增長、發展與社會進步的新路美文
時光1。
究竟是什么為我們來帶了如此巨大的社會變革呢？是資本的積累還是科技的發展？雖然經濟學家們，比如熊彼特（Schumpeter: 1943），確認了變革的主要動力來自于科技發展，但直到1957年，羅伯特索洛（Robert Solow: 1957）才提出了量化資本積累和科技發展相對重要性的模型。資本存量的提高最多能帶來三分之一的人均產量提高，其余的增長主要則來自于各種各樣的科技發展和技術革新2。
后續文獻質疑了這個數量分析可能并沒有其設想得那么穩健，一部分原因是關鍵的投入變量（資本、人力資本）比起初意識到的更難度量，問題也更多；還有一部分原因是模型中設定了總體生產函數規模的回報率和完全競爭下的回報率都是一個固定值，這個設定有待商榷3。變量間的互相影響也使得分析經濟增長原因的工作變得十分困難，比如，新機器（新投資）會被用來實施新技術4，兩個變量之間本身就具有糾纏的因果關系。誠然，毫無疑問的是，生產力的大幅提高、技術的進步以及“學習把事情做得更好”都在提升生產力方面發揮了很關鍵的作用。我們認為，這些才是最重要的原因5。
不僅學習（創新）的進程是提高生活水平的重要決定因素，而且幾乎可以部分肯定的是，這個進程本身就是內生的。科技進步的速度隨時間和國家不同而呈現不同的態勢，也許我們不能解釋在其中起作用的所有變量，但至少可以肯定的是，政府政策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學習不但受到經濟環境、社會環境和經濟結構的影響，也受到政府和私人對研究和教育投資的影響。行業之間、企業之間、甚至企業內部各部門之間的生產率提高存在高度的相關性，這意味著，也許，可能有一些因素（環境因素，公共投資），對整個社會存在系統性的影響，或者，每個學習者/創新者之間都存在著溢出效應。然而，國家和企業之間巨大而持續的差異（從微觀經濟層面來說，最好的、平均水平的和最差水平間的巨大差異）卻表明，知識并不會在國家和企業間平滑流轉。
以上這些都凸顯了：經濟政策的重要目標之一，就是制定能夠促進學習和學習溢出效應的經濟策略和經濟結構。創建一個學習型的社會，才能夠在更高層面上提高整體社會生活水平，而不僅僅是短暫地一次性提高經濟效率，或者靠犧牲今天的消費來提升資本率6。
這一點對于發展中國家來說尤為重要。發展中國家和發達國家的人均國民收入水平差異主要來自于知識水平的差異。制定將經濟和社會轉型為“學習型社會”的政策，將有助于發展中國家縮小這一知識水平差異，并帶來顯著的收入提升7。發展，意味著學習如何去學習（見Stiglitz: 1987c）。
為簡單起見，索洛在關于經濟增長的開創性文獻（Solow: 1956）的模型中，將科技發展率設定為固定和外生的變量，獨立于企業決策存在。這篇文章并未能解釋提高生活水平最重要的原因，因而也并未能解釋該如何制定經濟政策以提高生活水平。1957年，索洛跟進了一篇文章，指出他1956年文章里主要關注的資本積累相對而言并不重要，真正重要的因素反倒是1956年文章里被簡單設定為給定的技術進步率。毫無意外，在索洛的開創性工作之后，從60年代一直延續到80年代8，涌現了一大批試圖“內生化”科技發展的論文9。
其中，最優秀的文章都試圖把對宏觀問題的研究建立在微觀層面上分析。到目前為止，已經有很多從微觀經濟層面研究科技發展的文章了10，但是很多這類文章的研究成果都沒有被納入宏觀經濟增長模型。與微觀經濟模型不同的是，宏觀經濟增長模型通常過份簡化，完全不考慮不同行業間創新速度的差異、科技發展的多種不同形式，以及科技發展形式與替代政策之間的關系。為了解決內生增長帶來的復雜性，以及推導長期穩定增長的挑戰性，許多文章都采取了非常非常特別的參數化方法。有些文章發現，當創新是內生變量時，市場不太有可能是完全競爭的狀態，但是，市場結構與創新的相互作用關系并非討論的核心點。熊彼特設想過的那種競爭狀態是真實存在的嗎？有些文章的假設幾乎已經預見到了結論：如果我們假設交易能夠促進學習（比直接促進相應的國內生產更為有效），那么貿易壁壘就會對經濟發展產生負作用。但是我們證明了，關于創新過程的備擇假設（我們認為更可信）表明，一定程度的貿易限制是需要的。
如果現代經濟的成就來自于創新和學習的這個觀點是正確的，那么理解學習和創新過程，以及了解政策會如何影響這個進程將會成為經濟分析的核心11。我們可以認為，一個經濟體的“創新系統”廣義上來說，從基礎研究（通常由政府資助，偶爾也會由政府支持的壟斷巨頭資助，如貝爾實驗室，并且由研究型大學和政府背景的科研機構生產）到應用研究，有時候是在基礎理論上有所發展，其他時候則是改進和發展了“現有的技術”。理論需要被傳播并付諸實踐：大部分生產效率的提升來自于企業間彼此的學習，或者通過生產實踐進行技術的改進。我們應當更多地關注這種學習是如何產生的。
肯尼斯·阿羅是一位研究“學習過程”的先驅人物，在其2篇分別探討研究與開發，以及“從實踐中學習”的論文里（Kenneth arrow: 1962a, 1962b），他分析了促進和阻礙學習過程的因素，研究學習過程對一般市場激勵一些可能的反應，以及學習過程與宏觀微觀經濟環境的關系。他呼吁關注這樣一個事實：盡管有些知識是審慎分配資源投入研究與開發的產物，很多技術進步卻是生產或投資的副產品而已。
與傳統經濟相比，現代經濟的一個進步在于對學習過程的改進，也就是說，人們會學習如何去學習。真正能顯著提高學習能力的，并不是某一項重大的科技成就，而是一連串有組織的改進創新。
后續學者的研究結果正與上述結論一致。諾德豪斯發現（Nordhaus: 1969a, 1969b），科技進步主要來自于生產過程中持續不斷的小微改進積累，而不是一次性重大科技成就，盡管某些改進，甚或許多微小的改進，很可能來自于重大科技成就，或與之有千絲萬縷的.聯系。比如說，計算機化和電氣化都是人類歷史上的重要科技成就，但是，它們對社會的改變實際上來自于其帶來的許許多多微觀層面小改進的累積12。正因為如此，資本積累和“學習”之間的界限并不清晰：新理論的發現和新研究的實施通常來自于新的投資13。如果投資的節奏決定了學習的進程，我們當然就無法清楚地區分哪部分生產率的提高來自于資本積累，哪部分來自于科技進步了，因為兩者本身就糾纏不清。
在現代經濟增長理論中占有核心地位的高度聚合模型遺漏了另外一個關鍵點：在標準范式下，除非市場失靈（消除這些市場失靈是大部分的經濟學家的動力所在），企業的實際生產值常常被假定位于生產可能性曲線（按照傳統經濟學的術語）之上。在這個標準模型中，生產率的提高來源于生產可能性曲線的外移，這一提高可能來自更多人力資本或生產資料資本的累計，也可能是來自更多研究和開發的累計。大部分文獻本質上將知識看作是另一種形式的資本，即 “知識資本”，而忽略了它與其他資本相比獨特的屬性，這個將成為我們后面章節，尤其是第五章，的討論重點。在現實中，大部分企業的實際產量都低于他們的生產可能性曲線。“最優生產實踐”和“平均生產實踐”之間存在很大的差異，在不同的國家中，這些差異也盡相同。至少在一段時間內，縮短這些差異的努力本身就為社會生產率的提高提供了重要的動力。對于一個典型的企業而言，即使它縮短了今天與昨天的差距，馬上又會有新差距出現，因此，大部分企業是處于永遠都在“追趕”最優生產實踐的狀態。
最成功的經濟體不但能大幅推進生產可能性邊界的外移，而且可以盡量縮小“平均”和“最優”實踐之間的差異。學習越多，知識向外的擴散也就越多。正是這些不斷累積的學習的成就為那些成功的經濟體帶來了生活水平的持續攀升。
簡言之，西方國家從1800年左右起開始向“學習型社會”的轉型，亞洲諸國近年來也開始了這一進程。向“學習型社會”轉型的進程對人類福祉的影響要遠遠大于改善資源配置效率或資源累積帶來的效果。如此一來，理解如何創建學習型社會應該成為經濟學家和其他社會學家關注的重點。與弄清如何增加資源積累或減少短期資源配置無效相比，成功建立學習型社會將對提高長期生活水平產生更加深遠的影響。
本書將嘗試闡述一個簡單的理論框架，幫助讀者理解一些影響經濟發展速度的關鍵因素——該框架將充分拆解，以便我們針對不同的產業研究相應的產業政策，并保持對經濟整體發展率決定因素的關注。
我們主要關注兩個基本問題：市場自身能否達到有效的學習和創新水平，能否產生有效的學習和創新模式？如果不能，最優的政府干預應該是什么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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