埃斯普馬克演講(全文)

　　演講者：埃斯普馬克(瑞典學院院士、諾貝爾文學獎評委會評委)

　　中譯者：萬之(旅瑞中文作家、翻譯家)

　　地點：中國人民大學

　　在全球化的時代循環中，很多維護民族或者地區特性的呼聲也在高漲。在歐洲，有很多國家合作，要保護歐洲電影，對付來自好萊塢的巨大壓力。法國甚至立法保護自己的語言，對抗英語的入侵。在瑞典，瑞典學院也為了瑞典語而多次出頭，防止所謂的“域界損失”。

　　為了捍衛本土語言和文學而投入的這類努力，并非新鮮事。冰島語很長時期反對借用外來語。陀思妥耶夫斯基和他在語言上的同仁都努力維護自己的語言，抵制西方的影響。文學研究者們也贊同語言純潔派的看法，所以丹麥文學史家維爾赫爾姆·安德森認為，十九世紀丹麥文學的黃金時代是因為詩人和作家都努力擺脫外來影響，找回了本土的特色。

　　維護自身語言的持續努力值得我們尊敬，即使我們明白本土語言會因為借用外來語而變得豐富，可以學習其他語言的成熟和氣魄。相應的，我們贊賞對民族文化的關注和愛護，尤其是在民族文化處于劣勢要對抗強大的國際性潮流的時候。

　　但是，對本土文學的維護很可能忽視了在現代文學發展中的一個極為重要的現象——多少不可替代的杰作就是在外來刺激和本土元素或語言的會面中產生的。

　　在二十世紀最有活力最重要的文學中我們到處可以看到這樣的例證。

　　英國詩人T·S·艾略特(一九四八年獲得諾貝爾文學獎——中譯者注)具有突破性的詩歌創作是19世紀法國象征主義與本土17世紀早期詩歌傳統的相會。在早期的詩作《阿爾弗雷德·普魯弗洛克的情歌》中，艾略特借他的主人公抱怨，說出“正是我的意思”幾乎是不可能的;相反，這個主人公夢想“神燈”有能力“在一個屏幕上用模式投射出神經”。

　　T·S·艾略特

　　當普魯弗洛克責怪人浪費自己生命的時候，他提供了一個具體的形象：“我用咖啡勺子量掉了我的生命”。這就是波德萊爾叫作“翻譯靈魂”的藝術，把內在的事物用明顯的形象展現出來。艾略特很熟悉的公式“客觀的關聯詞”，就是指這種藝術。這種賦予內心事物可感知形象的方法，在偉大作品《荒原》里有最為人熟悉的表達：荒漠景色在艾略特作品里成為其時代內心枯竭不育的外在圖像。

　　我在四十年前的一部研究著作里就說明了艾略特如何發展這種詩歌創作的方法：一方面是受到法國象征主義的啟示，另一方面是17世紀早期英國的所謂玄學派詩人的影響。后者可以“就像感覺玫瑰香氣一樣直接感覺他們的思想”。艾略特的這種新藝術可以用視覺、嗅覺和手指尖的觸覺去表達思想和情感。這是詩歌領域的革命——就發生17世紀本土傳統被重新喚醒而與法國19世紀詩歌會面之際。

　　奧克塔維奧·帕斯

　　墨西哥詩人奧克塔維奧·帕斯(一九九零年獲得諾貝爾文學獎——中譯者注)用相同的方式，將他從法國超現實主義受到的啟發與他從墨西哥印第安人詩歌中受到的影響結合起來。阿多尼斯(敘利亞出生的阿拉伯語詩人——中譯者注)也用自己的方式在近代法國詩歌和古典阿拉伯語傳統的會面中發現了一種新的詩歌。對拉丁美洲文學的“繁榮”來說，福克納富有幻想的方法和本土口頭文學傳統的交叉發揮了至關重要的作用。這些案例顯示，從外部來的刺激如何在本土著傳統中“合法化”了。

　　瑞典文學中也能找到例證——我們可以舉出兩個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哈瑞·馬丁松和托馬斯·特朗斯特羅默。馬丁松當過多年的輪船鍋爐工，他在漂流過七大洋之后于1927年登岸生活時，已經擁有了非常豐富的文學素材，對于傳統瑞典詩歌也滿懷信心。不過他當時笨拙的文學嘗試還缺少一種表達他豐富經驗的語言。后來他從美國詩歌中得到解放自己的激勵，包括卡爾·桑德堡和意象派詩歌的啟發，這才發展出他自己需要的這種語言。結果就是他創作了非常接近中國古典詩歌的作品(意象派本身就可以追溯到中國詩歌的影響)：

　　在海上我們感到春天或夏天只是一陣風。

　　漂流的佛羅里達水草有時在夏天開花，

　　而某個春夜里一只琵鷺朝著荷蘭飛去。

　　僅用一兩個富有內涵的細節，馬丁松就再現了一個廣闊的背景，不同季節在大海上的呼吸。是美國現代主義幫助了他，既能使用自己豐富的素材，也能面對瑞典人的感性。

　　哈瑞·馬丁松

　　如果沒有法國超現實主義和瑞典傳統的會面，就難以想象托馬斯·特朗斯特羅默的詩歌。我們就以他的一首詩歌為例，這首詩的開端是這樣的：“十二月/瑞典是一條被拖上岸的 / 憔悴不堪的船/ 它的桅桿斜立著 / 朝向黃昏的天空。”把風景描繪成一條拖上岸的船，這個意像貫穿了整首詩歌，于是風會抓住“橡木的全套桅桿”做一次穿越時代的航行中，還載著甲板下面的死者。

　　這種電影化的雙重展現手法，是特朗斯特羅默從他同代人中許多詩人的共同老師——拉格納· 圖爾謝那里學到的。也是在圖爾謝這里，法國超現實主義和瑞典本土傳統會面了。圖爾謝通過不同途徑和法國超現實主義產生聯系，他們的寫作方法打開了通往無意識的閥門，釋放出了一種富有荒誕圖像的泛濫洪水。但圖爾謝同時又對有強烈視覺感的電影藝術很感興趣，也對以一種社會結構為言說對象的形象心理學非常感興趣。

　　托馬斯·特朗斯特羅默

　　奇妙的是，馬丁松和特朗斯特羅默都很快超過了他們的老師。

　　讓我在此刻代表一下這代人中曾拜圖爾謝為師學習寫詩的人。我那首有關西安的兵馬俑的詩歌——也有中文的翻譯——正好也顯示了這樣一種兩個事件的雙重展示，一條線索是用土燒制的古代兵馬俑，而另一條線索是今天的活生生的人：一個跪射的兵馬俑拉緊了弓箭，對準一道近代戰爭的殺戮之光。腐爛了的弓和生了綠色銅銹的箭頭屬于久遠的古代，而放火燒殺的敵人和冒著氣泡的燒傷傷口屬于我們今天這個時代。這首詩中的“我”是來自西安的一個兵馬俑，能夠認出朝他走來的現代士兵。“認出我們自己的風度”。這種雙重視覺的結果就是一種“我”的感知，一種既是古代又是現在的戰爭的感知。

　　在特朗斯特羅默的詩歌和我的詩歌之間，有一種法國超現實主義的自由關聯性和一種追求視覺性和串聯的連貫性的瑞典式愿望。如果沒有這樣的一種國際影響和本土傳統的會面，這樣的詩歌就無從談起。

　　相應的，這種情況對于當代中國文學也是適用的。也許在莫言的創作里我們看得最清楚。當人們試圖描述莫言的創作特點時，已經有人指出過他和威廉·福克納和加西亞·馬爾克斯之間的相似性。不過，重要的是莫言與這兩位外國文學大師的關系中具有獨立性。莫言本人就談過這是一種對話的關系，是穿越了時代的一種談話：“每當我對自己失去了信心時，就與他(福克納)交談一次”。

　　但是，對話不僅僅是建立在莫言所說的“相當親密的私人關系”上。莫言也可以這樣回敬說，“因為我編造故事的才能決不在他(福克納)之下”。

　　威廉·福克納

　　如果說福克納能有什么可以教中國同行的話，那么最重要的要點就是掌握打造一個自己的鄉土，在這片鄉土里，普通老百姓和他們的生活遭遇可以發揮到幾乎神奇的地步。相對福克納的約克納帕塔法縣，莫言設置了他的高密東北鄉，而突出強調他的省份在現實中是存在的，這點是和那個美國作家是不一樣。

　　問題在于要創造“廣闊的視野”。而這種雄心不僅是美學上的，也是道德上的。莫言是一個“有良知和責任感的作家”，他把對作家的這樣的要求表述為“站在人類的一邊”。正是這樣有普遍意義的目的，他在自己的鄉土風景中也利用了世界其他地方的地形特征——現實中高密縣并沒有的山脈、沙漠和沼澤。

　　加西亞·馬爾克斯

　　也正是在這樣有普遍意義的目的中，他再現了事實上存在的歷史。為了讓現實可以顯示“一個混亂的社會可以扭曲人的感情生活，讓人失去理性”，作家必須“轉換”歷史的事實——而且在缺少事實的地方“創造出事實”。

　　這不僅展示了莫言利用了來自福克納的激勵來創造出了自己的一片中國天地。這也同時顯示，正是在來自福克納的路徑與地道中國經驗的道路交叉口出現了大師之作，沒有這種交叉，這種杰作也就不可能產生。外來的激勵是真相的一個部分——但只是一部分。莫言自己也俏皮地“減低”了他從福克納那里學本事的意義。他說，“我感到福克納像我的故鄉那些老農一樣，在用不耐煩的口吻教我如何給馬駒子套上籠頭”。福克納可以教莫言一點本事，但籠頭和馬駒子還是莫言自己的。

　　在和加西亞·馬爾克斯“會面”的問題上也可以做同樣觀察。莫言是在已經深入到《紅高粱》的寫作時，才讀到了《百年孤獨》這部“獨一無二”的長篇小說。他那時就表示過遺憾，沒能在自己這部小說中用上那樣一種寫作手法。而在莫言隨后的作品中，我們就可以看到很多所謂魔幻現實主義的例子了。但是，就在這些作品里，我們也不能匆忙下結論。莫言也完全有理由提到本土的故事傳統對他的影響。比如他最初的文學閱讀經驗是《封神演義》，這部小說里充滿超自然的生命體和想象奇幻的事件。

　　莫言每次可以借讀這部書兩小時，為此他要先幫書的主人磨面。除了這樣讀書，莫言在自己成長的年代與本土口頭說書傳統“會面”——并把這種會面叫做“用耳朵讀書”。這種民間敘事文學也在蒲松齡的《聊齋志異》里占有重要地位，富有想象奇幻的組合和故事，在這部作品里沒有人與獸之間的界限。莫言有一部小說中寫到過女人為狐的情節，就屬于這一說書傳統。

　　如果我們退一步，試著全面觀察加西亞·馬爾克斯能給莫言提供什么，就可以發現魔幻現實主義使中國傳說文學寶庫成為參照文學這一點上具有最大的意義。加西亞·馬爾克斯并沒有教別人魔幻現實主義，他只是對莫言說：你已經坐在這種文學財富之上，請使用它吧。當然，莫言需要這樣的建議，把本土傳說寶庫納入到自己的現代小說藝術中。

　　我們用這樣觀察的方式可以在一系列的案例中發現，大師的作品都是在外來的道路和自己信賴的道路的交叉口處出現的。很多重要的文學著作，如果沒有這樣的會面，就不可能創造出來。不過，同樣重要的是，我們也要看到年輕作家是通過和前輩大師的會面并通過這個大師向他闡明他已經擁有了他要錘煉的金屬，才能找到自己作為作家的獨特性和原創性。外來的學識幫助他找到他自己和他自己獨特的文學語言。

　　這種國際文學和本土傳統的會面能教會我們的是，這種摸索的才能絕對不需要你成為一個模仿者。相反，我們可以看到外來的激勵幫助一種意義重大的創作主題找到本土自身的資源，也能找到自己的文學語言。在這樣的會面的地方，我們可以看到一系列當代的文學杰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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