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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望拐角上的希望之花
去省里開殘代會，同行的代表中有位和我一樣有聽力障礙的女子。當肢殘人代表主動跟我們交流的時候，我的弱點便暴露了——他們語速太快，口型也不是我熟悉的那類標準普通話口型，我木訥地坐在那里，根本接不上話。而她，卻仍應對從容，交談顯得輕松愉快。
我問她怎么能看懂那么多不同的口型?她笑著搖搖頭：“我不需要看口型，他們說話，我聽得很清楚。”說著，她用手撥開右耳后的長發，一段黑色導線連著一塊硬幣大小的導體正固定在她耳廓后面。原來，她植入了電子耳蝸。
見我感興趣，她慢慢地給我講了她的康復故事。
她一歲多就因注射抗生素導致雙耳失聰，之后，她配上助聽器。但是隨著成長，聽力開始不明原因地日漸下降，到了12歲，佩戴最大功率的助聽器，都沒法聽見了。束手無策的父親只好帶她去北京尋找康復的機會。
大夫如實告訴了他們植入電子耳蝸的利弊：如果手術成功，患者聽力將大幅提高，接近正常。但安裝電子耳蝸不僅費用昂貴，并且風險較大，萬一失敗，可能聽力狀況比手術前還糟。
沒人敢保證手術是百分之百成功，一旦手術失敗，不僅給家庭帶來巨大的經濟壓力，并且孩子原有的一點點聽力也消失殆盡。很多家長考慮到孩子尚有微弱的殘存聽力，不敢冒那個險，猶豫再三，最終放棄了手術。唯有她的父親頂著巨大的壓力，簽下了手術協議。
手術那天，她的父親用筆在紙上寫了一段話：“孩子，大夫給你打一針，你就睡吧，睡醒了，就能聽到爸爸的聲音了。”“真的嗎?”她睜大了眼睛盯著父親。看到父親和站在一旁的大夫都肯定地沖她點點頭，她高興極了。
醒來后，睜眼就看到爸爸紅腫著眼，正焦急地看著她。見她醒了，父親連連叫著她的小名，她驚喜地答應著——她實在太高興了，爸爸沒騙她，果真是睡了一覺后，就聽到了爸爸的聲音。
靠著植入耳內的電子耳蝸，她像常人一樣順利地考上了大學，找到了一份滿意的工作。她說自己很幸運，當時她的聽力在同去咨詢手術的那些孩子當中是最差的，父親冒險選擇給她做耳蝸植入術也是萬不得已的決定——反正她的耳朵幾乎聽不見了，都已經是最壞的狀況了，還能壞到哪兒去?
她的話，令我感慨。是啊，如果她還有殘存的聽力，她的父親可能就下不了那么大的決心了，她的命運，可能也像我們這些中、重度的聽障人一樣，至今掙扎在難以與人正常溝通的苦惱中。
還有一位親友，幾年前在一家企業做文員。單位效益很差，但那是有編制的正式工作。只是工資太低了，他也一度考慮過辭職，卻又舍不得，怕再也找不到這么輕松體面的工作，更怕以后成了社會上的“自由人”，失去最起碼的生活保障。妻子一直沒有正式工作，孩子還在上中學，他要是再沒工作，這個家還怎么過呢?
但是，仿佛越怕什么，越易發生什么。單位改制，他們那個部門被公司精減下來，拿到一筆工齡買斷金后，他成了沒有單位的自由人。那一刻，他覺得天都塌了，再沒有比這更糟的事了。他把自己關在屋里喝了兩天悶酒后，決定豁出去了——用那筆買斷金購進了一些器材，憑著他多年前在車間做電工的經驗，做起了代銷五金器材和埋線、走線的生意。
沒想到，不到半年，他就收回了成本，生意好的時候，一天的收入能超過他當年在單位一個月的工資。盡管他比以前忙累多了，沒了節假日，但物質和精神生活卻比以前豐裕得多。現在，他和妻子正商量準備把房子換成大的，再買一輛私家車。
閑聊時，他說：“有些成功，真不敢想象……如果沒有那次減員風波，我也不敢破釜沉舟地開始創業。”我樂了：“不逼你一把，你就不會知道你原來可以這么優秀。”
人生，或許就是這么富有戲劇性。當我們陷入最糟糕的狀況時，肯定會生出傷感、煩惱、無助等灰色情緒，但是，理智地接受窘迫，積極行動起來，可能正是這個負極點，逼著你不得不改變思維和習慣，從一個嶄新的開端出發，找到“柳暗花明又一村”的喜悅，找到另一種你之前不敢想象的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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