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回歸反思

　　今年7月1日，香港將迎來回歸祖國16周年的盛大慶典，也將開啟第四任特區行政長官宣誓就職和領導香港同胞進入一個“穩中求變、改革發展”的新紀元。

　　香港回歸16年來的歷程證明，中央對香港實施行政特區的管治模式是正確的，“一國兩制、港人治港和高度自治”的政治方針在香港得以成功實踐。16年來，香港已經歷了四屆特首的競選輪替，并順利完成了對港治權的“平穩過度、穩定施政和確保經濟自由開放、持續繁榮”的歷史使命，并將進入全面深化改革，持續、健康發展的關鍵時期。16年來，香港的經濟發展路程也并不平坦，她經歷了令人痛楚的97亞洲金融危機、2003亞洲非典危機、2007美國次按危機、2008全球金融海嘯和至今仍不斷深化、擴散，陰霾難消的2009歐洲債務危機。雖然在中央政府及時推出如：CEPA、個人自助游、鼓勵大型國企上市,壯大資本市場、開放人民幣業務和擴大跨境貿易結算、建立人民幣離岸中心和啟動挺港36條等等強效政策措施的鼎力支持下，香港每一次都能安然度過難關，經濟快速復原(能維持4.5%至6%的增速)，就業穩定增長(失業率降至3.3%歷史新低)。但是我們也不難發現，隨著多次危機的突然降臨，香港經濟也完整演繹了一次次驚心動魄的劇烈波動，財富效應經濟模式難以根本改觀，更造就了許多至今難以脫困的負資產。究其根源，就是因為香港的政治、經濟和產業、經濟結構，至今仍存在著嚴重制約社會和經濟發展的深層矛盾和內傷。

　　一是，香港政治生態日趨復雜，泛政治化社會影響深化，嚴重阻撓政府施政、政制改革和經濟發展。香港回歸后，在西方敵對反華勢力的刻意鼓動和扶持下，香港反對派政治社團迅速發展，形成一股不可忽視的社會逆流。他們既無明確系統的經濟發展主張，又無與政府合作的誠意。習慣于為反對而反對，一切與政治掛鉤,漠視“一國之前提”，大玩“兩制的煽情”，不斷分化社會合力，操弄民意，挑動內耗，宣揚暴力民主，制造混亂。之前的“反高鐵、反政改、反預算案、阻撓港珠澳大橋建設”和近期連續出現的“拉布對抗議員替補機制改革和反對新一屆政府架構重組”等示威行動，都是他們極力阻撓特區政府政制改革、經濟發展與民生改良的丑陋表演。既大量浪費了公帑，推升了經濟發展成本;又破壞了香港社會的和諧與發展共識，嚴重阻礙了香港的政制改革和經濟發展。

　　二是，特區政府觀念保守，思維僵化，普遍守持打工者的消極心態，缺乏創新進取意識，致使香港產業重建和經濟轉型步伐緩慢。同時對行政長官和問責官員的廉政建設與防貪腐監督條例存在不完善的地方。70年代末，隨著全球經濟一體化的不斷發展和中國的.持續對外開放，亞太區域經濟格局和產業鏈接發生深刻變化(香港由供應鏈前端變為終端)。因此，回歸以來的香港一直存在實體產業空洞的格局，傳統經濟優勢如：“航運、貿易、物流、旅游和金融業”亦面臨內地擴大開放的激烈競爭，動力日漸削弱，香港產業、經濟承受著巨大的升級、轉型壓力。同時，與產業經濟發展相配套的大型基建工程也發展遲緩，如：舊啟德機場改造、西九龍文化中心規劃發展、新界區及前海經濟外延的拓展等，出現議而難行和蹉跎多年的現象。直至近年，港府才正視經濟發展的瓶頸和壓力，提出“六大產業和十大基建”的發展構想。

　　三是，香港司法獨立，行政、立法與執法三權分離。立法會賦權較大，且存在反對派議員利用立法會條例空間的濫權行為，導致基本法所賦予特區政府的行政主導原則弱化，政府的架構重組、政策制定、預算執行和施政決策均受到立法會審決機制的較大制約。經常出現“議案受阻、議而不決，或決而難行”的弱勢政府局面。既嚴重影響了政府的決策與施政效率，也間接拖慢了香港產業升級與經濟轉型的發展進程。

　　四是，全球金融危機肆虐，暴露出香港政府金融監管的漏洞，垃圾債券或有毒債券大行其道，多間銀行涉及違規銷售，誤導投資，致使眾多普通市民損失慘重，對香港金融信心降低。如：2008年雷曼兄弟倒閉，迷債風暴席卷香港，雷曼迷債既是特殊的“信貸違約掉期”債券，又是金融衍生結構性產品，對其解構、定價、風險計量和發售模式的監管，涉及金管局和證監會兩大監管機構。由于兩個監管機構存在職能交叉重疊的現象，也導致責任鑒定不清,出現證監會監管結構性產品不到位和金管局監控銀行違規及警示迷債風險不及時的疏漏。給香港亞洲國際金融中心的道德與信用帶來一定沖擊。

　　五是,香港本地人口自然出生率低(不足2%),貧富差距懸殊,老齡化問題突出,人力資源優勢與市民素質有待進一步加強和提升。香港作為亞洲先進的國際金融和商貿服務平臺，具有資訊快捷、法制完備和市場開放的國際教育領先優勢。但長期以來，香港的國際教育資源潛力，并未得到充分挖掘潛和轉化為發展香港所需的人力資源優勢。香港精英階層(中產人士和政府公務員)的子女基本是面向海外求學發展，這從政府對公務員子女的留學補貼政策就能看到端倪。可是最終能學成歸港，服務香港的精卻是少數。實際上，占香港700萬人口絕大多數的中下階層，學歷較低，素質不高。通俗文化、低俗文化長期主導傳媒市場，花邊新聞、八卦新聞滿天飛，已成香港特色,教育產業有較大改善和發展空間。

　　可見,自97回歸以來，上述問題已困擾香港多時，給香港政制循序漸進改革、經濟發展和社福民生改良帶來嚴重影響。因此，新一屆特區政府為營造“大和解、大團結、大發展”的健康社會氛圍，順利實現“穩中求變”的政制、經濟改革目標。必須從以下幾個方面入手逐步化解香港社會和經濟的發展制約。

　　第一，特區政府需盡快推進梁振英先生提出的“大和解、大團結”工程，努力營造“穩中求變、改革發展”的良好開局。一是應率先實現建制陣營內部的充分“和解”，并逐步發展壯大“愛國愛港和親中挺港”的建制力量。加強輿論宣傳，統一發展共識，按中央領導的要求做到「團結和諧、顧局實體，兄弟同心，其利斷金，放棄狹隘小圈子利益之爭，著眼於香港同胞的長遠福祉，共謀香港社會的長遠發展大局」。二是要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曉以大義，統一思想，凝聚共識，共謀香港社會的和諧發展。應以包容務實的胸懷,努力團結香港各中間派社團組織和社會各界精英人士，落實特首政綱，推動「穩中求變和改革發展」。三是對損害香港政制、民主健康發展，制造社會分化內耗和動亂,及阻撓經濟民生發展的行為，應予堅決駁斥和抵制，不斷瓦解和削弱他們生存的土壤。

　　第二，應進一步健全完善特區政府及問責官員廉潔奉公與防貪腐監督條律，構建廉潔高效的政府施政團隊，努力維護香港“愛國愛港、法制廉潔、社會和諧與自由平等”的核心價值。同時應全面深化政府職能改革，強化基本法所賦予的行政主導原則，加強公務員培訓,建立“小政府、大財政和大市場”的施政管理思維，發揮香港在國際金融、科技創新、環保節能、現代服務等領域的產業龍頭優勢,促進兩岸四地經濟融合，盡快制定與內地“十二五規劃”相銜接的本港(3—5年)中長期產業、經濟發展規劃。并深化財政體制改革，積極研究探索“拓擴稅基、公平稅負和稅網覆蓋”議題，并盡快建立政府財富投資基金，不斷累積擴充發展儲備，進一步加大政府對香港社會和經濟的規劃、發展投入力度。

　　第三，應進一步加強特區政府的立法改革,為順應香港未來的變革發展實際,應不斷健全完善香港法制、立法會議員資質和審議條例、以及終審法院對香港司法的解讀責任。以維護香港法制尊嚴,凈化立法會空氣,提升立會門檻和議員素質,杜絕爛仔文化和流氓行為在立法會莊嚴議事殿堂的滲透蔓延。確保立法會的純潔、神圣與效率。

　　第四,應不斷加強金融監管改革,進一步健全完善香港金管局、證監會和聯交所的監管職能。并建立問責機制,強化分業監管,加強市場風險預警和投資者教育。同時應將金管局對政府外匯儲備基金的投資運營職能從監管架構中剝離出來,建立政府專業投資主體專責運營的政府財富投資基金。以不斷累積香港經濟發展投入和實施與香港產業經濟可持續協調發展相關的本地區、跨區域、跨行業投資。

　　第五,應立足于建立香港資訊科技、國際金融、文化創意、環保節能、國際教育、現代物流等優勢產業,積極吸納優秀專業人士和經營管理人才，進一步改善香港人力資源配置結構。同時應充分發揮利用香港獨特的區位和國際化教育資源優勢，以及與眾多國外高校的合作對接優勢，創新教育模式，拓展教育資源，大力發展學位教育和持續進修教育，吸引國際教育人才和周遍區域的學生資源，共同將香港打造成為“國際教育”之都，培養更多、更全面的跨區域、跨市場的技術和經濟管理人才，及行政管治人才。為全面開創香港變革發展新局面和順利實現香港經濟的再次騰飛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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