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生代流動人口的生育期望及其影響因素論文
一、問題的提出
自1980年中共中央發出《關于控制人口增長問題致全體共產黨員、共青團員的公開信》后，全國上下陸續展開了一場計劃生育的保衛戰，而流動人口曾被認為是“計劃生育的死角”，被冠以“超生游擊隊”的稱號。如今30年過去了，流動人口的主體也巳從當年的傳統農民工過渡到如今的新生代農民工，即70年代末80年代初出生，于90年代學校畢業直接進入城市務工或經商的農村流動人口。與傳統流動人口相比，新生代流動人口擁有時代變遷建構的新特征，如他們具有較高的文化水平，追求個人的發展與價值，鄉村生活經歷較少，鄉土情結淡薄，以努力融入城市生活為目標等。出生成長于新時代，又流入城市接觸了先進文化，他們的生育觀念是否也有新的變化呢？正處于婚育年齡的新生代流動人口，他們的生育期望，體現了我國計劃生育政策實施30年后人們生育觀念的轉變情況。同樣作為城市和鄉村政策管理的雙重邊緣化群體的流動人口，新生代流動人口的生育期望直接影響其實際的生育狀況，關系到我國日后的人口規模與人口結構。
關于生育期望與狀況的研究，學者們歸納了不同的生育模式框架，如顧寶昌認為生育包括數量、時間和性別三個維度（顧寶昌，1992);葉文振認為生育主觀期望包括生養孩子的質量、時間、數量等三個方面（葉文振，1998);朱國宏從生育態度、性別取向、理想子女數和對子女質量的期望等四個方面來構建生育需求（朱國宏，1992);莊渝霞等更是認為生育包括數量、質量、時間、性別和動機等五個維度（莊渝霞，2008)。筆者認為生育高質量的孩子是所有夫婦的愿望，只是存在愿望強烈程度的差別，而且這種差別由于標準的不同難以統一測量。因而本文從生育目的、生育時間、生育數量、性別偏好等四個方面來探討新生代流動人口的生育期望。
二、資料來源與理論假設
1.資料來源
本文所用數據來源于中國教育部資助的課題“流動人口的婚姻家庭調查研究”所收集的調查數據。該調查采用入戶問卷調查的方式，調查對象分為全國各地的流動人口和農村未外出流動的人口兩組，共獲得流動人口數據樣本483個，農村未流動人口的數據樣本254個。生育是女性的生理功能，然而在漫長的男權社會與注重大家族香火延續的中國，生育是夫妻乃至整個家族的意愿所決定的，因而我們的研究對象為全體的新生代流動人口而非新生代流動女性。我們選取其中出生日期在1978年以后的294個流動人口樣本（新生代流動人口）為主要的分析對象，同時1978年以前出生的184個流動人口樣本(傳統流動人口）和1978年以后出生的117個未流動者樣本（新生代農村人口）為參照樣本。主要分析對象即新生代流動人口樣本的基本情況為：
(1)男女比符合總體流動人口狀況，154個男性樣本和140個女性樣本，性別比為110;(2)受教育程度高于傳統流動人口，初中以上學歷的樣本數占到總樣本數的88.8%，高于傳統流動人口的72.6%。（3)巳婚巳育者占16.2%，低于農村新生代流動人口的比例。（4)在外流動時間較長，90%以上的新生代流動人口在外流動超過5年。總之，本文的樣本數據與新生代流動人口的現實與特征基本吻合，對整體新生代流動人口具有代表性。
2.理論假設
梳理巳有關于流動人口生育期望與生育狀況的研究，我們從以下幾個方面提出研究假設：
(1)根據社會政策理論，社會政策的實施對人們的觀念與生活都會產生重要影響。我國計劃生育政策實施了近30年，特別是新生代流動人口作為計劃生育政策實施后出生與成長的一代，受“控制人口數量”、“生男生女都一樣”的國家計劃生育宣傳政策的耳濡目染。因此我們認為隨時代變遷，新生代流動人口的生育期望與傳統流動人口存在不同。
(2)流動人口流入城市，主動或被動地接受著城市文化的影響，特別是新生代流動人口，以融入城市生活為流動的目的，更是愿意主動去學習與效仿城市的文化與生活習慣，加之其較高的文化程度，有能力去完成再社會化或重新社會化。因而根據社會化理論，我們認為流動的經歷對新生代流動人口的生育期望特別是性別偏好有較大影響。
(3)根據理性行動理論，生育的成本與收益的狀況影響新生代流動人口的生育期望。新生代流動人口，較之新生代農村人口，具有較強的事業心，希望流入城市來改善生活狀況、實現自己的人生價值，生育孩子需要一定的時間成本，他們會主動推遲生育的時間。同時生養孩子需一定的物質成本，因而我們認為新生代流動人口的收入對其生育子女數量的期望具有一定影響。
(4)社會性別理論認為，人們的角色期望與行為受到社會性別意識的影響，漫長的男權社會中，雙系撫育但單系繼替（費孝通，1998)的生育傳統一直延續至今。人們也普遍形成了“兒子能傳宗接代”“女兒早晚是別人家的”生育性別意識與“多子多福”“養兒能防老”的生育觀念。新生代流動人口流入城市接觸到先進文化，受到“男女平等同工同酬”的社會性別意識的影響，因而我們認為新生代流動人口較新生代農村人口有較少的生育性別偏好，有較現代的生育目的。
本文運用SPSS16.0統計軟件對上述實證資料進行處理與分析，把新生代流動人口與傳統流動人口和新生代農村人口的生育期望進行比較，歸納新生代流動人口生育期望的特征，并根據研究假設建立回歸模型，分析新生代流動人口生育期望的影響因素。
三、新生代流動人口的生育期望
1.生育時間
生育時間即期望生育孩子的時間區間，包括期望生育的年齡和婚后年數。
據調查數據顯示，54.6%的新生代流動人口的期望生育年齡在26-30歲之間，其次為21-25歲，占43.3%，還有1.4%的新生代流動人口選擇了30歲以上為合適生育年齡。而新生代農村人口和傳統流動人口的生育期望眾數區間為21-25歲，選擇率分別為67.0%和71.6%，其次為26-30歲，選擇率為31.2%和25.2%，30歲以上的選擇率為0.9%和0.5%。可見新生代流動人口的期望生育年齡高于新生代農村人口，二者又都高于傳統流動人口。需要指出的是仍有0.7%的新生代流動人口，0.9%的新生代農村人口和2.7%的傳統流動人口期望生育年齡在20歲以下，這與我們的婚姻法規定的最低結婚年齡相違背，更不符合我國晚婚晚育的計劃生育政策要求。
從統計數據可看出，新生代流動人口期望的生育時間集中在婚后兩年內，其中認為婚后一年就生育的比例為45.0%，盡管低于傳統流動人口的50.3%，但還高于新生代農村人口的32.1%。期望婚后兩年以內生育的分別為，新生代流動人口82.5%，新生代農村人口77.1%，傳統流動人口85.2%。這說明，一方面新生代流動人口較傳統流動人口增強了晚育的觀念，另一方面也說明由于外出打工推遲了新生代流動人口的結婚年齡（風笑天，2006)，所以較新生代農村人口更期望于婚后能很快生育。
2.生育數量
生育數量即在沒有計劃生育政策限制的情況下人們期望生育的孩子數量。
新生代流動人口期望生育數量的平均值為1.74個，高于新生代農村人口的1.66個，低于傳統流動人口的1.95個。分生育期望數量來看，33.9%的新生代流動人口期望生育一個孩子，與新生代農村人口的比例相等，高于傳統流動人口的20.7%。期望生育兩個孩子的新生代流動人口為58.7%，低于新生代農村人口的65.2%和傳統流動人口的66.8%。期望生育三個孩子的新生代流動人口的比例為6.4%，高于新生代農村人口的0.9%，低于傳統流動人口的10.3%。另外還有1.1%的新生代流動人口和2.1%的傳統流動人口期望生育三個以上的孩子。總之，新生代流動人口的生育期望數量居于傳統流動人口和新生代農村人口之間，他們的生育期望數量的眾值都為兩個孩子。新生代流動人口的期望生育數量高于新生代農村人口，因為新生代流動人口流入城市后收入水平有所提高，生活質量有所改善，符合我們的收入對生育數量影響的假設。
我們進一步調查了新生代流動人口希望生養一個孩子的原因，分為經濟限制或工作時間限制的客觀原因和減輕負擔、早點致富和有利于孩子健康和教育的主觀因素，選答經濟和工作條件限制的客觀原因的新生代流動人口分別為35.3%和25.6%，而選擇主觀因素的為34.2%和71.8%，可見計劃生育巳從強制性的政策逐步內化到新生代流動人口的生育觀念中，也說明新生代流動人口更能理性的從整個家庭與孩子個人的發展來決定生育數量。
3.生育目的
生育目的，即生養孩子的動機，分為傳宗接代和養兒防老的傳統目的、提高經濟收入和帶來家庭榮譽的功利目的、增加家庭樂趣和增進夫妻感情的情感目的以及人生無憾和體現個人成功的人生價值目的。
從新生代流動人口與傳統流動人口和新生代農村人口的比較來看，首先，新生代流動人口生育的傳統目的選答率明顯低于傳統流動人口，但依然分別有41.8%和30.2%的新生代流動人口選答了傳宗接代和養兒防老，略低于新生代農村人口。其次，新生代流動人口生育的功利目的少于傳統流動人口和新生代農村人口，選答增添家庭榮譽的比例僅為19.1%，低于傳統流動人口的24.0%和新生代農村人口的32.1%。再次，新生代流動人口生育的情感目的居于傳統流動人口和新生代農村人口之間，選擇增加家庭樂趣和增進夫妻情感的比例分別為66.8%和44.5%，高于傳統流動人口的47.5%和38.8%，低于新生代農村人口的66.9%和57.1%。最后，新生代流動人口更多注重人生價值追求的生育目的，選擇人生無憾和個人成功的新生代流動人口比例分別為57.6%和8.0%，高于新生代農村人口的52.7%和3.6%，傳統流動人口的53.6%和7.1%。可見，新生代流動人口流入城市，接受了先進文化的影響，生育目的較傳統流動人口和新生代農村人口少了一些傳統與功利的因素，多了一些現代與理性的因素，他們更加注重人生價值的追求與實現，大家族維系的觀念有所減少。
單從新生代流動人口的生育目的來看，選擇最多的.是增加家庭樂趣的情感生育目的，其次為人生無憾的人生價值追求生育目的，再次為傳宗接代的傳統生育目的，最后為功利性生育目的。分性別來看，新生代流動男性的傳統生育目的取向明顯高于新生代流動女性，分別有54.4%和37.8%的男性選擇了傳宗接代和養兒防老的生育目的，而女性相對應的比例為28.1%和21.8%，相對應的新生代流動女性的情感生育目的取向和人生價值追求目的取向則高于男性，超過70%的新生代流動女性選擇了情感生育目的，近60%選擇了人生價值實現的生育目的。這與傳統的社會性別意識定軌與社會性別刻板印象有關，因為“兒子延續香火”和“隨父姓”的傳統觀念在我國依然普遍流行，作為男性需擔負起傳宗接代的“使命”，流動男性人口也不例外。
4.性別偏好
性別偏好，指人們期望生男還是生女,是人們對生育孩子性別的一種愿望和需求（陳勝利、張世琨，2003)。
據調查統計，對于生育孩子的性別期望，新生代流動人口、新生代農村人口以及傳統流動人口三個群體具有相似的趨勢。首先，如果只生一個孩子，新生代人口選擇最多的都是無所謂，分別占到47.5%和49.5%，其次為男孩，占37.4%和34.6%，選擇女孩的占到15.1%和15.9%。而傳統流動人口中有49.4%選擇了男孩，39.2%選擇了無所謂，11.4%選擇了女孩。這說明，新生代人口性別偏好的意識比傳統流動人口有減弱趨勢，但依然存在較大的男性偏好。其次，如果生兩個孩子，三個群體都有超過90%的人選擇了一男一女，選擇兩男或兩女的比例也基本相等。最后，如果允許生多個孩子的話，三個群體都有超過90%的人口選擇生育一個男孩一個女孩，只有近10%的傳統流動人口期望生兩個男孩，新生代人口的比例則不超過2%。可見，我國傳統的“兒女雙全”“一女一子為好”的生育觀念依然深入人心。總之，以“一對夫婦只生一個孩子”為主要內容的計劃生育政策在長期貫徹實施的過程中，巳經開始逐漸改變人們的生育觀念（風笑天，2004)。隨時間的遷移和時代的變化，新生代流動人口較傳統流動人口的生育期望確實發生了變化，生育目的多了現代與理性的因素，推后了期望生育時間，期望生育數量降低，性別偏好減弱。同時，流動的經歷也使新生代流動人口的生育期望區別于新生代農村人口，與新生代農村人口相比，新生代流動人口的生育目的更加注重人生價值的追求與實現，期望生育年齡有所提高。但需要指出的是，新生代流動人口的期望生育數量較新生代農村人口多，可見與同代相比，流動人口群體的計劃生育工作依然有較大挑戰。
四、新生代流動人口生育期望的影響因素
生育期望作為生育觀念的反映，受到個人經歷與社會文化的影響，根據研究假設，我們選取個人背景（包括性別、年齡、受教育年限）、婚育狀況（包括是否結婚和是否生育）以及流動經歷（流動地區數、流動時長和工作收入）作為自變量，生育期望的各因素作為因變量，分別建立回歸模型，解釋新生代流動人口生育期望的影響因素。其中，生育數量與生育時間為連續變量，我們建立多元回歸模型（見表1)，而生育目的和性別偏好為二分變量，我們建立logistic回歸模型（見表2)。
1.生育時間
我們分別以期望的生育年齡和期望生育的婚后年數作為因變量建立回歸模型，從整體來看，兩個模型的F檢驗值都具有統計顯著性，模型設計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對預期生育年齡具有顯著影響的因素包括年齡、受教育年限、是否生育、流動地區數、流動時長以及工作收入。年齡越大、受教育年限越長、流動地區數越多、流動時間越長、工作收入越高的新生代流動人口期望的生育年齡越大，這與我們的假設相同。巳生育的較未生育的新生代流動人口期望生育年齡較小，這可能與巳生育夫婦希望孩子早點長大的愿望有關。對于期望生育的婚后年數來看，女性、受教育時間較長比男性、受教育時間較短的更愿意晚點生育，而己生育的、流動地區數較多的新生代流動人口更傾向于婚后能早點生育，這與我門前面所提到的流動對青年擇偶與婚姻造成一定障礙，婚齡推遲，因而希望婚后能及早生育的原因相同。
2.生育數量
我們以在無政策約束下的期望生育孩子的數量為因變量建立回歸模型，從整個模型來看，F檢驗具有統計學的顯著意義，整個模型整體上較為合理。從具體變量來看，性別、受教育年限、是否結婚以及是否生育對新生代流動人口的期望生育數量都具有顯著影響。男性比女性有較多的生育數量期望，這一方面和男性不需懷胎與生育的生理功能有關，一方面也說明男權社會中“多子多福”的傳統生育觀念在男性心中較女性嚴重。受教育年限越多期望生育數量越少，說明文化程度越高的新生代流動人口，能更合理的安排人生歷程與家庭事務，生育觀念也更理性。巳結婚、巳生育的新生代流動人口期望的生育數量減少，可見婚后與生育后的物質、時間、情感、教育等家庭成本投入的增多，使新生代流動人口對孩子需求的期望降低。
3.生育目的
我們選取了具有代表性的傳宗接代的傳統取向目的和人生無憾的人生價值追求目的兩個方面建立模型。從總體來看，模型的正確預測率都達到了50%以上，分模型來看，均有變量對其有影響顯著。其中，性別和流動時長對傳宗接代和人生無憾的生育目的都有顯著影響，另外受教育年限、是否結婚、流動地區數對傳宗接代的傳統生育目的影響顯著，而年齡、是否生育和工作收入則對人生無憾的人生價值追求生育目的影響顯著。可見，男性更容易以傳宗接代為生育目的，女性則多以人生價值追求為生育目的，這是“男性繼替”的傳宗接代觀念影響的結果。年齡越大以及收入越多則越注重人生價值的追求，受教育年限越長則越看輕傳宗接代的生育意識，己婚的新生代流動人口更容易以傳宗接代為生育目的，巳育的新生代流動人口則減輕了對人生無憾的生育目的的看重，這可以用邊際效用遞減原理來解釋，巳經生育的人對生育的價值的期望就有所降低。流動地區數越多，流動時間越長，越容易以傳宗接代為生育的目的，說明在外流動的新生代流動人口，依然擺脫不了大家族觀念的影響，期望事業有成得到城市認可的同時，也希望能傳宗接代為父母和家族在鄉村得到榮耀。而收入越多越注重人生價值的生育目的可以用需要層次理論來解釋，物質需求得到滿足后人們將會提出更高層次的價值實現的需求。
4.性別偏好
我們以生育一孩的性別期望為因變量建立模型，從模型來看，性別偏好的整體模型達到60.9%的正確預測率，其中性別、年齡、受教育年限、是否生育以及流動地區數都對新生代流動人口的生育性別期望有顯著影響。男性較女性有更大的男孩偏好，年齡越小、受教育年限越長則越不容易有生育期望的性別偏好，說明年紀較輕、文化程度較高的新生代流動人口，具有較強的性別平等意識。巳生育的新生代流動人口，因為孩子年齡都較小，并沒有感受到社會上成人的社會性別問題，因而對生育的性別偏好并沒有太大的感觸與期望。流動地區數越多，說明流動經歷較豐富，接觸到的性別文化越廣泛，性別意識越弱，因而對生育的性別偏好也越少。
總之，在新生代流動人口生育期望的6個解釋模型中，性別的影響作用最大，除了預期生育年齡外，它對其余五個被解釋變量的影響都有顯著性，這是中國傳統的社會性別意識及對男女不同的角色期望的反映，男性要“擔負”傳宗接代、延續香火的責任，最好早生、多生、生男孩，這樣才能得到長輩和鄰里的認可。其次為受教育程度，對生育數量、生育時間以及性別偏好都影響顯著，受教育年限越長，越傾向于少生、晚生且較少性別偏好。再次，生育經歷也對期望的生育數量、生育時間以及性別偏好都有一定影響。巳生育的新生代流動人口，希望能少生、早生、生男生女都一樣，這是生育后對家庭特別是女性工作、生活、物質等各方面影響后的期望選擇。最后，流動地區數、流動時長、工作收入等流動經歷確實對新生代流動人口的生育期望產生影響，再一次驗證了我們再社會化理論的假設。
五、結論與建議
文章利用收集的實證調查資料，提出新生代流動人口生育期望的理論假設，運用定量統計的方法，從期望生育數量、生育時間、生育目的、性別偏好等4個方面對新生代流動人口的生育期望現狀進行了描述分析，指出了新生代流動人口與傳統流動人口以及新生代農村人口生育期望的異同。以生育期望的四個方面為因變量分別建立回歸模型，解釋個人背景、婚育狀況以及流動經歷對新生代流動人口生育期望的影響。可以看出，新生代流動人口的生育期望與傳統流動人口相比，確實發生了很大變遷，生育期望更加符合我國計劃生育的要求，與新生代農村人口相比，新生代流動人口的生育觀念與生育期望也更具現代性與合理性，但新生代流動人口較農村人口較高的期望生育數量仍然值得我們注意。
要進一步改善新生代流動人口的生育期望，使其更加合理、更加符合政策要求，我們應從以下幾方面著手，第一，社會應大力提倡性別平等意識，建構性別平等文化，轉變新生代流動人口特別是新生代流動男性“傳宗接代”的生育觀念。同時，應逐步改變刻板的隨夫居的婚姻模式及隨父姓的繼替模式，改變人們生育是為了“延續香火”的傳統觀念，對招贅婚姻的新生代流動人口實施相應的獎勵政策，進一步提倡男女平等的社會性別意識。第二，流入城市應注重新生代流動人口的文化教育，加大先進文化的宣傳，擴大新生代流動人口的知識領域，提高新生代流動人口的文化程度，使“多子多福”的傳統生育觀念的影響作用逐步減小直至消失。第三，流出的農村地區也應進一步加大先進文化與計劃生育政策的宣傳，使新生代流動人口的父母及長輩能理解與支持他們少生、晚生、無性別偏好的生育觀念與生育行為，而不給新生代流動人口造成生育壓力。總之，新生代流動人口生育期望的進一步改善需要社會、流入城市以及流出農村的共同努力，提倡社會性別平等，加大先進文化宣傳，改變傳統生育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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