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學專業畢業論文范文

　　經濟學專業畢業論文范文(一)

　　摘要:近代中國農村勞動工資問題的研究,是認識農業生產方式,因而更深刻地認識近代中國土地問題的一個極為重要的環節。本文在搜集整理大量相關經濟史料的基礎上,著重分析了近代中國農村工資的形態和數量、農業工人工資指數變化以及城鄉工資水平差距等問題,揭示了近代中國農村工資水平的基本狀況。

　　關鍵詞:近代中國;農村工資;指數

　　許多中國農村經濟學者,對于農業勞動問題的研究,往往比較忽視。他們以為中國農村問題的核心是土地問題,不是勞動問題;可是他們并不知道,勞動問題的研究,是認識農業生產方式,因而更深刻地認識土地問題的一個極重要的關鍵。

　　一般說來,勞動力的商品化,即工資勞動者的廣泛利用,是資本主義生產的一個最重要的標志。在農業中間,工資勞動者的利用,也是發展資本主義生產的一個必要條件。不過農業生產由于它技術上的特性,尤其因為受土地私有制度的束縛,所以農業勞動的構成,往往保存下列幾種特點:第一,農業中間因為小經營的廣泛存在,所以家族勞動往往占有很顯著的地位,甚至在數量方面壓倒雇傭勞動。第二,農業中間存在許多季節工人,他們一面出賣勞力,一面自己經營農業;這就是農業中所特有的半無產者。第三,農業中的許多雇傭工人,往往受土地或債務的束縛,他們的出雇多少帶有一點強制性質,因而成為半封建的雇役勞動。

　　在近代中國農村,因為農業生產的落后,上面所說幾種特點自然更加顯著。僅從數量方面來說,晚清、特別是民國時期,全國雇農的數量及其在農戶中的比重,究竟有多大,可謂人言人殊,沒有一個權威性定論。1927年譚平山在《中國農民經濟狀況》一文中估計農業雇傭勞動者占農業人口的6.86%,1931年由李育文所譯、北平村治月刊社出版的日本學者田中忠夫的專著《國民教命與農村問題》推論全國雇農人數占農村人口的?16.23%?。當代學者劉克祥“根據各項調查材料綜合估計”,20世紀二三十年代“全國雇農人數約占農業總人口的10%,戶數占全國農戶的11%”??[1]?。雖然這些雇農的數量和比重不算多,但是它們包括了相當于十分之一的中國農民,是近代中國農村中一支不容忽視的勞動者群體。雇農的工資水平變化直接影響農村雇傭勞動者生活水平的變化,所以對農村工資水平的研究也是一個相當重要的課題。

　　一、 工資的形態和數量

　　中國農村中的雇傭勞動多少帶有—點封建意味,這從工資的形態和數量上面也能表示出來。農業由于技術上的特性,需要較大量的季節勞動,因此農業中的雇傭工人,一般可以分為年工,季工,月工,日工等等。根據民國時期中山文化教育館的調查,各省農業雇傭工人最高工資的平均數字如下表:

　　日工和年工的每日平均工資收入相差很遠,首先是由于上列日工工資乃是農忙時的工資,這時勞動異常緊張,而且受雇時期又很短促;不比年工包括農閑時間、生活又比日工較有保障。其次是由于這些年工一般帶著很濃厚的奴隸色彩;日工比較起來自由一點(因為上引數字全是最高工資,所以這種日工大多不是半封建的負債勞役),然而就連這種獲得最高工資的自由勞動,他們所得工資一般還是低于城市中的產業工人。例如1929年上海各業工人每日的平均工資計有七角一分,就連工資比較小的棉紗工業也有五角五分;這已高于農忙時的日工工資,比較年工工資更要高出幾倍。從這個對比上面,我們可以看出中國雇農如何過著比城市工人更慘淡的生活。

　　農業雇傭工人的落后,并不到此為止。在中國農村中間,除掉貨幣工資之外,還存在著各式各樣的實物工資。首先是谷物工資,這在各省都還相當流行。例如山東有種長工,是在農產中間抽出十分之一作為工資;河南山西等省流行著的“二八分租”,也可說是谷物工資的另一方式。谷物工資在短工中間更加流行:例如福建尤溪割稻一日給谷十斤作為工資。廣東從化農忙時期做工六十日,給谷二百斤。有些地方支付一部分的貨幣,一部分的谷物;例如廣西部林插秧女工,每日給米一升,另給毫洋一角。

　　其次就是用土地或是耕畜的使用權來抵償工資。例如寶山縣的“腳塞”,租田一畝,每年要替地主工作二十五天到三十天;棗陽縣的“趕工”,工作一年的代價,是租用四畝到六畝田地,和三四間的房屋。至于用人力夫換牛力這種工作報酬之低微,可用“三天人工交換一天牛工”這件事實很明顯地表示出來。

　　最后還有一種最特別的工資形態,就是用娶妻來代替工資,這在西南各省——尤其是云南都還相當梳行。例如云南的川江新平等縣,貧苦男孩從五六歲或七八歲起始受地主們的雇傭,不支工資;到二十多歲才由地主替他娶妻成家。廣西蘇城等縣,有些地主也同年青雇農訂約,工作十年或二十年后,給他一個婢女。

　　工資形態也像地租形態一樣,在這些形形色色的外殼中間,包藏著許多不同的社會性質。當然,貨幣工資是最先進的工資形態;所有資本主義性質的雇傭工人,全部采用這種方式。不過我們并不能夠反過來說:凡是支付貨幣工資的,便是資本主義性質的雇傭勞動;因為在這里面,還包含著許多半封建的負債勞役。谷物工資盛行于商品經濟比較不發達的地方;它是一種較落后的工資形態。用土地和耕畜的使用權來代替工資,大多是半封建的雇役勞動,比較谷物工資更加落后。至于娶妻工資更是一種奴隸性的勞動力式,這是最落后的工資形態,它的流行范圍遠不如前面幾種普遍。

　　工資的數量,也同工資的形態保持著一定的聯系;一般是愈落后的工資形態,勞動報酬也愈加微薄。這里我們雖然不能舉出許多統計數字來互相比較;但從上述一切,我們已經不難看出:在這許多落后的工資形態中間,包含著怎樣難以形容的悲苦生活。

　　二、農業工人工資指數及其變化

　　亞當·斯密在《國富論》中曾指出,“勞動工資的上升,不受國民財富的實際多少的影響,它是因為國民財富的不斷增長所造成的。所以,最高的勞動工資不是在最富有的國家里,而是在發展最快或者說致富最快的國家里。”斯密認為,高工資是由國民財富的增長而不是它的實際大小引起的,一個國家可能比另一個國家擁有更多的財富,但是如果這個國家長期處于停滯狀態,它的工資就不會太高,如果另一個國家的經濟在不斷地增長,那么它的工資水平也會不斷的上升。因此,根據勞動工資的變化情況,可以看出一個國家正處于一種怎樣的經濟發展狀態。如果勞動工資(實際工資)不斷上升,說明該國的經濟正處于增長階段;反之反是??[3]?。由此可知,觀察農村工資水平的變化,便可以反映農村經濟發展的真實情況,以及農村生活水平的變化。

　　反映農村中工人的工資水平變化,可以采用工資指數這一指標。工資可分為名義工資和實際工資,名義工資即農業工人依賬面記載拿到的貨幣工資的數量,而實際工資(又稱為真實工資)是名義工資以物價或以工人的生活費為標準,并與之比較而計算出來的工資。依據上述分類,工資指數也分為名義工資指數和實際工資指數。名義工資指數由于沒有考慮物價變動的影響,往往不能真實反映農業工人的生活水平變化,而實際工資指數揭示的才是農業工人的真實經濟狀況。

　　據張履鸞對江蘇武進農工工資的調查,1908年至1932年期間名義工資呈上升的趨勢,其指數由79上升為137。但如果與當地農人生活費指數比較,則是明顯下降的趨勢,指數由98.9下降為74.9(均以1910—1914年平均值為100)??[4]?。較為系統地反映全國農業工人工資指數變化的統計,是卜凱根據中國21省99個縣100個地方的調查資料所編制的中國農業工人名義工資和實際工資指數(見表2),據此我們可以觀察近代中國農業工人的工資水平變化情況。

　　如果只觀察一首一尾,在1906—1933年期間,中國農村中雇工的名義工資和實際工資都有明顯的上漲,但如果我們觀察數字系列中的大部分時間,即1907—1932年期間的變動情況就會發現,農業雇工名義工資與生活費指數,幾乎是同步上升的。亦實際工資基本上保持原狀或略有上升。

　　雖然名義工資有較為明顯的上升,但是因為近代農村物價水平也是在上升的,因此,扣除物價因素之后的真實工資水平基本沒有變化,說明這期間工資對于有雇傭勞動的農民的生活水平沒有什么影響,僅以真實工資所代表的生活水平沒有顯著的上升或下降。

　　三、工資變化的影響因素分析

　　農村雇農工資的增減,是由諸如商業性農業發展程度、農業集約化經營狀況、雇農群體的多少、商品物價水平的高低等多種因素決定的。近代中國農村仍然是以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為主,商業性農業以及農業集約化經營的發展程度較小,其對工資水平的影響不甚明顯。就后兩種因素而言,雇工供大于求,必然導致雇農工資的下降;商品物價增漲,必然導致雇農名義工資上升,但如果名義工資上升的速度小于物價上漲,真實工資則會下降。由于近代中國人口是在不斷增加的,因而雇工的供給很充足,因此雇農的工資很難有大幅度的上升;但是隨著近代物價水平的上漲,雇主又不得不提高名義工資水平,至少要提高到維持工人原有的生活水平,因此,名義工資雖然在上漲,但是扣除物價因素后的真實工資卻基本沒有大的變化。

　　四、城鄉工資水平比較分析

　　根據王玉茹先生在其著作《近代中國價格結構研究》中的分析,可知在19世紀末至20世紀初年中國近代化起步后的50年間,城鄉勞動者的名義工資都在周期性的波動中程度不同的有所提高,其中近代生產部門工人的名義工資增長幅度比較大,而傳統部門工人的名義工資增加較少。在用生活費指數加以折算后,所得到的結果是產業工人的實際工資有所增長,而手工業和農業工人的工資則增長不多或略有下降。

　　按照經濟學的原理,在一個國家的經濟近代化起步以后,國民經濟各部門由于勞動生產率增長的程度不同,其工資差距也將擴大。即近代生產部門由于勞動生產率增長較快,其工資率亦增長較快,而傳統生產部門則反是。因此,中國在這一時期近代生產部門的工資增長較快,而傳統生產部門的工資增長較慢是理所當然的。對一個能發揮二元結構優勢的.后發展國家,比如日本,其成功之處在于其近代工業部門工資增長速度較慢,與傳統部門的工資差距相對較小,中國的情況如何呢?下面我們以城市中的制造業代表近代部門工人工資水平的變動趨勢,而以農村雇工的工資水平代表傳統部門,來進一步說明二者之間的相對價格變動和對國民經濟的影響。

　　首先讓我們用數字來說明一下日本的情況。1919年以前日本農業工人與制造業工人的工資比例雖然由于經濟的繁榮和衰退不斷變化,但總的看來比例較高,約在70%~75%之間,即如果制造業工人的工資為100,農業工人的工資則為70~75。而1931年以后工資差別擴大,約在53%(1931年)至56%(1938年)之間。

　　中國農村雖然也存在大量的剩余勞動力,但卻未能發揮二元結構的優勢,近代部門工人的工資水平與農業部門工資水平的差距大于日本。據統計,20世紀30年代上海工人的月工資一般在30元左右,而郊區農村農業工人的工資每月平均只有5元(不供食)左右??[7]?。前者約為后者的6倍。另據巫寶三的調查,1933年時,全國制造業工人年平均工資為178元,而農村的勞動者平均收入只有26元,前者為后者的6.8倍??[8]?。而19世紀80年代據一些省份的統計,農業雇工的工資平均每年為12元左右,但供給飯食,如果將飯食計入工資,約為24元左右。同一時期城市和礦區的非熟練工人工資平均每年為72元左右,約為前者的3倍。造成工資差距擴大的原因,一方面是由于某些地區城市化的超前發展,那里的生存工資水平迅速上海,另一方面則由于中國農村勞動生產率的增長極為緩慢,單位面積糧食產量甚至沒有增長,當第二、第三產業和城市化程度稍有發展,就造成農產品價格與工業品相比較大幅度上漲,從而使工資成本急劇上升(農產品構成工資成本的主要部分)。農產品價格上漲的好處主要落入土地所有者手中,農業勞動主要還是家內勞動,所以農村勞動工資并未同步上升。此外,還有第三方面的原因,那就是中國的勞動力市場直至20世紀30年代尚未在全國范圍內形成,所以城市近代部門的工資上漲并不能同步帶動農村舊式生產部門工資的上漲。新墾區移民的工資水平提高也不能使移出地區農業工人的工資相應地提高�？偟那闆r是城市工人的工資水平提高較快,而農村工人的工資水平提高較慢。因此,那種以中國統一的勞動力市場已經形成,城鄉之間、各產業部門之間勞動力之間可以自由流動為基礎,用城市非熟練勞動工人的工資增長來推論農村工資也相應增長的做法是缺乏根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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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濟學專業畢業論文范文(二)

　　論文摘要：隨著我國經濟的快速發展，如何避免環境惡化有效節能減排，促進經濟良性增長，已成為政府和社會公眾日益關注的課題。本文浙江省紹興市為例，對其排污權交易制度體做了深入的分析和闡述，著重介紹了如何將排污權交易制度引入到市場運行機制中，在政府的宏觀指導和調控下，依靠行政和市場雙重動作手段，來解決日益嚴重的環境問題，以此促進排污權交易制度發展，對于我國從制度上構建節能減排長效機制具有重要的指導作用。

　　論文關鍵詞：節能減排 排污權交易 研究

　　排污權交易是控制環境污染的一種新的市場措施，在節能減排中有重要的應用價值。排污權交易是指在污染物處理總值處理可控的指標范圍內，通過市場手段的調整和運作并從法律、激層面建立有法可行的污染物排放制度。在政府和市場雙重運作機制下，將排污權利作為一種特殊的買賣商品投放到市場當中去，以此來對污染物排放進行控制，從而達到污染物排放量，達到改善和保護環境的目標。

　　一、排污權交易制度概述

　　(一)排污權交易制度的起源

　　世界上最早的排污權交易發源于美國。上個世紀的五十年代至七十年代期間是資本主義經濟發展的黃金時期，經濟飛速發展，人們生活的提高也帶來了環境的日益惡化，面對工業二氧化硫污染問題，西方資本主義國家開始考慮節能排污問題，上個世紀六十年代末期，美國經濟學家戴爾斯對此提出了著名的排污權交易理論。美國聯邦環境保護局為了解經濟發展與環境保護二者之間的矛盾問題，出臺《清潔空氣法》，《清潔空氣法》中在明確空氣質量目標時的同時也提出排污權交易的設想，并引用了“排放減少信用”概念，這是排污權交易設想第一次提出，也僅僅處于概念設想階段。從1977年開始，美國以“排放減少信用”為中心先后制定了包括：補償政策、泡泡政策、節余政策、銀行政策等在內的排污權交易計劃。1986年，美國聯邦環境保護局又擴大了政策范圍，允許排污削減量的相互轉讓和交換，這為各工廠和企業在如何進行費用最小的污染削減方面提供了巨大空間。隨后，德國、英國等西方國家也相繼效仿實行了排污權交易制度。

　　(二)排污權交易制度的主要特點

　　排污交易制度作為一項改善和保護環境的經濟手段，不僅可以將排污費用納入到企業的生產成本中，改善企業排污、控污的相關技術，還可以通過調整污染物排放的總量控制計劃來實現對排放污染物政府宏觀調控的目的，這樣，即能夠降低管理成本，又能夠有效地調和日益擴大的社會生產和有限的環境容量資源之間的矛盾。排污權交易制度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的特征：

　　一是污染治理成本小。通常情況下，排污、控污使用成本較低的企業會覺得自己進行拿出成本控制污染比購買污染物排污權要更加經濟、實惠;而排污、控污使用成本較高的企業通常會認為購買排污權比自己治理企業排污要更加節約成本，達到效果更加突出。所以，就會出現，排污、控污使用成本較低的企業主動通過市場將排污權出售給治理使用成本較高的排污、控污企業。

　　二是污染治理有效。在整體排污量控制目標不變的前提下，開展排污交易制度，可以促使排污量較大的企業通過市場運作對自身排污量進行科學、合理的優化選擇、配置，這樣，既達到了改善環境質量的整體目標的目的，還使得企業降低了自身排污量避免資源閑置、浪費。

　　三是促進經濟增長。經濟的快速增長帶來的污染源增加，環境惡化，是不可避免的現象。在國家倡導節能減排的大背景下，通過排污交易制度的市場化運行，當有新的污染源加入排污、控污管理系統時，污染企業會主動通過政府部門或者市場手段向已進入市場運作的排污企業購買允許排放量，這樣，環境質量得到了持續改善，總的排污、控污指標、污染負荷保持不變，新的排污企業則通過許可證交易得到了持續發展，促進了經濟的快速增長。

　　二、我國排污權交易制度的實施現狀

　　本文以國家節能排污試驗點浙江省紹興市為例，通過對紹興市試行排污權交易制度現狀的介紹來分析我國的排污權交易制度現狀。浙江省紹興市是沿海城市，位于浙江北部、長三角南部，經濟發達，2011年紹興市GDP已經達到3291億美元，中國企業500強有7家入主紹興，經濟高速發展的同時，該地區也出現產業結構層次較低、能耗高、污染重等弱點，這些現象嚴重制約了當地企業的健康發展。如：2009年，全市產業結構中以高能耗、重污染為主要特點的紡織、印染、化工、制革、造紙等行業逐年增強。目前，環境污染總量已接近環境容量上限，節能減排，治理環境污染已經成為阻礙紹興市經濟社會發展的主要障礙之一。2007年5月，國家環保總局和浙江省環保局決定，在紹興市探索建立排污權交易制度試點，同年8月，紹興市通過了《紹興市主要污染物排污權交易辦法(試行)》，經市政府批準成立了紹興市排污權儲備交易中心，并成功地進行了交易。經過三個多月的試運行后，同年11月，在國家環�？偩值闹С窒拢�紹興市排污權儲備交易中心正式成立。

　　(一)紹興市排污權交易制度介紹

　　一是《紹興市主要污染物排污權交易辦法(試行)》主要內容。引辦法對紹興市排污權交易制度做出明確的規定：從2007年11月1日起全市所有新建、擴建、技改項目新增主要污染物排污量都必須通過排污交易獲得。這一舉動紹興市各企業無償獲得排污許可證的歷史;同時成立專門的排污交易管理部門“紹興市排污權儲備交易中心”，并要求紹興市所屬的各縣(市)結合本地區的實際經濟發展情況成立當地的交易中心。在具體的排污交易工作開展過程中，全市所有的排污交易行為都以“排污權儲備交易中心”為基礎平臺，未經過中心認可的交易行為被視為無效。此外，紹興市環保局作為全市排污權儲備交易活動的行政監督管理部門，具有宏觀調控作用，排污權儲備交易中心由排污交易活動所取得的收入全部用于全市節能減排項目建設中。

　　二是明確排污權交易對象。在試點過程中，全市排污企業只有經過工程治理項目、結構調整減排項目等減排工作措施后所剩余的排污指標，經市環保部門專家組認定、審核后上交給市環保局并經得到確認后，才可以進入到排污權儲備交易市場同相關企業進行交易。在排污權交易過程中，所有交易活動必須嚴格遵照規定程序進行辦理;原有的無償獲取排污權的企業，當發生搬遷他地、破產、倒閉后，其排污權由市排污權儲備交易中心收回。

　　三是建立排污權儲備交易部門。針對排污交易工作落實、開展，紹興市政府專門成立“紹興市排污權儲備交易中心”，受市政府的直接監督管理，通過對企業現存的多余排污權反復清理、溝通，最終，使得全市各企業主手中多余的排污權全部存入到排污權儲備交易中心。

　　四是建立排污權分配與審核監督制度。在開展排污權交易制度前，市內各企業可以無償獲得的排污權，未經過市政府相關行政部門許可審批，不能隨意剝奪。排污、控污企業的交易行為只要符合規定，并經排污權儲備交易中心審核確認后，即可進行交易。對企業通過交易所得的排污權，環保部門將通過污染監控系統和排污、控污申報制度以及飛行監測等手段來加強監督管，以確保排污權交易行為能夠公開、公平、公正。

　　(二)紹興實行排污權交易制度分析

　　一是市場不完善，制度不健全。政府在起初剛剛開始優化配置環境容量資源時容易受到制約。由于市場不完善，排污權制度初具雛形，不成熟、不健全，而市場本身有著逐利的特點，使得一部分企業把污染物排放指標當作日后可以升值的增值產品，導致市場上出現了“一票難求”的局面。

　　二是環境容量難以量化。排污權交易制度的能夠實行的重要前提是環境容量及其價值能夠分解并通過市場再銷售，但以目前科技水平而言，具體計算和操作難度較大，富余的環境容量難以精確計算、限制了總量控制等相關制度的實施。此外，現行的政府管理體制和考核任用制度，使得一屆地方領導往往出于自身業績的政治考慮，通常會偏向政績、發展經濟而不充分考慮環境質量以及總量控制等，這樣，對于排污權許可證的申請、審核、發放、監督和管理便流于形式。

　　三、我國排污權交易制度所面臨的問題

　　(一)政策和法律制度落后

　　自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經濟已實現連續多年快速增長，但與之相適應的相關法律、法規還沒有跟上腳步。目前，在法律層面還沒有關于排污權制度方面法律、法規，屬于空白領域。所以，我國排污、控污工作上首要解決的問題是在法律上能夠建立并確認排污權交易制度，以便于它通過市場機制來運作、分配。通過紹興的排污交易制度試點開展，可知，排污權交易制度的推行是一項系統工程，推行的前提是必須要有完整的、操作性強的法律制度來支撐。在排污權交易的具體實施過程中，從項目的選定、單位審核、許可證總量的認證、交易權分配等項工作，都涉及到大量的立法工作來給予支持。

　　(二)排污權交易市場不規范

　　目前，在我國的經濟中，鄉鎮企業占了很大的比重，鄉鎮企業有著“數量多、規模小、分布散”的特點，它們所造成的工業排放污染占全國工業污染物排放的50%以上。這決定著我國排污權交易制度在基礎信息、環境監測、具體執行等方面操作比較困難。此外，出于市場競爭的考慮，存有剩余排污量指標的企業不肯拿到市場上進行出售;一些地區出于地方性保護的想法，明令禁止把排污權指標轉讓給其它地區等。

　　(三)總量控制同經濟增長之間的矛盾

　　一是排污總量的合理確定需要以先進的科學技術支撐為基礎，必須有先進的技術作保證，但我國在這項排污、控污領域的技術研究尚處于起步階段。二是我國經濟的快速增長，決定著排污總量控制與粗放型經濟增長的矛盾不可避免。當前的各地方政府的主要業績核指標仍以GDP為主，這就導致地方政府片面追求粗放型經濟，而不注重環保節能，造成了粗放型經理經濟增長與排污、控污總量控制的之間尖銳矛盾。

　　四、我國排污交易制度的出路

　　通過前文對浙江省紹興市的排污交易制度的分析和闡述，筆者認為，排污交易制度有著很大的市場空間和政策活力，對節能減排作用非常明顯。只要政府部門能夠重視發揮排污交易制度，按需所求，制定切合實際排污交易政策，我國的節能減排工作一定會有大的起色：

　　(一)建立和健全排污權的法規制度

　　首先，我國出臺和完善環境政策的基本經驗是先選代表性的幾個點試點、再局部示范、最后全范圍推廣。2007年以來，政府先后在浙江省的嘉興、紹興等地試點排污權交易制度，重點加強了太湖流域COD交易平臺建設和電力行業二氧化硫排污權有償使用和排污交易試點工作。其次，加強排污交易機制的法制建設，是我國政府嘗試運行排污權交易等環境政策改革的根本性基礎，結合市場實際，逐步實現排污交易全程的規范化和法制化。最后，在修訂《環境保護法》和《水污染防治法》、《大氣污染防治法》等相關法律規定時，應對有償取得排污權和排污交易給予明確的法律地位。

　　(二)建立有效的監管制度

　　排污權就是法權，就是制度，建立有效的監管制度是排污交易機制運行的根本性保障。一方面必須監督管控排污、控污企業在日常工作中是否遵守、執行排污交易制度;另一方面必須以行政手段規范交易市場秩序，降低交易成本;排污交易市場如果沒有有序的市場秩序，有效的執法監管，排污交易制度將成為一紙空文。所以，必須嚴格把關交易權許可和審批，加大監督檢查力度和行政處罰制裁措施。

　　(三)加強技術支撐體系建設

　　目前，在具體實施排污權交易政策的過程中尚有許多技術性難題沒有解決，這些問題直接影響大眾對政策的認可，政策執行的有效性和公平性，因此，政府部門應加快排污技術課題的研發力度，為排污交易制度的有效推行提供關鍵性的技術支持。

　　(四)初次分配公平合理

　　因為我的排污交易制度還處超始階段，所以，企業排污權的初次分配是在政府主導下進行的。排污權的初次分配能否公平將直接影響交易活動的正常運行。政府相關部門應出臺相關的政策明確市場中企業排污權的“產、權、責”的劃分，明確國家環保部門是排污交易市場的行政部門，具有確定排污目標總量和初次分配責任，科學、合理的確定排污權交易制度的條件、程序和時限要求。

　　(五)加強污染源監測、監管體系

　　公平、有效的推行排污權交易制度，必須使各類污染物排放處在有效的監控管理范圍內。所以，應加強環保監督部門的監測和監管能力，如：擴大監測范圍;保證對各類污染物排放的有效監控;搭建排污、控污信息數據網絡平臺等，建立企業污染物排放臺帳制度，通過上述各種有效的管理制度、技術手段來保證企業污染物的排放處在有效的監測、監控范圍內。

　　(六)完善排污權交易市場，優化環境資源配置

　　首先，完善排污權交易二級市場，明確市場政策的主要對象和作用范圍是優化市場機制配置環境容量的關鍵所在。對于新加入企業，可以允許通常政府或者二級市場中獲得排污指標，在交易價格設計上，應以政府宏觀調控下的市場機制為主，防止出現交易壟斷。對配額的交易進行跟蹤監管，特別對跨區交易，避免因排污密集造成的污染局部地區集中排放現象。其次，排污權的轉讓必須經過當地環保部門提出申請后才能納入環評審批管理程序。這樣，通過嚴格的審批管理和立法手段，有效地遏制如：排污權非法轉讓;蓄意囤積、擾亂市場價格等行為，通過這些措施確保排污權在二級市場上能夠正常交易，實現真正激活排污交易市場。

　　五、結語

　　綜上所述，我國排污權交易制度仍面臨著許多政策、管理制度和技術上的難題。政府有關部門應當抓住我國經濟轉型的機遇，結合現有試點經驗和國外經驗，循序漸進，由點到面進行實踐，建設符合我國情實際的排污權交易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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