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鄉土中國》有感常用（15篇）
讀完某一作品后，相信大家都積累了屬于自己的讀書感悟，記錄下來很重要哦，一起來寫一篇讀后感吧。到底應如何寫讀后感呢？下面是小編精心整理的讀《鄉土中國》有感，希望對大家有所幫助。
讀《鄉土中國》有感1
地緣是從商業里發展出來的社會關系。血緣是身份社會的基礎，而地緣卻是契約社會的基礎。契約是指陌生人中所作的約定。在訂定契約時，各人有選擇的自由，在契約進行中，一方面有信用，一方面有法律。法律需要一個同意的權力去支持。契約的完成是權利義務的清算，須要精密的計算，確當的單位，可靠的媒介。在這里是冷靜的考慮，不是感情，于是理性支配著人們的活動——這一切是現代社會的特性，也正是鄉土社會所缺的。
在“從欲望到需要”這一篇章里，費孝通先生說到“在鄉土社會人可以靠欲望去行事，而在現代社會中欲望并不能作為人們的行為的指導了，發生‘需要’，因之有‘計劃’”。他認為人的計劃是不自覺的，欲望產生了“要”，為了滿足“要”，人的行為就由欲望控制了，當人的.行為變成自覺的，那就是需要了，這也是社會進步的標志。費孝通先生說：“從欲望到需要是社會變遷中一個很重要的里程碑。”擺脫封建統治才百余年的我們，依舊與土地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在如今的城市生活中，我們依然能看到在城市人西裝革履之下隱藏的鄉土氣息，如“熟人社會”，“長幼有序”等，當今的中國，依然是一個有著濃重“鄉土”痕跡的中國。鄉土社會和儒家思想是緊密的聯系在一起的，我們不能忽視儒家思想對中國幾千年來的深刻影響，正因為此，中國鄉土社會的完全解體或許還要經歷一個相當漫長的過程。
讀《鄉土中國》有感2
費老先生的《鄉土中國》在中國社會學上的地位是不容忽視的。要了解日本文化很多人會去讀本尼迪克特的《菊與刀》，而要了解中國傳統的鄉土社會則離不開這本《鄉土中國》。《鄉土中國》是費老在上個世紀40年代后期，根據他于西南聯大和云南大學所講的“鄉村社會學”課內容整理出來的書，37年后的1984年由三聯書店重刊。主要依據當時鄉土社會的人際生存現狀、社會結構、交往方式等，運用定性研究的方法完成。該書中的鄉土中國，其實并不是具體的中國社會的素描，而是包含在具體的中國基層傳統社會里的一種特具的體系，支配著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通過理解中國鄉土社會的各種元素，再看三十年改革開放之后的中國，可以發現費老的很多說法如今仍然擁有極強的現實意義。
文中開篇就指明了鄉土社會中最主要、也是最重要的基本特征，鄉土性，這也是整篇文章的基礎。正是在鄉土性的基礎之上，作者延伸開來得出了很多結論。鄉村社會的鄉土性導致了不流動性，從而產生了一系列鄉土社會的特性：禮俗社會，文字的相對不重要性，差序格局，無訟無政，家族的基本結構，血緣社會等等。整篇文章是一種橫向思維的視野，將鄉土社會不同部分的不同特性以此剖析。
我比較感興趣的是費老筆下的鄉土社會差序格局，他認為中國傳統社會中的格局不是一捆一捆扎清楚的柴，而是好像把一塊石頭丟在水面上所發生的一圈圈推出去的波紋。每個人都是他社會影響所推出去的圈子的中心，而這個圈子具有伸縮能力，往往根據自己的需要能放就放，能伸能縮。這是自我主義產生的源泉，也是中國小農意識、自私自利產生的另一種詮釋方式。中國人在國際友人眼中永遠頂著“自私”的帽子，沒有集體、國家意識，永遠想著自己及小家的利益。因此他們只掃自家房前雪，他們為一己之利損害大家的利益，他們目光短促、心胸狹隘，他們不顧天下蒼生只顧自己安樂。
這讓我想起了魯迅筆下的看客，這些看客在魯迅作品中都以群像出現，是一批生活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中的落后的群眾，居處在偏僻、閉塞、愚昧、落后的中國鄉村，長期以來的封建意識的毒化和侵蝕，已積淀在他們的精神骨髓中，并在他們思想、心理、性格、言行中自然而非自覺地表現出來，于是他們愚昧、麻木、無聊、庸俗，于是他們集中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國民的劣根性，以及我們民族精神中的嚴重痼疾甚至于人類某些弱點，即安于命運，麻木順從，既受人愚弄，又愚弄他人的性格特征。
不僅以前的文人在批判國民的劣根性，當下也有很多人在反思。昨天和同學看完了姜文的《讓子彈飛》，這是一部很多人期待已久的影片。姜文一改以前懷舊、緩慢、意識流的風格，在這部新片中注入了很多反諷、黑色幽默的東西，使得商業大片的背后也有很多讓人反思的東西。其中之一，就是國民愚昧自私的劣根性。費老先生在開篇就意識到，已經有一種和鄉土基層不完全相同的社會逐漸產生，在這里可以稱之為城市社會。如今中國城市化進程發展的如火如荼，鄉土社會確實在逐漸土崩瓦解。可盡管如此，鄉土社會中的很多特性卻殘留了下來，并在城市化中畸形發展，這使得中國社會轉型過程中無論是統治者還是基層民眾都面臨了很多困惑。最近“黃山門”事件愈演愈烈，復旦大學面臨著嚴重的公關危機。事情可能不像網絡輿論中所說的這么簡單，但歸根結底，廣大網民還是在指責國民自私自利的劣根性。值得注意的是，這些在費老先生筆下屬于鄉土社會的特性，在中國一流大學的學子們(所謂的知識階層)身上出現。中國經濟的崛起大家有目共睹，于是很多人開始稱中國為“大國”，但大國絕對不能只是經濟上的騰飛(中國在這方面也還需要繼續努力)，國家軟實力、國民文化素質也是很重要的一塊。大國就應該有大國的風范和氣派，而如今中國依舊充斥著小農意識和小市民意識，整個給人的感覺就是，一鄉下人進城穿了套西裝，腳下卻依舊是雙解放鞋，顯得不倫不類。
《鄉土中國》后半部分主要剖析了皇權、官僚、紳士的關系。皇權擁有至上的權力，是天下的擁有者;官僚并非天子的家門，并不和皇上分享政權，他們不過是臣仆、是行政機構;而紳士是退任的官員或官員的親戚，他們沒有權力但是有勢力，他們在官僚機構的庇佑下虎虎生威。紳士是士，官僚是大夫。士大夫聯成了中國傳統社會結構中一個重要的層次，就是到現在還是如此。只不過名稱有變而已，“士”變成了政府官員，“紳士”則變成了“官二代們”。官二代文化或許是具有中國特色的，以人情、禮俗而非法治為基礎的傳統也為官二代文化提供了滋生的.溫床。這幾年公務員考試異常火爆，這是個很值得人們反思的現象。首先參加公務員考試人員的心態已經發生了變化。沒有多少人是真正秉著為人民服務，做人民的好公仆的目的從政的，大多數的人是為了混一口飯吃，為了在得到官僚體制的特殊庇佑。當然每個人都是要生存的，有一定程度上追求物質無可厚非。但官員是特殊的職位，他有一定的權威，在一定程度上是整個社會進步的間接領導者。當一個社會上的官員都沒有了責任心而淪為物質的奴隸時，這個世界是可怕的。其次，相比公務員固定的收入外，大家更加看重整個官僚體制的庇護作用。這是社會另一種形式的淪落。如今官員與官員之間已經形成了一個龐大的相互保護的體系，各種有需求保護自己的勢力都在向官員靠攏，商人表現的尤其明顯。于是出現了，出現了。
讀《鄉土中國》有感3
《鄉土中國 生育制度》是根據抗戰時期費孝通先生在西南聯大和云南大學所講的“鄉村社會學”一課的內容，應當時《世紀評論》之約，而寫成的分期連篇文章。費孝通先生的教授方式也相對開放，從所提出的概念大膽而樸素到探索的方式多是以討論展開，這種先進的教學模式也可以促進新的'學術領域的開拓。本書的內容也主要回答了“作為中國基層社會的鄉土社會究竟是個什么樣的社會”的問題。
費孝通作為中國社會學和人類學的奠基人之一，其著作通過引用馬林諾夫斯基等國際知名社會學家的論述結合中國社會的實際情況，由淺及里的的展開，書中學術性與趣味性并重，雖然成書于上世紀，但書中理論卻能廣為當今社會學習借鑒。
“社會團體在日常生活合作中養成了團結的力量，總是會發生一種要求繼續生存的趨勢。家庭既是最基本的合作團體，這種趨勢必然是很強的”這段之后關于“三角的團結”的論述讀后豁然開朗，人社會的迭代是組成社會的三角結構的迭代，蠶繭的妙喻也是恰如其分，破裂是為了重生摻雜著一定的哲學意味在其中。“維持社會的完整最基本的一個條件，就是要有足夠數目的人口來擔負分工結構所規定的各種工作。“我說在人類中非得有活著的別人才能有活著的自己。”“人類有死才需要生。”等論述正如作者書中所說看似不合于常理，深究其中正是社會完整蘊含的深刻規律。
讀《鄉土中國》有感4
讀了費先生的《鄉土中國》，我深有感觸。一方面，我的童年和學生時代幾乎都是在鄉土或者類似于鄉土的環境中度過的，因此我就是一個地道的鄉土中人；另一方面，這本書寫于20世紀40年代末，到現在已有60多年的時間跨度了，而這60年來，中國取得了輝煌的成就，中國社會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中國的鄉土現在怎么樣了？中國是不是還是一個鄉土中國？費先生的鄉土理論是不是還適應現在的中國？這些問題都讓我充滿了興趣。
在我看來，本書開頭應該是注重寫中國的鄉土，后面多轉化為寫鄉土的中國。中國的鄉土自有其特點，而中國也的確帶有濃濃的鄉土味。直到現在，這種味道也還處處可聞。
中國現在的鄉土狀況如何呢？我沒有做過有用的調查，不敢妄語。官方的說法是人民生活水平不斷提高，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步伐加快。這未免有失精細，我姑且以我的家鄉為例吧，這情況對于我來說還是比較熟悉的，平時在村里，最有感觸的便是孩子少了，減了不少熱鬧。村中的老人過世的也多了。讓人不好意思的是許多村里的小孩竟也叫不上名來，不少新媳婦也不認識了，真有一點物是人非的感覺。每天早晨都有幼兒園的車來，上初、高中的孩子也經常不回家，更別說大學生了，這就讓長老權利的施行大打折扣。有一次，我們村長讓我抄一份關于家庭收入的文件，其中確有十之二三的家庭以外出務工為主要的收入來源，成為農民工。以上所述也應該是大多數中國農村普遍存在的狀況了，這當然與費先生所在的那個年代的鄉村不同了，然而雖然有這么多的變化，土地依然是村民最主要的生產資料，對于每一個鄉土中人來說，土地是親切的，在此基礎上產生的人與人之間的關系也是密切的，所以鄉土本色畢竟是維持住了。
說道文字下鄉，其實是知識下鄉，費先生說只有等到鄉土性的`基層變化了，文字才能下鄉。而今的社會變遷如此之大，以至于包括我在內的農村孩子都出來找知識了，同時，知識也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在鄉下傳播開來，手段多樣化、快捷化，容量巨大以至于超出了村民的接受能力。比如有線電視的普及，當孩子們不在家的時候，大人們只看本省的幾個常看的節目。
當我們把視線從鄉下轉移到整個中國社會，我們便會發現這的確是一個鄉土的中國，費先生提到兩個概念——團體格局和差序格局，談到西方人的團體意識和他們那象征著團體的神，著重討論了中國社會的鄉土特性。我自己的看法是中國和西方在那個年代并沒有在一個水平線上。中國還是一個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而西方卻早已步入資本主義社會，早先以放牧為主的歐洲人進入資本主義文明，而后劇烈的社會變革徹底確立了團體格局，而中國一直已農經濟為主，受儒家“克己復禮為仁”的封建思想影響數千年，在物質上的自己自足決定了意識上的自私，一味克己，埋頭為自己的修養和前途而獨自寒窗，閉門造車，懸梁刺股也須自己動手，很少有合作而取得的成果。孟子曰：“夫物之不齊，物之情也。”這句話道出了差異的客觀存在性。克己的發展會導致差異，費先生的圈子理論可謂恰當，每個人周圍都會形成一個圈子而不管你情愿不情愿，這大大小小的圈子以一個“己”為中心，這讓我想到“找熟人”這個詞。大大小小的圈子就像一個個勢力范圍，有其眾多的依附者，而圈子也難免重疊，于是人與人之間的關系就不可避免的復雜化，而這重疊區也是最繁忙的一處了。就拿我在開學時經歷的申請貸款事件為例吧，許多事情是要排隊來辦的，但排不了多久就眼看著沒有必要了，幾個裝模作樣的人和那些有模有樣的工作人員寒暄幾句，工作的嚴肅立刻就蕩然無存了，他們要辦事也就成了。這真是誰的關系網大，誰才可以捕上魚。其它人沒有這種所謂的關系，又沒有隊可排，幾次來都無功而返，怨怒不已。但也只能站在教育局門口沒有目的地等，這也確實好笑，算得上是一種奇觀了。也有一種現象是一個人突然失勢，他的圈子遽然縮小，和別的圈子的聯系斷裂或者被圈進了其他更大的圈子，至于一段時間后沒人理他，這也顯得很正常了，這也許便是中國為什么經常有人抱怨世態炎涼的原因了吧。
隨后費先生在家族和男女有別這兩章里提到了兩種文化模式——阿波羅式和浮士德式。根據我的理解，前者的文化特質是確定，而后者是運動，從于主流文化的應該是后者，但我卻贊成前者的一些觀點，像“宇宙的安排有一個完整的秩序。”雖然概念上的無知給了我很大的麻煩，但我始終是堅持一種觀點的，即我認為未來首先是確定的，其次是可預測的。我認為時間和空間是“相對”的，物質及其運動真實存在，并創造了一切，時間和空間只是為了方便描述而定義出來的，是無所謂有無的。物質的運動是可知的，盡管這有很大的困難，但當這一合理真實存在時，未來就已經確定了。打個簡單的比方，當你扔出一個蘋果時，在那出手的一瞬，有初速度和拋射角，所以還沒等蘋果落地，你已經可以計算出它落在哪里了。同理，如果知道所有物質的運動狀態，未來就可預知了。回過頭來才知道扯很遠了，然而也的確很有趣。我是同意費先生的許多觀點的，中國家庭的一貫的單子的差序格局傳統隔斷了夫婦之間橫向的聯系，從母系社會到父系社會，勞動量和所勞動的重要性規定了勞動者的地位，男性日益占主導地位，男尊女卑的觀念根深蒂固。這兩個因素結合起來也就男女有別了。
和諧社會今年來是主流的理念。在文化方面，這首先需要道德與法律的和諧，恩威并重才能不失方寸。類似于費先生的人治與法治，法律是現代社會的一個重要標志，發揮著無可替代的作用，但鄉土的中國的許多很好的傳統也同樣不可忽視，費先生說有時人治可以取得不治而治的效果，這對于法治來講是很理想的，也值得我們借鑒。而兩者的和諧的確也是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重要條件。
我也對費先生的“無訟”觀點深有體會，隨著社會的發展和法律知識的普及，“打官司”這一名詞在鄉下很受爭議。我這兒剛好有三次親身的經歷可以很好的說明這一現象。大約在五六年以前，我家發生一次意外事故，和村里的另一家有關，但當時雙方都沒有考慮訴諸法律，最終在村里幾個有威望的老人的協調下私了，而我們兩家至今也還都和氣。另一件發生在大約二三年前，和我的一個親戚有關，他們兩家由于在采石場上的利益而發生爭執，后果很嚴重，反復協調不得私了。最后爭到法庭，我因一次偶然的機會去看了。我們方是有理的，在道德上有利于我們，但這種有利在法律上卻不能保持，于是雙方爭吵很激烈，這方“說理”，另一方“道法”，以至于法官不得不幾次暫停審理。最后的一件事發生在我們村上，是今年暑假時的，雙方發生了一點小事，但第二天就有一方收到了警察的罰款，互為鄰居的兩家從此形同陌路。無論是巧合還是必然，總是有這么一個趨勢的，無訟的狀況正在悄然改變，這正如費先生預料的那樣：只有在社會秩序和思想觀念上進行一番改革，法治秩序才能建立，而如今這種改革很大程度上已成事實，這個過渡也就理所應當了。
四個權力的觀點給我了很大啟示，在封建社會的鄉村只有默許的長老權利，推行的是一種無為政治，而我學過的知識說這種政治是一種殘酷剝削的政治，我認為這其實是同樣的意思，長老權利的極端發展造就了封建社會，從家長制到君主制，從父子到君臣。社會上開始形成兩大對立階級，與其說是地主剝削農民，還不如說是農民適應了這種被剝削。長老權利的惡行膨脹得到遏制，封建社會也就成為過去了。
讀到血緣與地緣這幾張章，我更加明白了三峽工程的所有問題中為什么移民最難，鄉土人安土重遷啊，誰愿意在異地長久地做客人，幾世幾代被人說成是外鄉人。另外以一個感觸是一句“錢上往來不要牽涉親戚”，仔細想來，我們村陸續開的幾個小賣部還真大多是所謂的“外鄉人”辦的。但講到學生聚餐等事上大多實行AA制，因為面子總是得用經濟條件去撐，這一過程是痛苦的，我是聽到很多人的抱怨的，所以理智開始糾正感情上的“錯誤”，這也是社會的一個大轉變，這一理性方向上的轉變同時也體現在生活態度和生活方式等方面上，變化是巨大的，以至于費先生的預測幾乎是事實了。名實的分離到處都是，要營養不要味覺，需要規范了欲望，但不否認的是傳統依然發揮著重要的作用，這樣一個鄉土性的社會依然將長期保持她的人情味。這一套鄉土理論也就顯得極其重要，將對中國社會的改革發展極富指導意義。
讀完這本書，我發現在重刊序言和后記中有一句同樣的話：這算不得是定稿，也不能說是完稿，只是一種嘗試的記錄罷了。這句話的確很到位，理論創新永遠不會有完稿，甚至不會有定稿，人的一生應當有不斷探索的精神。費老這種孜孜不倦的理論創新精神和求質求真、舍生忘死的實踐探索精神也深深打動了我，他那謙虛、認真、務實、敢于向未知領域進軍的學術精神也教育了我，于是我想借費老的話結尾：這不算是完稿，也不能算是定稿，只是一種嘗試的記錄罷了。
讀《鄉土中國》有感5
從土里長出過光榮的歷史，自然也會受到土的束縛，現在很有些飛不上天的樣子。 農業和游牧或工業不同，它是直接取資于土地的。游牧的人可以逐水草而居，飄忽無定;做工業的人可以擇地而居，遷移無礙;而種地的人卻搬不動地，長在土里的莊稼行動不得，侍候莊稼的老農也因之像是半身插入了土里，土氣是因為不流動而發生的。
不流動是從人和空間的關系上說的，從人和人在空間的排列關系上說就是孤立和隔膜。孤立和隔膜并不是以個人為單位的，而是以住在一處的集團為單位的。
“我們大家是熟人，打個招呼就是了，還用得著多說么?”——這類的話已經成了我們現代社會的阻礙。現代社會是個陌生人組成的社會，各人不知道各人的底細，所以得講個明白;還要怕口說無憑，畫個押，簽個字。這樣才發生法律。在鄉土社會中法律是無從發生的。“這不是見外了么?”鄉土社會里從熟悉得到信任。這信任并非沒有根據的，其實最可靠也沒有了，因為這是規矩。西洋的商人到現在還時常說中國人的信用是天生的。類于神話的故事真多：說是某人接到了大批磁器，還是他祖父在中國時訂的貨，一文不要地交了來，還說著許多不能及早寄出的抱歉話。——鄉土社會的信用并不是對契約的重視，而是發生于對一種行為的規矩熟悉到不假思索時的可靠性。 “愚”如果是智力的不足或缺陷，識字不識字并非愚不愚的標準。智力是學習的能力。如果一個人沒有機會學習，不論他有沒有學習的能力還是學不到什么的。我們是不是說鄉下人不但不識字，而且識字的能力都不及人呢?
我們社交上姓名的不常上口也就表示了我們原本是在熟人中生活的，是個鄉土社會。
文字所能傳的情、達的意是不完全的。這不完全是出于“間接接觸”的原因。我們所要傳達的情意是和當時當地的外局相配合的。你用文字把當時當地的情意記了下來，如果在異時異地的圜局中去看，所會引起的反應很難盡合于當時當地的圜局中可能引起的反應。文字之成為傳情達意的工具常有這個無可補救的缺陷。于是在利用文字時，我們要講究文法，講究藝術。文法和藝術就在減少文字的“走樣”。
于是在熟人中，我們話也少了，我們“眉目傳情”，我們“指石相證”，我們拋開了比較間接的象征原料，而求更直接的會意了。所以在鄉土社會中，不但文字是多余的，連語言都并不是傳達情意的唯一象征體系。
我要辨明的是鄉土社會中的文盲，并非出于鄉下人的“愚”，而是由于鄉土社會的本質。我而且愿意進一步說，單從文字和語言的角度去批判一個社會中人和人的了解程度是不夠的，因為文字和語言，只是傳情達意的一種工具，并非唯一的工具，而且這工具本身是有缺陷的，能傳的情、能達的意是有限的。所以在提倡文字下鄉的人，必須先考慮到文字和語言的基礎，否則開幾個鄉村學校和使鄉下人多識幾個字，也許并不能使鄉下人“聰明”起來。
和人的學習不相同的是它們并不靠一套象征體系的。人固然有很多習慣，在本質上是和小白老鼠走迷宮一般的，但是他卻時常多一個象征體系幫他的忙。所謂象征體系中最重要的是“詞”。我們不斷地在學習時說著話，把具體的情境抽象成一套能普遍應用的概念，概念必然是用詞來表現的，于是我們靠著詞，使我們從特殊走上普遍，在個別情境中搭下了橋梁;又使我們從當前走到今后，在片刻情境中搭下了橋梁。從這方面看去，一個動物和時間的接觸，可以說是一條直線的，而人和時間的接觸，靠了概念，也就是詞，卻比一條直線來得復雜。他有能力閉了眼睛置身于“昔日”的情境中，人的“當前”中包含著從“過去”拔萃出來的投影，時間的選擇累積。
這樣說來，每個人的“當前”，不但包括他個人“過去”的投影，而且是整個民族的“過去”的投影。歷史對于個人并不是點綴的飾物，而是實用的、不能或缺的生活基礎。
歷世不移的結果，人不但在熟人中長大，而且在熟悉的地方上生長大。熟悉的地方可以包括極長時間的人和土的混合。祖先們在這地方混熟了，他們的經驗也必然就是子孫們所會得到的經驗。時間的悠久是從譜系上說的，從每個人可能得到的經驗說，卻是同一方式的反復重演。同一戲臺上演著同一的戲，這個班子里演員所需要記得的，也只有一套戲文。他們個別的經驗，就等于世代的經驗。經驗無需不斷累積，只需老是保存。
我記得在小學里讀書時，老師逼著我記日記，我執筆苦思，結果只寫下“同上”兩字。那是真情，天天是“晨起，上課，游戲，睡覺”，有何可記的呢?老師下令不準“同上”，小學生們只有扯謊了
在一個常常變動的環境中，我們感覺到自己記憶力不夠時，方需要這些外在的象征。從語言變到文字，也就是從用聲音來說詞，變到用繩打結，用刀刻圖，用筆寫字，是出于我們生活從定型到不定型的過程中。在都市中生活，一天到晚接觸著陌生面孔的人才需要在袋里藏著本姓名錄、通信簿。在鄉土社會中粘著相片的身份證，是毫無意義的。在一個村子里可以有一打以上的“王大哥”，絕不會因之錯認了人。 在一個每代的生活等于開映同一部影片的社會中，歷史也是多余的，有的只是“傳奇”。
在一個每代的生活等于開映同一部影片的社會中，歷史也是多余的，有的只是“傳奇”。一說到來歷就得從“開天辟地”說起;不從這開始，下文不是只有“尋常”的當前了么?都市社會里有新聞;在鄉土社會，“新聞”是希奇古怪、荒誕不經的意思。在都市社會里有名人，鄉土社會里是“人怕出名，豬怕壯”。不為人先，不為人后，做人就得循規蹈矩。這種社會用不上常態曲線，而是一個模子里印出來的一套。
我的回答是中國社會從基層上看去是鄉土性，中國的文字并不是在基層上發生。
我同時也等于說，如果中國社會鄉土性的基層發生了變化，也只有發生了變化之后，文字才能下鄉。
在鄉村工作者看來，中國鄉下佬最大的毛病是“私”。
家庭在西洋是一種界限分明的團體。如果有一位朋友寫信給你說他將要“帶了他的家庭”一起來看你，他很知道要和他一同來的是哪幾個人。在中國，這句話是含糊得很。在英美，家庭包括他和他的妻以及未成年的孩子。如果他只和他太太一起來，就不會用“家庭”。在我們中國“闔第光臨”雖則常見，但是很少人能說得出這個“第”字究竟應當包括些什么人。 提到了我們的用字，這個“家”字可以說最能伸縮自如了。“家里的”可以指自己的太太一個人;“家門”可以指伯叔侄子一大批;“自家人”可以包羅任何要拉入自己的圈子，表示親熱的人物。自家人的范圍是因時因地可伸縮的，大到數不清，真是天下可成一家。
范圍的大小也要依著中心的勢力厚薄而定。有勢力的人家的街坊可以遍及全村，窮苦人家的街坊只是比鄰的兩三家。這和我們的親屬圈子一般的。像賈家的大觀園里，可以住著姑表林黛玉、姨表薛寶釵，后來更多了，什么寶琴、岫煙，凡是拉得上親戚的，都包容得下。可是勢力一變，樹倒猢猻散，縮成一小團。到極端時，可以像蘇秦潦倒歸來，“妻不以為夫，嫂不以為叔”。中國傳統結構中的差序格局具有這種伸縮能力。在鄉下，家庭可以很小，而一到有錢的地主和官僚階層，可以大到像個小國。中國人也特別對世態炎涼有感觸，正因為這富于伸縮的社會圈子會因中心勢力的變化而大小。
孔子最注重的就是水紋波浪向外擴張的“推”字。他先承認一個己，推己及人的己，對于這己，得加以克服于禮，克己就是修身。順著這同心圓的倫常，就可向外推了。“本立而道生”，“其為人也孝悌，而好犯上者鮮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亂者，未之有也”。從己到家，由家到國，由國到天下，是一條通路。《中庸》里把五倫作為“天下之達道”。因為在這種社會結構里，從己到天下是一圈一圈推出去的，所以孟子說他“善推而已矣”。
社會結構格局的差別引起了不同的道德觀念。道德觀念是在社會里生活的人自覺應當遵守社會行為規范的信念。它包括著行為規范、行為者的信念和社會的制裁。它的內容是人和人關系的行為規范，是依著該社會的格局而決定的。從社會觀點說，道德是社會對個人行為的制裁力，使他們合于規定下的形式行事，用以維持該社會的生存和綿續。
我們如果要了解西洋的“團體格局”社會中的道德體系，決不能離開他們的宗教觀念的。宗教的虔誠和信賴不但是他們道德觀念的來源，而且是支持行為規范的力量，是團體的象征。在象征著團體的神的觀念下，有著兩個重要的派生觀念：一是每個個人在神前的平等;一是神對每個個人的公道。
我說了不少關于“團體格局”中道德體系的話，目的是在陪襯出“差序格局”中道德體系的特點來。從它們的差別上看去，很多地方是剛剛相反的。在以自己作中心的社會關系網絡中，最主要的自然是“克己復禮”，“壹是皆以修身為本”。——這是差序格局中道德體系的出發點。
從己向外推以構成的社會范圍是一根根私人聯系，每根繩子被一種道德要素維持著。社會范圍是從“己”推出去的，而推的過程里有著各種路線，最基本的是親屬：親子和同胞，相配的道德要素是孝和悌。“孝悌也者其為仁之本歟。”向另一路線推是朋友，相配的是忠信。“為人謀而不忠乎，與朋友交而不信乎?”“主忠信，無友不如己者。”孔子曾總結說：“弟子入則孝，出則悌，謹而信，泛愛眾，而親仁。”
不但在我們傳統道德系統中沒有不分差序的兼愛，而且我們也很不容易找到個人對于團體的道德要素。在西洋團體格局的社會中，公務，履行義務，是一個清楚明白的行為規范。而在中國傳統中是沒有的。現在我們有時把“忠”字抬出來放在這位置里，但是“忠”字的意義，在《論語》中并不如此。我在上面所引“為人謀而不忠乎”一句中的“忠”，是“忠恕”的注解，是“對人之誠”。“主忠信”的“忠”，可以和“衷”字相通，是“由衷”之意。
中國的道德和法律，都因之得看所施的對象和“自己”的關系而加以程度上的伸縮。我見過不少痛罵貪污的朋友，遇到他的父親貪污時，不但不罵，而且代他諱隱。更甚的，他還可以向父親要貪污得來的錢，同時罵別人貪污。等到自己貪污時，還可以“能干”兩字來自解。這在差序社會里可以不覺得是矛盾;因為在這種社會中，一切普遍的標準并不發生作用，一定要問清了，對象是誰，和自己是什么關系之后，才能決定拿出什么標準來。
我們普通所謂大家庭和小家庭的'差別決不是在大小上，不是在這社群所包括的人數上，而是在結構上。
在西洋，家庭是團體性的社群，這一點我在上面已經說明有嚴格的團體界限。因為這緣故，這個社群能經營的事務也很少，主要的是生育兒女。可是在中國鄉土社會中，家并沒有嚴格的團體界限，這社群里的分子可以依需要，沿親屬差序向外擴大。構成這個我所謂社圈的分子并不限于親子。但是在結構上擴大的路線卻有限制。中國的家擴大的路線是單系的，就是只包括父系這一方面;除了少數例外，家并不能同時包括媳婦和女婿。在父系原則下女婿和結了婚的女兒都是外家人。在父親方面卻可以擴大得很遠，五世同堂的家，可以包括五代之內所有父系方面的親屬。
中國的家是一個事業組織，以生育社群來擔負其他很多的功能，使這社群中各分子的關系的內容也發生了變化。在西洋家庭團體中夫婦是主軸，夫婦共同經營生育事務，子女在這團體中是配角，他們長成了就離開這團體。在他們，政治、經濟、宗教等功能有其他團體來擔負，不在家庭的分內。夫婦成為主軸，兩性之間的感情是凝合的力量。兩性感情的發展，使他們的家庭成了獲取生活上安慰的中心。我在《美國人性格》一書中曾用“生活堡壘”一詞去形容它。
在我們的鄉土社會中，家的性質在這方面有著顯著的差別。我們的家既是個綿續性的事業社群，它的主軸是在父子之間，在婆媳之間，是縱的，不是橫的。夫婦成了配軸。配軸雖則和主軸一樣并不是臨時性的，但是這兩軸卻都被事業的需要而排斥了普通的感情。我所謂普通的感情是和紀律相對照的。一切事業都不能脫離效率的考慮。求效率就得講紀律;紀律排斥私情的寬容。在中國的家庭里有家法，在夫婦間得相敬，女子有著“三從四德”的標準，親子間講究負責和服從。這些都是事業社群里的特色。
鄉下，有說有笑、有情有意的是在同性和同年齡的集團中，男的和男的在一起，女的和女的在一起，孩子們又在一起，除了工作和生育事務上，性別和年齡組間保持著很大的距離。這決不是偶然的，在我看來，這是把生育之外的許多功能拉入了這社群中去之后所引起的結果。中國人在感情上，尤其是在兩性間的矜持和保留意見，不肯像西洋人一般的在表面上流露，也是在這種社會圜局中養成的性格。
我用“感情定向”一詞來指一個人發展他感情的方向，而這方向卻受著文化的規定，所以從分析一個文化形式時，我們應當注意這文化所規定個人感情可以發展的方向，簡稱作感情定向。
男女生理上的分化是為了生育，生育卻又規定了男女的結合。這一種結合基于異，并非基于同。在相異的基礎上去求充分了解，是困難的，是阻礙重重的，是需要不斷地在創造中求統一，是浮士德式的企圖。
男女有別的界限，使中國傳統的感情定向偏于同性方面去發展。變態的同性戀和自我戀究竟普遍到什么程度，我們無法確說;但是鄉土社會中結義性的組織，“不愿同日生，但愿同日死”的親密結合，多少表示了感情方向走入同性關系的一層里的程度已經并不很淺。在女性方面的極端事例是華南的姊妹組織，在女性文學里所流露的也充滿著馮小青式的自戀聲調。可惜我們對于中國人的感情生活太少分析，關于這方面的話我們只能說到這里為止了。
社會秩序范圍著個性，為了秩序的維持，一切足以引起破壞秩序的要素都被遏制著。男女之間的鴻溝從此筑下。鄉土社會是個男女有別的社會，也是個安穩的社會。
所謂人治和法治之別，不在“人”和“法”這兩個字上，而是在維持秩序時所用的力量，和所根據的規范的性質。
不論在社會、政治、經濟各個范圍中，都有認為“無政府”是最理想的狀態，當然所謂“無政府”決不是等于“混亂”，而是一種“秩序”，一種不需規律的秩序，一種自動的秩序，是“無治而治”的社會。
可是鄉土社會并不是這種社會，我們可以說這是個“無法”的社會，假如我們把法律限于以國家權力所維持的規則，但是“無法”并不影響這社會的秩序，因為鄉土社會是“禮治”的社會。
我們在舊小說里也常讀到殺了人來祭旗，那是軍禮。——禮的內容在現代標準看去，可能是很殘酷的。殘酷與否并非合禮與否的問題。
如果單從行為規范一點說，本和法律無異，法律也是一種行為規范。禮和法不相同的地方是維持規范的力量。法律是靠國家的權力來推行的。“國家”是指政治的權力，在現代國家沒有形成前，部落也是政治權力。而禮卻不需要這有形的權力機構來維持。維持禮這種規范的是傳統。
文化本來就是傳統，不論哪一個社會，絕不會沒有傳統的。衣食住行種種最基本的事務，我們并不要事事費心思，那是因為我們托祖宗之福，一一有著可以遵守的成法。但是在鄉土社會中，傳統的重要性比了現代社會更甚。那是因為在鄉土社會里傳統的效力更大。
像這一類的傳統，不必知之，只要照辦，生活就能得到保障的辦法，自然會隨之發生一套價值。我們說“靈驗”，就是說含有一種不可知的魔力在后面。依照著做就有福，不依照了就會出毛病。于是人們對于傳統有了敬畏之感了。
禮治的可能必須以傳統可以有效地應付生活問題為前提。鄉土社會滿足了這前提，因之它的秩序可以禮來維持。在一個變遷很快的社會，傳統的效力是無法保證的。盡管一種生活的方法在過去是怎樣有效，如果環境一改變，誰也不能再依著老法子去應付新的問題了。所應付的問題如果要由團體合作的時候，就得大家接受個同意的辦法，要保證大家在規定的辦法下合作應付共同問題，就得有個力量來控制各個人了。這其實就是法律，也就是所謂“法治”。
禮治和這種個人好惡的統治相差很遠，因為禮是傳統，是整個社會歷史在維持這種秩序。禮治社會并不能在變遷很快的時代中出現，這是鄉土社會的特色。
人也許因為某種心理變態可能發生單純的支配欲或所謂Sadism(殘酷的嗜好)，但這究竟不是正常。人們喜歡的是從權力得到的利益。如果握在手上的權力并不能得到利益，或是利益可以不必握有權力也能得到的話，權力引誘也就不會太強烈。譬如英國有一次民意測驗，愿意自己孩子將來做議員或做閣員的人的比例很低。在英國做議員或做閣員的人薪水雖低，還是有著社會榮譽的報酬，大多數的人對此尚且并無急于攀登之意，如果連榮譽都不給的話，使用權力的人真成為公仆時，恐怕世界上許由、務光之類的人物也將不足為奇了。 一個只有生產他生存必需的消費品的人并沒有資格做奴隸的。
中國的歷史很可助證這個看法：一個雄圖大略的皇權，為了開疆辟土，筑城修河，這些原不能說是什么虐政，正可視作一筆投資，和羅斯福造田納西工程性質可以有相類之處。但是缺乏儲蓄的農業經濟卻受不住這種工程的費用，沒有足夠的剩余，于是怨聲載道，與汝偕亡地和皇權為難了。這種有為的皇權不能不同時加強它對內的壓力，費用更大，陳涉、吳廣之流揭竿而起，天下大亂了。人民死亡遍地，人口減少了，于是亂久必合，又形成一個沒有比休息更能引誘人的局面，皇權力求無為，所謂養民。養到一個時候，皇權逐漸累積了一些力量，這力量又刺激皇帝的雄圖大略，這種循環也因而復始。
我曾說：“孩子碰著的不是一個為他方便而設下的世界，而是一個為成人們方便所布置下的園地。他闖入進來，并沒有帶著創立新秩序的力量，可是又沒有個服從舊秩序的心愿。
文化和政治的區別是在這里：凡是被社會不成問題地加以接受的規范，是文化性的;當一個社會還沒有共同接受一套規范，各種意見紛呈，求取臨時解決辦法的活動是政治。文化的基礎必須是同意的，但文化對于社會的新分子是強制的，是一種教化過程。
在我們客套中互問年齡并不是偶然的，這禮貌正反映出我們這個社會里相互對待的態度是根據長幼之序。長幼之序也點出了教化權力所發生的效力。在我們親屬稱謂中，長幼是一個極重要的原則，我們分出兄和弟、姊和妹、伯和叔，在許多別的民族并不這樣分法。我記得老師史祿國先生曾提示過我：這種長幼分劃是中國親屬制度中最基本的原則，有時可以掩蓋世代原則。親屬原則是在社會生活中形成的，長幼原則的重要也表示了教化權力的重要。
這種能力和年齡的關系不大，重要的是智力和專業，還可加一點機會。講機會，年幼的比年長的反而多。他們不怕變，好奇，肯試驗。在變遷中，習慣是適應的阻礙，經驗等于頑固和落伍。頑固和落伍并非只是口頭上的譏笑，而是生存機會上的威脅。
社會的穩定是指它結構的靜止，填入結構中各個地位的個人是不能靜止的，他們受著生命的限制，不能永久停留在那里，他們是要死的。血緣社會就是想用生物上的新陳代謝作用——生育，去維持社會結構的穩定。父死子繼：農人之子恒為農，商人之子恒為商——那是職業的血緣繼替;貴人之子依舊貴——那是身份的血緣繼替;富人之子依舊富——那是財富的血緣繼替。到現在固然很少社會能完全拋棄血緣繼替，那是以親屬來擔負生育的時代不易做到的。但是社會結構如果發生變動，完全依血緣去繼替也屬不可能。生育沒有社會化之前，血緣作用的強弱似乎是以社會變遷的速率來決定。
當我們用“地位”兩字來描寫一個人在社會中所占的據點時，這個原是指“空間”的名詞卻有了社會價值的意義。這也告訴我們“地”的關聯派生于社會關系。
我們的籍貫是取自我們的父親的，并不是根據自己所生或所住的地方，而是和姓一般繼承的，那是“血緣”，所以我們可以說籍貫只是“血緣的空間投影”。
親密社群的團結性就依賴于各分子間都相互地拖欠著未了的人情。在我們社會里看得最清楚，朋友之間搶著會賬，意思是要對方欠自己一筆人情，像是投一筆資。欠了別人的人情就得找一個機會加重一些去回個禮，加重一些就在使對方反欠了自己一筆人情。來來往往，維持著人和人之間的互助合作。親密社群中既無法不互欠人情，也最怕“算賬”。“算賬”、“清算”等于絕交之謂，因為如果相互不欠人情，也就無需往來了。
在長老權力下，傳統的形式是不準反對的，但是只要表面上承認這形式，內容卻可以經注釋而改變。結果不免是口是心非。在中國舊式家庭中生長的人都明白家長的意志怎樣在表面的無違下，事實上被歪曲的。
愛情，好吃，是欲望，那是自覺的。直接決定我們行為的確是這些欲望。
再說得遠一些，我常覺得把“生存”作為人類最終的價值是不太確切的。人類如果和其他動植物有些不同的地方，最重要的，在我看來，就在人在生存之外找到了若干價值標準，所謂真善美之類。我也常喜歡以“人是生物中唯一能自殺的種類”來說明人之異于禽獸的“幾希”。——但是，人類主觀上盡管有比生存更重要的價值，文化盡管有一部分可以無關及無益于人類的生存，這些不合于生存的條件的文化以及接受不合于生存條件的文化的人，卻在時間里被淘汰了。他們不存在了。淘汰作用的力量并不限于文化之內，也有在文化之外的，是自然的力量。這力量并不關心于價值問題;美丑，善惡，真偽，對它是無關的，它只列下若干條件，不合則去，合則留。我們可以覺得病西施是美，但是自然卻并不因她美而保留她，病的還是要死的，康健才是生存的條件。自然并不禁止人自殺，但是沒有力量可以使自殺了的還能存在。
在現代社會里知識即是權力，因為在這種社會里生活的人要依他們的需要去作計劃。從知識里得來的權力是我在上文中所稱的時勢權力;鄉土社會是靠經驗的，他們不必計劃，因為時間過程中，自然替他們選擇出一個足以依賴的傳統的生活方案。各人依著欲望去活動就得了。
讀《鄉土中國》有感6
中國社會是鄉土性的打開書看到的第一句話講到了我的內心。
小生活在農村，和鄰里街坊無不相識。誰家吵個架了就會去勸，誰家農活忙不過來了也會幫忙。完了大家還會互相說一句，咱們都是自己人。就跟費孝通在書里說的一樣，鄉土社會是一個熟悉的社會，沒有陌生人的社會。我們靠親密和長期的共同生活來配合行為的，我們和鄰里之間相互熟習，從熟悉里得到信任，大家就像一家人一樣，安安穩穩世代生活在一個村子里。
我和外婆一起住，姨媽家距我們2分鐘的路程，舅舅家約10分鐘的路程，哥哥姐姐們也都相距不遠。還記得小時候放學了家里沒人，媽媽就叫我去姨媽家蹭吃蹭喝，順便幫著帶帶我的小侄女，教著她牙牙學語。每逢過年過節家里總來大堆親戚，媽媽總說快叫叔叔，快叫阿姨我看著一張張陌生的臉，愣愣的喊著。我們的家可以很小，小到只是爸爸媽媽和我，我們的家也可以很大，上至爺爺奶奶下至我的侄子侄女四代同堂。這種伸縮自如以我為中心的結構或許就是在《鄉土中國》這本書里提到的最重要的概念差序結構。以血緣為紐帶，如同石頭投入水中的波紋，一層層波紋，一層層親疏。群己、人我的界限就在這攀關系講交情的社會關系中模糊了。
但差序兩個字也說明了，這種家庭結構不是混亂的，而是清晰、條理有秩序的。人倫這一儒家文化在中國古代文化中根深蒂固。君為臣綱，父為子綱，夫為妻綱。雖然中國的家庭的社會圈子可以推得很遠，但始終免不了人倫差等的次序。從古代的臣子對皇上的忠誠，到延續至今兒女對父母的盡孝，人倫始終在發揮著作用，影響著傳統道德觀念。
人治是儒家學說倡導的一種的治國理論，被中國的封建統治者長期奉為正統思想。鄉土社會是個講傳統的社會。在這里人治高于法治，法律是不起作用的。人治是依靠統治者的權威治理國家的一種形式。但泱泱大國，僅憑借統治者一己之力是不能震懾四方，穩定社會的。禮在穩定社會，維護百姓生活秩序方面起到不可磨滅的作用。鄉土中國的人治就是禮治。禮是百姓世代生活所積累下來的傳統思想、傳統習俗。由此形成一套默認的社會規范配合人們行為以完成社會任務。禮治延續至今，仍是維持農村穩定的重要基礎。小時候經常聽媽媽講什么事該做，什么不該做，做錯了就會受到懲罰，于是默默在心里記住這些，避免觸犯這些禁忌受到懲罰。鄉下里的人以老一輩人傳下來的習慣和方式去生活，服從老一輩人留下來的規范和要求。我們年輕的一代都是通過父母的教化主動地服膺于傳統的習慣。克己復禮，安穩生活。
說道鄉下的教育問題，不得不提文字下鄉這一節的內容。我很贊同費孝通的觀點說鄉下人愚，這是知識問題不是智力問題鄉下人多是文盲不認識字，因此很多城里人罵鄉下人愚笨，愚不可及。但他們都忽視了一個問題，我們學習文字是為了滿足使用文字的需要，但鄉土社會是一個面對面的社會，是一個熟人社會。小小的一個村子想要找誰在村頭喊一聲即可，想要管誰家借個鍋碗瓢盆說一聲就行，即使要使用文字，需要表達的含義也不多。只有人與人之間的交流發生阻礙，社會發展不斷變動的社會才需要文字來記錄含義，用文字交流。拋開文字的問題，現代很多人看不起農村人覺得他們迂腐，固守舊思想舊觀念，跟不上時代的發展。還記得一次跟同學談起我媽媽不會使用手機，竟然被同學嘲笑。鄉土社會本身就是一個比較封閉的社會，新思想新潮流很難進入他們的生活，跟不上時代固守舊觀念是很正常的事情，僅憑這樣的原因我們就嘲笑他們未免太過刻薄。而且每個人所掌握的.知識也是不同的。城里的孩子不會捉螞蚱，不會下河捕魚我們又是否能說城里的孩子愚笨呢?我們只是掌握的知識不同罷了。要改變鄉土社會人們的思想觀念是一個循序漸進的過程，明白鄉土性的思想方式才能更好的推進文字下鄉，革除舊觀念，讓現代思潮進入他們的腦海。
我們家有幾畝地，家里吃飯時就上菜地里拔幾顆菜，拿幾個蛋，照我媽的話說：自己家種的干凈又為生，外面的誰知道打沒打過藥。封建社會時期中國經濟以小農經濟為主導，封閉性，自足性是它的基本特征。鴉片戰爭后，封建社會轉向半殖民半封建社會，小農經濟開始瓦解。但頑固的小農經濟瓦解的速度慢且不徹底，仍在社會中占據著重要地位。小農經濟是中國的根基。農民也離不開泥土。靠農業為生的農民是粘在土地上的，土是命根子。土地是固定的不流動的，以土地為生的人自然也就靠著這一片地一代代生活下去，很少有變態。土地對于我們來說是生活的延續，經濟的來源，去世后的歸宿。生于斯，長于斯，死于斯中國人對于土的依戀深刻，不會輕易改變。
后來我們離開了老家，住到了到城市里。但總是能時不時的想起村子里的人聚在一起時那種溫暖的畫面。城市里生活節奏快，路上行人低頭匆匆而過時腦海里總是會懷念起在鄉間路上碰見不認識的阿姨時，相互打招呼的笑容。回家看到鄰居家緊閉的大門后也會懷念在鄉下住小平房放學后挨家挨戶串門的場景。甚至在超市里買菜為了斤兩數而斤斤計較時更會記起鄰里間將收割的蔬菜糧食互相分送的親密。村子里的生活就是這樣，平平淡淡、日復一日，誰也沒有想要去改變。
讀《鄉土中國》有感7
不經一番寒徹骨，怎得梅花撲鼻香？面對這一部學術性巨著，雖費老先生用通俗易懂的文字向我們解釋了鄉土社會的一系列特點，但第一次接觸這類讀物的我們，過程無疑是艱難的，但在這樣艱難且充實的過程中，讀完后的我們心中無不豁然開朗。
《鄉土中國》在開篇中提到：“從基層上看去，中國社會是鄉土性的。"很多城市中的人看不起鄉下人，稱他們“鄉巴佬”“土老帽”，渾身土氣，又傻又落后。而在費孝通先生看來，我們眼里的鄉下人的土氣恰是他們依靠土地生存最好的證明。然而，在一代又一代地耕作中，雖然土地面積在不斷擴大，但他們的勞作模式卻絲毫沒有發生改變。在這里，費老先生還舉了一個很有意思的例子。在蒙古的一個小村里，村民的語言完全沒有受到蒙古語的'任何影響，而且村子里的姓氏也幾乎沒有發生過變化，中國幾千年來的農耕文明就被像這樣的村民延續下來，這樣一代又一代重復著幾近一樣的生活，也就形成了“熟人的社會”。在這樣的社會中，重復就變成了中國真正的鄉土本色。每個人都遵循著上一代的生活模式，打理好自家的幾畝薄田，遇到大型工作如秋收農忙時大家就團結協作。
而正是因為這樣的熟人的社會”，使每個人對彼此都知根知底，形成了許多約定俗成、帶有濃厚鄉土氣息的行為。這樣就導致鄉下人做事不講法律，只講老祖宗留下來的規矩和傳統禮儀，也就形成了禮治秩序。
在這樣鄉土氣息濃厚的熟人社會里，其背后蘊藏著一種龐大的格局——差序格局。
在一個人的社會關系網中，我們身上被貼有各種各樣的標簽，我們和所有人的聯系都是以自己為中心，然后再向外不斷幅射，其中輻射的主要關系是夫妻，向兩方幅射，愈遠愈淡，而費老先生用水圈波紋的性質向我們生動形象地說明了這一點。正是這樣水圈波紋似的性質，也造就了以個人為中心的關系網產生的特性——伸縮性極強。這樣的關系網既可代表小家庭，例如三口之家，也可代表大家庭，例如四世同堂。而決定這個關系網大小的因素，在于關系網中核心人物的高低。譬如在富有的人家中，以這個富有的人物為核心人物，他越具有群眾號召力，關系網就越大；而在以窮人為核心人物的關系網中，就越以人力擔保，關系網也就越小。
這樣水圓波紋的性質也導致大多數人以自我為中心對人、對事進行評判。例如當中心人物犯了錯，離他關系越近的就越容易受到牽連，當然也更易對中心人物進行包庇。當然，還有一種非常普遍的現象——夫妻之間的感情十分淡薄。在這樣的鄉土社會中，夫妻之間的感情不是放在第一位的，生育繁衍，壯大門楣，擴大人脈關系網才是首選。
正如我前文中所提到的，想讓關系網正常運轉，就離不開禮治秩序，在村民中，禮治秩序是合情合理的，而維持禮治的手段，也僅僅在于自己的良心。當時有眾多知識分子推行法治，但過程并不順利。當時中國正處于鄉土社會的蛻變過程中，鄉土社會延讀禮治的習慣過于根深蒂固，而知識分子并不了解鄉土社會的特性，僅憑一腔熱血就去推行生搬硬套的法律，自然是行不通的。
當然上文僅是我對《鄉土中國》這本書感受最深部分的見解。讀完這本書我無不驚異于費老先生勇于實踐，敢于探索的精神。費老先生對中國基層社會進行深刻剖析，無疑對社會學及全人類做出了巨大的貢獻。而我們從這本書中，學到的不僅是中國鄉土社會的一系列特點，更是費老那敢于探索的精神。我相信，有機會我還會將這本書再精讀幾次的！
讀《鄉土中國》有感8
“禮”向來是文質彬彬的內涵,像《鏡花緣》所描繪的君子國一般的社會.我們所小就被教導要懂禮、知禮,讀《三字經》、《千字文》，要“尊老愛幼”等等。漢代察舉制的基礎便是“舉孝廉”。圣人孔子也曾經說過“不學禮，無以立”，禮是一切的根本。然而凡事多有兩面性，禮也不例外。
禮，規范我們的行為，和諧我們的家庭，穩定我們的社會。自古以來，禮是約束自己的手段，古仁人志士強調“克己復禮”，今人強調“傳家風、承家訓”。孔子曾經說過：“導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導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孔子的儒家與法家有很大不同，儒家思想強調，以德治國，反對嚴刑峻法，以禮服人，而法家思想則推崇酷吏，以法治國。孔子在這句話中就指出，以法治國能使國家穩定，但民眾“無恥”，沒有羞恥心，只是礙于法律效力，并非主觀愿意；而以禮治國，民眾“有恥且格”，人們有羞恥心能自我約束。人服禮是主動的，可為人所好，即所謂的“富而有禮”。
然而，作為一個統治了中國千年之久的思想，它一定也存在某些不合時宜的地方。例如古代有殺人祭旗的習慣，又如帝王死后要活人殉葬。在蕭紅的《呼蘭河傳》中寫到一個人物團圓媳婦。她十二歲就被“賣”到男人家做媳婦，她從原先一個生龍活虎的少女，被一群受到愚昧思想禁錮的人們活活殘害致死。體現了封建禮教吃人的本質，小團圓媳婦本來是健康活潑的，但在這個被封建禮教封閉的小城，婆婆為了讓她守規矩，甚至為了讓自己舒心，任意打罵她，團圓媳婦在極度恐懼中生了“病”，鄰居也帶著“好心”幫助她，人們這種殺人無意識，以及殺人的隱蔽性和殘酷性讓人悲慘和痛心。作者通過一種旁觀者的身份，冷靜得近乎冷漠，對封建愚昧的國民進行了嘲諷和鞭撻。
魯迅先生也在他的《二十四孝圖》中，批判了封建社會下國人謀人性命，教人自虐的丑惡禍心。“賣身葬父”、“埋兒奉母”、“哭竹生筍”這樣的字眼讓人感到冷酷無情。孝是應該的，但愚昧、迷茫就是愚蠢的，可悲的，甚至可恨的。郭巨挖窟窿時，他的`兒子還玩著“搖咕咚”，抱在母親臂膀上，高高興興地笑著。讀到這，我不禁為這小孩子嘆息，焉有如此愚父？
“禮”可以救人，也可能殺人，不僅中國如此，其它國家也存在此類現象。在印度，丈夫的葬禮上妻子要被活活地燒死，這也是“禮”；在緬甸，孩子成年禮時要殺死幾個人，這也是“禮”。在諸多事例中，“禮”對人性的禁錮，對生命的漠視顯露出來。
由此看來，儒家所推行的禮制并不是完美的，或者說，在后人的傳承下變得扭曲，變得野蠻，不合時宜。
綜上，對于禮，我們應該理性面對，“仁、義、禮、智、信”要有，但我們不能愚禮，錯誤地盲從禮，這樣就會導致你做出一些荒唐的事，這種禮在現代社會看來是殘忍的。因此，禮要達到治，要能適應現代生活。隨著時代的發展，禮不是唯命是從，不是三叩九拜的繁文縟節，更不是是非不分的愚忠。而是一個人對道德的理解和詮釋，一個人對文明追求與展望。
讀《鄉土中國》有感9
在費孝通的《鄉土中國》中，主要看到兩條線索，一是定位中華本土文化，二是看待外來文化。在世界全球化的今天，《鄉土中國》無疑給了我們深刻的啟示。既要反對崇洋媚外，又要反對盲目排外，立足本土文化，正確看待外來文化的影響，之所謂“取其精華，去其糟粕”“以我為本，為我所用”。此書包括：鄉土本色、文字下鄉、差序格局、維系私人關系的道德、家族、禮制等方面，由表至里，淺至深層層剖析中國鄉土社會。
此書的精華所在，及影響我最深的，無疑是一個“土”字。中國社會未完全意義上擺脫自己的鄉土性，本人也覺得無需改變，鄉土一次或許與中國現代化的道路些許有些相悖，但是“鄉土”，是我國如此本色。
全書有目錄十一，我選下對我影響深刻的內容做出自己的見解，詳如下：
一、土的重要性：
“從基層上看去，中國社會是鄉土性的。”“遠在西伯利亞，中國人住下了，不管天氣如何，還是要下些種子，試試看能不能種地。——這樣說來，我們的民族確是和泥土分不開的了。從土里長出過光榮的歷史，自然也會受到土的束縛，現在很有些飛不上天的樣子。”中國是農業大國，大河文明的滋養下，中國的農業很早以前便領先于世界。而農業的根基在于土，中國人離不開土，就像孩子離不開母親的道理一樣，正是這片神州大地，孕育著代代炎黃子孫。家立于土之上，國也立于土之上，土為我們所居，是一個大概念的家，由此而生“生于斯，死于斯”中國自古有“落葉歸根”一說，人死后，總要把尸骨帶回出生地安葬，“一生取給于這塊泥土，死了，骨肉還得回入這塊泥土。”此觀念一直影響著我們，當代，四面八方的農民放下鋤頭，來到東南沿海發達地區謀生，成為農民工，賺的錢不是為了在城市買套房子安居在此，更多的是吧錢寄回老家建房子，就算在城里有什么不測，家人也要千方百計把在外打工的人送回老家。
二、聚而居：
“無論出于什么原因，中國鄉土社區的單位是村落，從三家村起可以到幾千戶的大村。我在上文所說的孤立、隔膜是以村與村之間的關系而說的。”出于農業原因，鄉下有大大小小的聚居地，說也奇怪，中國習于聚居，但是孤立和隔閡是明顯存在的，大家在同一個村子里，生活在彼此熟悉的環境中，把信任和深度交往局限在自己的生活圈子里，放眼到都市中這樣的生活圈子由一村縮小到一家，在高樓大廈中，門對門的兩戶家庭可以說是幾乎“老死不相往來的”。再者，中國雖然地大，但是人口都集中在個發達地區，形成人口的過于集中，人就不得不聚而居了，此情況多為都市所有。而美國鄉下則很少出現聚居現象，美國人少地多，個人家庭自成單位，獨來獨往。我想美國等西方國家國民的冒險，個別負責精神也是由此而來的吧。
三、鄉下人的“愚”：
“鄉下人在城里人眼睛里是‘愚’的。”“土”也成了罵人的名詞。鄉里人到了城市不會看紅路燈和城里人到鄉下分辨不出包谷和麥子的道理是一樣的，是知識問題，而不是智力問題。國家處于各種原因，人為性的'把人們劃分為“農業人口”和“非農業人口”，除了戶口上的區別，農民和城市人世無差別的。只是因為硬件軟件上的差異導致農村人接受知識的機會比城里人弱，導致他們知識不及人。習慣性地把鄉下人稱為“文盲”，不能是“愚”的表現，而是鄉土社會的本質。鄉土社會不用文字，“用另一句話來說，他們生活上互相合作的人都是天天見面的。在社會學上我們稱之作Face、to、face、group，直譯起來是面對面的社群。”于是他們不習慣用“間接地說話—文字”。就算如此理解，鄉人還是被戴上愚的帽子。，鄉下人和城里人總會受到不同的待遇，前者總充當弱勢群體角色，如上海“11、·15”特別重大火災責任事故發生后政府“全力調查”后找出相關“責任人員”—8名無牌燒焊的農民工！因為所謂的“愚”，沒有足夠的維權意識，這八名農民工被“光榮”推上負責人的位置，成為民符其實的代罪羔羊。而相關的工程負責人，那些批準無牌作業的領導班子，責任人在？他們當然是聰明的，把責任推卸地一干二凈，但這聰明明顯是道德敗壞惡心的產物。在孩子身上，這種不公平也是明顯存在的，有些城里，政府會建立農民工子女學校，此做法有利也有弊。特意建立的農民工子女學校，可以方便管理，也有利于孩子的安全問題，這是對待留守兒童問題的較好做法。由于城鄉孩子受教育的起點不同，分開學校有利于安排學習進度，但是這人為地分割會使孩子從小形成“我很城里人不同”的思維。其實大家都是平等的，認為鄉里孩子“愚”學習能力不如城里孩子，人為地分割在某種程度來說，是一種危害。
四、無訟
“在鄉土社會里，一說起‘訟師’，大家會聯想到‘挑撥是非’之類的惡行。”在中國這個鄉土社會里，教化總是取代折獄，打官司在村人眼里是一件不光彩的事，除非非不得已，否則都不會對簿公堂。中國傳統崇尚“禮制”非“法制”，以禮為先，法制傳播受傳統中國社會的文化影響。像在張藝謀的《秋菊打官司》中，秋菊為“討個說法”把村長告上市的法院，在村里人看來，秋菊是可鄙的，根本無人理解秋菊的做法，最后秋菊贏得了官司，卻輸掉了中國千百年來形成的人情世故文化。中國傳統文法與現代法制形成的矛盾，非一日之時可以解決。“現行的司法制度在鄉間發生了很特殊的副作用，它破壞了原有的禮治秩序，但并不能有效的建立起法治秩序。鄉間認為壞的行為卻正可以是合法的行為，于是司法處在鄉下人的眼光中成了一個包庇作惡的機構了。”由此可見，要讓法制深入人心，并非要盲目照搬國外法律條文，而要結合中國的傳統文化，人情世故，靈活變通，“所謂禮治就是對傳統規則的服膺”—讓法律被人們所服膺。
通過對《鄉土中國》的閱讀，讓我了解到中國鄉土社會的方方面面，更好地認識到我們所處的位置，定位于中國本土趨勢，更好地展視未來。
讀《鄉土中國》有感10
《鄉土中國》主要講述了在解放前那個艱難的年代，作者費孝通本著“行行重行行”的實踐理念，充分運用自己在學校，書本上學到的理論知識，運用到考察當時在整個中國占著舉足輕重地位的廣大農村鄉野當中去，為研究中國發展尤其是經濟的發展，實地研究和考察總結了西南片區的農村經濟，文化，和生活狀況，并運用自己的獨到見解和集體智慧對當時的農村生活境況做出了精辟性總結，其中所提出的開創性見解對當代的城市和農村發展建設是有很大的積極影響的，尤其是現在在黨和政府的號召下所要建立的社會注意和諧社會以及社會主義新農村，都提供了豐富的`借鑒作用和寶貴經驗。
作者開篇就提高挈領的提出了鄉土特色這一大的主題，作者認為中國社會，尤其是中過農村社會，是具有很大的鄉土性的，作者運用先抑后揚的手法先是說鄉下人是很土的，但是在后文中確實表達的鄉下人土的可愛，土的天真，作者通過分析鄉下人土的原因，深刻解析了鄉下人土的本質和意義，以及與城里人的區別，從這一點來看，城里人與鄉下人應該是平等的。作者后來就依次論述了“文字下鄉，”“家族”，“
讀《鄉土中國》有感11
這段時間一向在看《鄉土中國》這本書，能夠說這是我第一次接觸社會學和鄉土文化概論相關方面的書，感觸頗深。
《鄉土中國》里講的鄉土中國并不是具體的中國社會的素描而是包含在具體的中國基層傳統社會里的一種特具的體系支配著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
本書從鄉土本色、文字下鄉、再論文字下鄉、差序格局、維系著私人的道德、家族、男女有別、禮治秩序、無訟、無為政治、長老統治、地緣與血緣、名實的分離、從欲望到需要等方面展開敘述生動全面地展現了鄉土中國的面貌。每一章都有很多感觸。
下頭我想分享一下幾處自我感到印象深刻的地方。
這是一個比較比較都市社會和鄉土社會的描述。鄉土社會是熟人社會，都市社會是陌生人社會，在熟人社會里，應對面交流（空間上）和口口相傳的經驗傳承（時間上）決定了其不需要文字的屬性；陌生人社會不一樣，空間上和時間上無法使經驗（作者擴展為文化）在所有人之間傳遞，這樣我們就需要一個象征體系引出概念（也就是詞），進行經驗的累積，這種經驗使得我們在陌生人社會中得以更好的生存，文字就產生了。
現代社會的這種浮士德感情觀倒是有助于計劃生育，哈哈。鄉土社會中這種浮士德精神是不容存在的，它追求穩定。社會關系是生下來就決定了的，所以是阿波羅式？
中國社會差序格局是導致現行道德不一樣于西方的主要原因。差序格局的主要特點是以個人為中心的`私人關系，所以中國社會的道德觀念無法超脫個人產生一個團體性的道德，中國道德是能夠伸縮的，要視具體情景而定。所以中國社會道德的私人特點在公私沖突中顯得更為明顯，作者舉了如下的例子說明這個問題：
總之，看后給我的感覺是此書寫得很宏大，但也讓我會對很多植根在我們日常生活里的道理豁然開朗。
讀《鄉土中國》有感12
這是一本研究中國農村的作品，共有14篇文章構成，涉及鄉土社會、人文環境、傳統的社會結構、道德體系、禮法、鄉村權力的分配、血緣地緣等各方面，各篇之間相互聯系遞進，費孝通先生用通俗易懂的語言對于當時中國基層社會進行了分析與概述，并由此提出了一些具有創造性的想法與觀點。
讀完這本書，我認為作者的核心觀點是表達了中國的鄉土社會受傳統儒家觀念的影響，是一個追求穩定的、變化漫長的熟人社會。但在這種社會中也在不斷孕育出新的概念，權力的不斷發展，社會發展產生的變化，對于鄉土社會的沖擊等等，但我們并不能否認，作為中國社會基層的鄉土社會仍然是當今社會存在和發展的部分。無論我們的社會如何發展，都離不開對這個最基本的問題的研究與探索。
該書主要描繪的`是四十年代后期中國基層社會的現狀，以及費孝通先生對于鄉土社會的一種展望。隨著時代的變遷與社會的進步，中國的基層社會已經有了一定程度的變化，對于這本書的學習，不僅僅是透過費孝通先通俗易懂的語言來了解社會學的知識，更加是通過這些文章的閱讀，結合現在發展的現狀，感悟出新的觀點和主張，同時要做到溫故而知新。
受到地理環境、文化作用的影響，鄉土文化是一種我國獨特的文化狀態，幾千年來文化形態的培養造就了我們獨特的國民性和文化性格。至今，我們還是一個熟人社會，人情社會，我們并不能否認儒家思想的價值體系至今還在直接影響著我們。
但是隨著社會的發展變化，我們的“鄉土社會”也在不斷地“打怪升級”，賦予了它一些新的內涵，鄉土社會也意識到了思想解放與學習的必要性。經濟的發展也不僅僅單純的依靠土地，現代工業的下鄉提升了農民的效率，農產品深加工提升效益，新經濟形式的出現和快遞產業的發展，拓寬了交易的范圍等等，鄉土社會保留下來的精華我們仍在繼承，同時鄉土社會為適應現代新社會的發展也在不斷的努力。
“以史為鑒，可以知興替”閱讀《鄉土中國》這本書，不僅僅是為了了解當時的基層社會的狀況，更加是發覺中華文化的深刻內涵，探尋現代社會發展的規律。
讀《鄉土中國》有感13
中國人對土地有著別樣的情懷。
鄉村居民也好，城市居民也好，都喜歡在光禿禿的土地上種上各類花卉、蔬菜、糧食等一切可以種出來的東西;都喜歡在離開家鄉的時候，在行李箱的最下層放上一小包家鄉的泥土;都喜歡在生命的最后一刻回到最初生養我們的土地。人們又喜歡逃離土地，奔向城市，扎根城市，來獲得更加富足的生活以及更廣闊的發展空間。
《生命冊》對這種對故鄉對土地的復雜情愫表現地淋漓盡致。從骨子里來看，吳志鵬是一個決絕的鄉村逃離者，他被推薦上大學時在心中發誓再不回到無梁村，在他看來是一次成功的逃離;為擺脫鄉親們的各種合理的不合理的請求毅然辭職下海，跟著駱國棟走上一條先當“槍手”，后當“黃馬甲”“紅馬甲”，最終當上雙峰公司經理、厚樸堂藥業代表的道路，是另一次逃離。
他宣稱要割斷與無梁村的一切聯系，然而，養活他的無梁村人們的質樸與良善，作為他人生道路上的一個背景，時時刻刻提醒著他“背后有人”，他也時時刻刻忘不了放不下自己背后的人們。小說在敘述吳志鵬的個人發展的故事中，穿插著無梁村形形色色人物的經歷與命運，而在這些人身上展現出的優秀品質，正是使吳志鵬在商戰中守住道德底線不沉淪的鎮石。
他不斷向前走，同時不斷回頭，去尋找家鄉土地帶給他的精神慰藉。我們的祖先在土地上謀生活。在古代，農村是國家的主要組成部分，城市只是較小的較分散的非農業人員的聚居地。而在農村，因為地廣人稀以及地形地勢交通運輸等各種原因，在某一范圍內形成或大或小的相對獨立而封閉的社會團體，這些團體中有著獨特的文化、紛繁復雜的社會關系以及獨立的政治生態。
古代中國社會是一個龐大的禮俗社會，這個社會中不同于法律的規矩與道德是極重要的，人與人之間有著自然的熟悉感和信任感。在鄉村，大家生活在同一片土地上，互幫互助，某一家發生的事往往會迅速被全村人知曉，可以說，鄉村社會中人與人之間是沒有秘密的。而現代社會恰恰相反，隨著現在的城市化的不斷推進，人們處于一個相對陌生的社會中，這種最自然信任感隨著鄉村的消失逐漸消亡，人們自然常發出“人心不古，世態炎涼”的感嘆。
在中國古代，階層分化十分嚴重，教育是貴族化了的，盡管在春秋戰國以及兩宋時期，有著規模較大的教育下移，但大多數貧窮的鄉下人還是讀不起書的。受儒家思想的影響產生的“學而優則仕”的觀念又使得受教育的鄉下人努力走上仕途，自然搬離鄉村。而鄉村，久而久之，成為文盲的聚居地，而中國人自古認為“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所以對于不識字的鄉下人，識字的城里人自然認為他們“愚”。
這種思想在新中國成立后幾十年里依舊盛行，甚至在現在還能看出一些痕跡。當然，不識字不等于沒有文化沒有智慧，鄉下人“愚不愚”與是不是文盲沒有必然的聯系，那是知識的問題而不是智力的問題。但是不識字終究不利于新中國的發展，于是，掃盲運動出現了。當年的掃盲運動，書中說的是“文字下鄉”，的確是轟轟烈烈。
中國的家族是以血緣維系的。在一個村子中，追根溯源，大多數同姓村民都有著一定的血緣關系。而在以血緣關系為基礎的社會關系結構中，人與人之間的關系就是及微妙的了。在鄉土社會中，規矩是人們自然而然地去遵守的定式，而維持這種規矩的力量是“禮”和人治。正如許多土改小說表現出的，土改運動初期難以發動和進行，原因之一便是如此了。
在中國的鄉土社會中，“自我”與“私”是以家庭為單位的，社會關系是逐漸從一個一個人推出去的，是私人關系的增加，社會范圍是一根根私人聯系所構成的網絡，儒家的孝、悌、忠、信，都是私人關系中的道德要素。同時，中國的社會是事業社群，在中國的家庭里有家法，在夫婦之間要相敬，女子有三從四德的標準，親子間講究負責和服從。
這些在《白鹿原》中有著深刻的體現。
白嘉軒，這位識字不多，一生敬恭桑梓、扶田立穡的家族長，把“仁、義、禮、智、信”完全融合在日常生活中，約束著自己與白鹿原上人們的言行。他親自發起了原本的宗祠上請了教書先生讓原本上的農家子弟接受了可以成為一位有知識有文化的人的啟蒙教育，這在以農耕生活為主的農村可謂是一種前瞻性的舉動，同時，他請白鹿原的精神領袖朱先生為同族定制了《鄉約》，這《鄉約》關于到鄉民的教化、言行、思想、也更加突出了白鹿原上的德行與教化。
他一手策劃了交農事件，使他真正從以封建的倫理道德對于同族的影響轉化到關心同族的生死存亡問題上來，為社會帶來一股民主之風。他公開進行對對田小娥和白孝文的懲罰，對于田小娥，只是他進行“程序”化的行為，他人為田小娥的行為是對族長所領導的正統道德的挑戰，是對整個社會風化的挑戰;他對白孝文的懲罰，是真心實意的，認為兒子的行為極大傷害了他的人生準則，是他無法接受的。
他定制《鄉約》，組織交農運動，懲罰白孝文、田小娥，援救黑娃等行為，踐行著：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古訓。鄉土社會的群體性特點決定了人與人之間的親密，而男女在生理上的差別阻礙著共同生活著的人們之間的`互相了解。男女有別，這在中國的社會上是一種主流思想，男女在社會生活中分別擔任不同的角色，這就決定了女性的弱勢地位。
依然以《白鹿原》中的田小娥為例，她的悲慘命運，來自男性、男權社會以及傳統封建禮教共同帶給女人的壓迫。“一部二十多卷的縣志，竟然有四五個卷本，用來記載本縣自有文字記載以來的貞潔烈女的事跡或名字，不僅令我驚訝，更意識到貞潔的崇高和沉重。這些女人用她們活潑的生命，堅守著道德規章里專門給她們設置的‘志’和‘節’的條律，曾經經歷過怎樣漫長的殘酷的煎熬，才換取了在縣志上幾厘米長的位置。我在密密麻麻的姓氏的閱讀過程中頭暈眼花，竟然產生了一種完全相悖乃至惡毒的意念，田小娥的形象就是在這時候浮上我的心里。”
現在，隨著經濟的發展，交通運輸業的進步，特別是城市化進程的不斷加快，新一代中國人的思想在逐漸轉變，越來越多的人走出鄉村，走向城市;越來越多的人走出偏遠城鎮，走向富裕繁華的東南沿海城市，血緣與地緣的關系在逐漸變淡。現代的中國，依舊是含著獨特鄉土氣息的國家。禮儀、道德、親眷、血緣等等，都是流淌在中國人血管中的獨特精神文化血脈，對于這些思想，自然要取其精華，去其糟粕，古為今用，不斷促進國家的發展。
讀《鄉土中國》有感14
從土里長出過光榮的歷史，自然也會受到土的束縛。
閱讀完這本書，說實話，我的第一感覺就是懵。各種新的學術名詞如潮水般涌來，沒有太多的鄉土經歷，也沒有情感共鳴，只能硬著頭皮看。
才開始的進度是十分緩慢的，基本上一個小時磨一到兩頁都是常態，搜索生僻名詞，進行簡化備注，理解和比對，最后一章看完了，還要合起來梳理一遍。每一篇，都是精彩的閱讀理解，每一字每一句，都是費老先生的嘔心瀝血，“錙銖必較”。
首先，什么是“鄉土中國”？我的理解是——民以食為天。不管是歷史的`延續，中華上下五千年的農耕文明的傳承，還是在這片廣袤的土地上，孕育出的多樣性生命，都綿延流淌著中華兒女對這片黃土地的熱愛與眷念，或是那“剪不斷”的鄉愁……簡單來說，我想，就是“面朝黃土背朝天”。
當一棵大樹即將枯萎，一顆新的種子又會破土而生，而那洗盡鉛華的大樹便也會“返璞歸真”。就像馬爾克斯寫《百年孤獨》，用一個小小的村莊來講述一段燦爛恢宏的歷史，這都離不開他對拉美故土熾熱的深沉的愛。
生于何地，心總在何處。根在人心里早早埋下了魂，人回歸的是心，浮心無處尋，但總會有歸地。
“一次去，一場滄桑，失鄉的人是不該去拾鄉的，如果你心里還有情，眼底尚有淚，那么故鄉不會只是地理書上的一個名詞。”三毛雖然看似漂泊在大漠，但她的內心卻比誰都要安定。
動物的意識中是沒有過去和未來的，它們只生活在現在。而人生活在一個延續的歷史中，不僅是個人的延續，也是代與代之間的延續，鄉土之情，正是人類的偉大之處。
土地給了我們太多，而現在，它想歸根了。滄海桑田，高樓大廈，“鋼筋城市”中，勞動號子消失殆盡，泥土的清香逐漸遠去，農耕情懷被戳破了一道口子……而土地，睡進了厚厚的混凝土里，冰冷縣城沒有了呼吸，“鄉土”成了爺爺奶奶的夢境，變成了孩子們的想象。
“花開彼岸本無岸，魂落忘川猶在川，醉里不知煙波浩，夢中依稀燈火寒。”我們依舊生活在這片土地，只要根在，情就會在。若這世上再沒鄉土，但我們還在，我們的記憶還在，我們可以歌頌，我們可以傳承，我們可以讓這鄉土綿延不絕。我想，土地會笑的吧。
“一切來自土地的，都將回歸土地。”
讀《鄉土中國》有感15
《鄉土中國》是費孝通先生在社區研究的基礎上從宏觀角度探討中國社會結構的著作，分別從鄉村社區、文化傳遞、家族制度、道德觀念、權力結構、社會規范、社會變遷等各個方面分析，解剖了中國鄉土社會的結構及其本色，著名的“差序格局”等有中國風格的社會學理論，就是在這本書中提出和論證的，《鄉土中國》是社區研究的一部比較成熟的著作，代表了費孝通先生早期社會學研究生涯中的一個重要轉折點。
本文主要介紹這本書的背景，筆者個人認為是主要的章節的內容，對當下社會的意義以及筆者一些淺薄的見解。
費孝通先生在《重刊序言》已經交代了此書的寫作經過，這是他在四十年代后期在西南聯大和云大所教的“鄉村社會學”一課的內容，他認為和青年學生的接觸過程中應該探索一些有意義的課題來打開那些還沒有人探究過的知識領域，而不是借用現成的教材來照本宣科，于是便有了這些一面探索一面講授的講義，其中的概念和觀點也沒有經過琢磨，都是具有討論性的，“我并不認為教師的任務是傳授已有的知識，而主要是引導學生敢于向未知的領域進軍。”
社會學在社會科學中是最年輕的一門，更不用說在中國的發展狀況，而本書所處的歷史背景是在上世紀四十年代（1947年），當時的中國剛剛經歷了抗日戰爭并且正在經歷著解放戰爭，費孝通先生在如此艱難的社會環境下還能專注于這樣“冷門的”學科研究，親自到廣西瑤山，云南多地農村實地考察調研，在桂期間前妻不幸溺亡，可以說是經歷了重重困難，暫且不說其研究成果如何，這樣嚴謹求實的學術態度著實讓我等后生敬佩！
在第一節《鄉土本色》中，費老在開頭就明確指出，從基層上看，中國社會是鄉土性的。我國自古便是以農耕為經濟基礎，加之我國人口基數大，絕大多數人口是依靠農業營生的。作者認為我們想要研究中國的社會，不妨把注意力先集中在那些務農的鄉下人，人說鄉下人有些“土氣”，當然這個土氣并沒有任何歧視的意思，反倒是準確地概括了他們離不開泥土，依靠種地謀生的事實，同時我們可以肯定的是以農為生的人，世代定居是常態，遷移是變態，但是我們不能否認大旱兵亂等災難性因素所帶來的人口遷移的狀態。費老也并不是說中國鄉村人口是固定的，人口不斷增加，原有的土地容納的人數達到飽和后，過剩的人不得不向外開辟新的土地，他們之間的關系就像老樹和種子一樣。
這里我有一個切身的事例，在我讀高二的時候，曾聽大人們提起過，我母親的祖上是廣西人，由于饑荒和戰亂，祖上攜著妻兒逃難，徒步跋山涉水，找到了一處和家鄉的環境相似的地方（云南師宗縣五龍鄉）并定居了下來，確切算來，到母親這輩是第三代。20xx年，廣西那邊的后人根據祖上的書信，族譜和口頭相傳的話，找到了母親和她的兄弟姐妹們，我曾見過他們相認后的合影，如同一個模子刻出來的長相，照片的背景是一條河和連綿的青山，就像外婆家的自然環境一樣，我沒有想到自己的身世背后居然還有這段奇妙的故事，讀到費老所提到的“我在廣西靠近瑤山的區域里還看見過這類從老樹上吹出來的種子，在云南我看見過這類種子所長成的小村落，還不過是兩三代的事。”我想，或許費老當年所說的“大樹”和“種子”，便包括我母親的族人。
交代完農業人口時代定居在一片土地上，其狀態是基本穩固的事實后，作者進一步指出大多的農民是聚村而居，這是由小農經營、水利合作、安全保衛、繼承產業四個原因導致的，中國鄉土社區的單位是村落，但是村落間是孤立、隔膜的，正如一開始所說的人們世代定居在某一片土地上，人口流動性小，社區間的往來也就必然疏少，這樣的生活是具有地方性的，在這種限制下，鄉土社會成了“生于斯、死于斯的社會”，“常態的生活是終老是鄉”，人們的.關系也就發生了一種特色：熟人社會，在熟悉的社會中我們會得到從心所欲而不逾越規矩的自由，不是法律所保障的那種自由，規矩是習俗和禮節，是傳統的、世代流傳下來的東西，在第四章，作者提出了一個重要的概念“差序格局”，我們的格局就像是一塊石頭扔進水里所發生的一圈圈推出去的波紋，每個人都是他社會影響所推出去的圈子的中心。舉個例子，一個人如果有錢有勢，他的關系圈可以大得像一個小國，在鄉下，一個人的圈子可能就僅僅局限于小家庭里，所以中國人對于世態炎涼特別有感觸，因為這是一個可以伸縮的格局，在這樣的人情社會里，我們就注重攀關系，講交情，大家都以“己”為中心，和別人所聯系成的社會關系像水波一樣越推越薄。
儒家講究人倫，這個倫就是由己推及到別人所發生的一圈圈波紋的差序，也就是我們傳統的社會里最基本的概念，接著在第五章《維系著私人的道德》具體指出，道德觀念是在社會里生活的人自覺應當遵守社會行為規范的信念。一個差序格局的社會，是由無數私人關系搭建成的網絡，這網絡每一個結都附著一種道德要素，所有的價值標準自然也就沒法超脫于人倫道德的差序而存在了，也就是說，在這樣的社會里，道德和法律是可以伸縮的，因為你的站立基礎是人倫道德，一切普遍的標準并不能發生作用，要在問清事情是什么，對象是誰，和自己有什么關系之后，才能決定拿出什么標準。
在《禮治秩序》和《無訟》兩個章節里，費老依舊對法律在中國實行存在的阻礙進行了探討：鄉土社會的秩序由規矩、習俗來維持，上文也已經提及這個“規矩”。約定俗成的準則，前人留下來的經驗成為了后人行事的參照標準，這樣的鄉土社會是“禮治”的社會，禮是社會公認合適的行為規范，維持禮的規范是傳統，傳統是社會所累積的經驗，這是鄉土社會的特色。在中國傳統的差序格局中，原本不承認有可以施行于一切人的準則，因為每個人都是自己社會關系的中心，每個人的立場與角度不同且在時空的變換下會發生變化，而現行的法采用的是個人平等主義的，這和舊有的倫理觀念相差很大，于是現行的司法制度在鄉間很難運行下去，它所帶來的副作用破壞了原有的禮治秩序，并不能有效地建立起法治秩序，單靠制定法律條文和設立法庭是很難建立起法治秩序的，更應該在社會結構和思想觀念方面進行改革，否則單把法律推行下去，不僅得不到法治秩序的效果，反倒破壞了禮治秩序而引起弊病的先發生。
這些論述對于今天的法治建設仍有十分重要的參考價值，十九大報告指出，中國現在已經進入了新時代，法治中國的建設也越來越受到重視，從1997年“依法治國”的基本戰略第一次提出到今天已有二十年之久，法律是越來越完善了，可是人民對于法律的了解又有多少？人民的法律意識有沒有隨著法制的健全而有所提高？法治中國不僅僅只是法律體系，更重要的是，它還包括法律所要保障的、廣大的人民群眾這個主體，換句話說，要讓人民知法懂法，普法任務不容忽視，中國的法治建設仍然任重道遠。
在《文字下鄉》這章里，費老指出，之所以鄉村人“愚笨”，不識字，是因為他們沒有接觸文字的條件和環境，并且在他們的生活里，語言已經足夠表達意思，甚至有的時候，語言都是多余的，因為他們可以通過面對面、特定的符號或者表情肢體語言等就可以達到交流的目的，在這樣的情況下他們根本不需要文字，站在對方的立場設身處地地討論其可能性。這個論述讓我耳目一新，因為在以往的認知里，我認為鄉下人文盲多僅僅是因為經濟水平低，沒有條件接收教育，所以人們受教育程度不高。分析這類問題，我只會簡單地用“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這個簡單籠統的結論來解釋，這個章節不僅讓我認識到了農村教育水平不高的具體原因，更改變了我以往的認知態度，即從事情多個角度具體分析，切忌籠統，一概而論之。當然，這個論述對我國普及義務教育也有重要意義，也就是說想要提高全民教育水平，要設身處地地考慮被教育者的實際情況，改變農村孤立膈膜的狀態，加大其與外界的聯系與交流，營造出需要教育的環境，而不僅僅只是把教育帶下鄉。
【讀《鄉土中國》有感】相關文章：
讀《鄉土中國》有感04-03
讀《鄉土中國》有感07-25
讀鄉土中國有感03-20
讀鄉土中國有感08-23
讀費孝通《鄉土中國》有感作文07-20
讀《鄉土中國》有感13篇08-11
讀《鄉土中國》有感（精選35篇）07-20
讀《鄉土中國》有感（精選25篇）11-03
讀《鄉土中國》有感15篇04-10
讀《鄉土中國》有感（精選34篇）10-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