紐約時報》采訪時表示：“創業公司自2000年以來已經出現了大幅下滑，尤其是在高科技領域。”
這或許可以從人口統計學上尋求解釋，嬰兒潮時期出生的人越來越多。也可能是因為全球貿易和中國的崛起，從而使美國的創業公司的發展受到了影響。或者從近期來看，可能與行業壟斷有關，行業巨頭利用壟斷優勢來打擊競爭對手，誠如在美國經濟體系中，重要的、能說出去的，并不是企業家精神，而是權力的`集中，無論是在科技行業還是其他行業。
無論引起創業衰退的原因是什么，但對創業公司的夸張報道與真實的經濟數據之間的脫節著實令人困惑。這就好像對創業公司及其創始人的大肆吹捧，不是為了解釋繁榮，而是為了掩蓋衰落。如今，這些言論已經開始讓人感到不舒服，創始人也正在以一種他們從未想過的方式處于槍口之下。
在我看來，這種脫節發生的原因在于：盡管創業氣氛正處于低迷期，但創始人身上卻逐漸形成了一種神秘感。早在21世紀初，剛誕生的創業公司就已經能夠推動美國科技行業的發展了。直到最近我們才意識到，這種對創業思維和實踐的認知已經成為了一種規范。但是，互聯網泡沫破滅后，財富化為灰燼，科技行業的勝利故事也失去了活力。上世紀90年代的“IPO或破產”心態已經消失殆凈。所以，科技行業中成立的新公司，比如在社交網絡、云服務和移動設備等，需要一個更好的理由去走下去，來說服投資者。
保羅格雷厄姆（PaulGraham）和杰西卡利文斯頓（essicaLivingston）給出了這些理由。格雷厄姆是一名軟件開發者，在1998年，他將自己的互聯網時代的創業公司賣給了雅虎。在2001年左右，他開始在網上撰寫文章，剛開始的時候，關注LISP編程語言的厲害之處，后來，他聯合創辦的孵化器YCombinator在2005年獲得了爆發，他開始關注創業哲學。利文斯頓采訪了幾十位創始人，并在將這些文字匯編成書，在2007年出版了《創業者》（FoundersatWork），這本書成為了創業公司的圣經。
格雷厄姆和利文斯頓提出了一系列想法，在業內流傳甚廣，并變成了潛在創業者的劇本：
團隊比產品更重要！
不要為了巨額投資放棄控制權！
“制造者”，即寫代碼和設計產品的人，比MBA或銷售人員更優秀！
這些從谷歌與Facebook等新興巨頭以及MySpace和Friendste等失敗者中提煉出來的劇本，讓年輕的創業者深信不疑。他們被告知，創始人知道最關鍵的是建立信心。引入“有效監督”（adultsupervision）的想法已經過時了，只要創始人能夠實現增長，他們就會被原諒，盡管會有許多失敗和罪惡。（但這已經不完全是現實了，就像Uber的TravisKalanick的倒下就是一個反面的例子。）
如今，科技公司正試圖應對棘手而又頑固的社會和政治問題，而且這些工作也太多了。人們對諸如“技術只是一種中立工具”或“我們是開放的平臺，不對用戶的行為負責”這樣的解釋感到不滿。我們知道，科技正在改變世界，但我們也開始懷疑，一篇標題為“在17歲時創辦了我的公司”的文章，可能無法讓人獲得足夠的工具，并很好地去改變世界。
創始人所具備的那種精神可以創造奇跡，但它也會讓人變得不深思熟慮以及傲慢。很多時候，創始人完全忽視了他們的工作所嵌入的更廣泛的社會/政治/法律/經濟背景。如果你的創業公司只是在進行小規模的市場試驗，那么這幾乎無關緊要。但是，當那些生來就對此視而不見的公司規模擴展到如Facebook和Twitter那樣時，事情就會變得一團糟。
包括美國在內的世界上的一些國家正開始提出尖銳的問題，即科技平臺是否正在削弱民主、助長無知，并催生一股新的威權主義民族主義浪潮。面對這些問題，雖然每個人都很難回答，但硅谷創始人會有著一種絕無僅有的手足無措。許多創業者在職業生涯開始時抱有著高尚的理想：言論自由、對差異的容忍、機會平等、對弱者的支持、對法律的尊重等等。他們堅定而天真地相信，他們在世界上做得很好，自己的公司成為了改變世界的手段。但他們把所有的時間都花在打造產品、籌集資金和招聘人才上，而這些理想通常都會放置在一邊。
當這些創始人發現自己在經營著一個“全球帝國”時，他們才會意識到選擇一個理想非常容易，但處理好理想與現實之間的沖突是很難的。他們不像那些畢生致力于教育、政府、哲學和宗教的人，沒有這種能力去做出決定。但是，后者這些人卻很少出現在創業公司的名單上。
隨著我們對創始人的狂熱崇拜逐漸淡去，這種情況也許會改變。我們可以用對跨學科團隊的關注來取代對創始人的狂熱崇拜。雖然這不會帶來什么光環——但可能會帶來更好的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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