予民以惠，長線釣魚
荀子從個人榮辱的角度闡述了兩種治國之道，指出“先義而后利者榮，先利而后義者辱。”（《荀子?榮辱》）“見利思義”也叫“見得思義”或“義然后缺。
“見利思義”和“義然后缺是孔子在《論語?憲問》篇中提出的；“見得思義”則是孔子在《論語?季氏》篇中提出的。這些都是說人在判斷事物和行為準則上應以“義”即道德價值作為惟一的取舍標準。根據“見利思義”的觀點，儒商在企業經營活動中，“利”是要追求的，錢是要賺的，而“君子言義不言利”的傳統思想是必須拋棄的。但是賺錢必須以“義”為取舍標準。何謂義？“義者，宜也。”《禮記?中庸》）“行而宜之之謂義”。（韓愈《原道》）這里所謂“義”，除了傳統儒家從道德層次上大力提倡職業道德，力求做到賺錢不“缺德”外，還必須注入以法治企業的新觀念，從法律層次上大力提高守法意識，力求做到賺錢不“違法”。
只要在不缺德、不違法的前提下，就可以光明正大地講掙錢，理直氣壯地賺大錢。根據“見利思義”原則，即要求經營者必須遵守國家政策法令，不能搞邪門歪道，進行走私活動、偷稅漏稅、貪污盜竊、侵吞公款、販賣毒品、拐賣兒童等犯罪行為。要求國家和個人只能創立與發展對社會和人類有益的企業，任何不利于社會發展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企業和產品都不應創立與發展。同時，要求商人在經營中只能賺取合法合理的利潤，不能以假冒偽劣產品去搞不正當競爭或以違法行為來獲取利潤。這就為現代儒商指出了一條正確的價值取向，賦予儒商以崇高的道德價值。
捐善款的義舉固然是出自商人的仁義之心，但這一義舉的又一客觀效果則是為商人樹立了良好的形象，樹立了一塊無價的金字招牌。
李嘉誠在商場上成功了，但他并沒有捂緊自己的錢袋，而是捐贈大量財物來興義舉，做善事。李嘉誠慷慨解囊、善舉義行在家鄉廣為流傳，樹起一座心碑。尤令人稱道的是，他淡泊功名，保持低調。他不同意以他的名字為潮安、潮州兩醫院命名，甚至不愿意參加剪彩儀式。
1991年7月12日早晨，李嘉誠邊用早餐，邊聽廣播，驚悉中國華東地區發生百年未遇的特大水災。他立即在第一時間通知新華社香港分社，以四大公司名義捐出5000萬港元賑災，同時倡議全港市民掀起救災熱潮。數日后，汕頭遭遇強臺風災害，李嘉誠又以個人名義捐500萬港元給汕頭市政府。李嘉誠的善行義舉顯示了其崇高的人格和品德。但誰又能否定，李嘉誠的高尚形象沒有給他的商業事業帶來效益？
道理很簡單，做生意誰不想找一個人品人格高尚、信譽卓著的商人作伙伴?誰愿意與奸商交朋友呢？從商業角度看，李嘉誠的善舉是他在商業活動中的無形資產。從某種意義上說，這個無形資產要比有形資產更昂貴、更具價值。
予民以惠，長線釣魚
在當今競爭激烈的商海中，企業要樹立良好的社會公眾形象，就必須“予民以惠”，如此，生產則興旺，才能在惠民中實現自己賺錢的長遠目的。《韓非子》一書中講述了一國的`國君要通過各種手段樹立國家形象，包括“惠民”、“節財”、“選賢”，其中有一則精彩的故事，就是“齊景公問政與惠民便民”。
韓非子強調，“惠民”是當時的基本國策。只有惠民，才能取得民心，才能鞏固其統治地位。因此，國家應該經常保持惠民的形象，使百姓有基本的保障。在當今競爭激烈的社會里，企業要樹立良好的社會公眾形象，就必須“予民以惠”，如此，才會生意興旺。在惠民中既實現了自己賺錢的目的，也可以確立良好的企業形象。
孔子同樣也提出了以惠養民的思想。孔子的政治主張是“以民為本”，在社會實踐中，如何堅持和實施“以民為本”，孔子提出了五條具體原則，即“五德”：恭、寬、信、敏、惠。五德最終概括起來，可以落實到最后一點，即“惠”。以惠養民，這是五德之精髓所在。它充分體現了孔子強烈的社會責任感和關心人民大眾疾苦的仁愛精神。
無論是韓非子的“予民以惠”還是孔子的“以惠養民”，在今天都可以用“顧客至上”來表述，甚至也可用產業報國、民族昌盛為己任來解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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