案件調查報告

時間：2024-09-06 15:09:37 林惜調查報告我要投稿

案件調查報告（通用17篇）

　　在現實生活中，報告有著舉足輕重的地位，多數報告都是在事情做完或發生后撰寫的。那么大家知道標準正式的報告格式嗎？下面是小編整理的案件調查報告，僅供參考，歡迎大家閱讀。

案件調查報告（通用17篇）

　　案件調查報告 1

　　近幾年來，我縣涉林案件逐漸增多，至20xx年達到最高。20xx年共受理案件15件15人，20xx年共受理案件18件18人，20xx年共受理案件25件25人。從共受理案件性質來看，濫伐林木犯罪案件28件28人，森林失火案件12件12人，盜伐林木犯罪18件18人。由于這類犯罪不僅嚴重地破壞了森林資源，而且社會危害性大，嚴重影響林區社會秩序，增加了林政管理的難度，必須引起社會的廣泛關注和高度重視。下面就我縣涉林案件作簡要的分析。涉林案件的特點，從已發生的涉林案件看，具有以下特點：

　　一、濫伐林木數量大，森林資源破壞嚴重。少則超指標濫伐數十立方米，多則超指標濫伐數百立方米。如犯罪嫌疑人姚某某，系縣扶羅鎮常委副鎮長，分管經貿林工作。20xx年11月至20xx年7月間，姚在經營并兼任縣振扶開發公司法人期間，因開采重晶石礦需要木材撐洞和做礦架等用，于是利用職務之便，采取“先上車后補票”或“不補票”的辦法，先后委托礦農在蒙沖蓋林場鐵巖山、黃爪灣、仙人坡肢、蒙沖灣等11處山場采伐了云溪要八孟組、老田組的、講溪組的、岑墳組的、皂溪村利寨組的、樂組的、鐵榜組的及丈溪村的與鎮企業辦聯營的股份林場杉木823侏。經聘請林業工程師鑒定，該823侏活立木蓄積121.9015立方米，扣除有證部分杉木活立木蓄積29.2308立方米，超伐杉木活立方蓄積92.9707立方米，計濫伐林木價值30020元。

　　二、發案村多為偏遠山村。這些地方交通不發達，經濟落后，群眾經濟來源是“以農為主，靠山吃山”，傳統農業模式典型。山區立地條件差，發展經濟受制約，而森林資源相對豐富。

　　三、森林失火案件增多，多發在清明節前。近幾年氣候等方面的原因，森林失火案件增多，造成毀林面加大，給集體帶來了較大的損失。如被告人吳代學于20xx年4月4日下午五時，進到獅馬沖的責任田將一個星期前吹田坎時砍下來的柴草歸堆在水田坎邊，并堆在一起，用隨身帶去的氣體火機點燃雜草。結果造成森林失火，過火林地面積276畝，燒毀林木蓄積393立方米，燒毀幼林6500株，直接經濟損失達52140元。

　　四、絕大部分法律意識淡薄，林業法律法規知識欠缺，對濫伐林木的嚴重后果認識不足。濫伐林木案件中，有的涉及村組干部，有的涉及鄉鎮領導，他們均認為超指標砍伐不要緊，林業站發現了最多罰點款，或者認為為了村組或鄉鎮集體利益超指標砍伐一點林木只有這么大的事。更有其者，有的對超指標濫伐林木的認識到了離譜的境地。如有人認為樹是村集體的，自己有權砍自己的樹，不管林業部門的事，對林業部門工作人員的制止置若罔聞。有的因涉林犯罪被逮捕后，感到非常納悶，并質問辦案人員其為了集體的利益，為何要其個人承擔責任。如被告人楊清權，系縣茶坪鄉林業工作站站長，于1999年10月至20xx年9月期間，多次組織村民無證砍伐鄉管林木，執法犯知法，共濫伐林木675株，于20xx年以濫伐森林罪被判處有期徒刑六年，并處罰2萬元。

　　涉林案件增多的原因

　　一、林業管理人員的瀆職行為助長了涉林案件。一方面，林業管理人員工作不負責任，不按操作規程辦事，在核發林木采伐許可證，不了解采伐地點資源狀況，把采伐地點定得不具體，甚至只規定到村到組，無法進行作業設計或根本不搞作業設計，造成采伐混亂。另一方面，林業管理人員核發林木采伐許可證后，沒有進行必要的監督檢查，不檢尺，有的甚至連砍代現場都不去，任由村民砍伐，直到木材運輸檢尺后才知道已超砍。

　　二、執法欠力度，打擊不到位。由于諸多原因，林業公、檢、法的經費始終沒有解決，辦案費用均是自理，并有創收任務，因此，嚴重存在“以罰養警”現象。致使對犯罪分子打擊不力，處罰不到位。相當一部分案件被林業公安以罰代刑消化，起訴到法院的案件也因經濟利益的驅動，絕大部分犯罪分子被從輕處罰，其中更多的是被判處了緩刑。根本起不到“殺一儆百”的`作用，致使村組干部濫伐林木案件屢屢發生。

　　遏制涉林案件的對策

　　一、法律宣傳要深入，形式要多樣化。《森林法》雖已實施十多年，但在廣大農村尤其是偏遠山區，群眾對該法的內容知道得少，只知道有這么個法，對違反該法要受何種處罰，缺乏足夠的認識。因此，有關森林的法律法規的宣傳要進一步深入，不要停留在拉拉橫幅、寫寫標語的形式上，而要深入到村、到組、到農家，形式多樣化，使廣大群眾真正了解林業政策和法律法規。同時可以采取到鄉鎮，到林區集中公判一批涉林犯罪分子的作法，以案說法，以案宣傳，用群眾身邊的事身邊的人教育群眾，必然會取得良好的效果。

　　二、保障辦案經費到位，加大打擊力度。由于辦案經費緊張，裝備落后，辦案手段原始，不僅嚴重挫傷了廣大林業政法干警的工作積極性，而且產生的一系列后果，有油水的案件爭著辦、無油水的案件不辦、拖著辦或查而不力。查辦的案件大部分不是被消化了就是交了錢被從輕處罰。因此要努力保障辦案經費，以便充分調動林業政法干警的工作積極性，加大打擊犯罪分子的力度，嚴肅執法，杜絕以罰代刑，以費代刑的現象，做到有案必查，查必從快從嚴，懾于政法部分的威力，濫伐林木的現象必然得到遏制。

　　三、加強林政管理，強化林業行政執法監督。加強林業工作人員的職業道德培養，加強林業部門的干部隊伍建設，使林業部門的工作人員做到依法行政，嚴格按照法定規程操作，依法發放采伐許可證，加強林木采伐的監督管理，嚴格檢尺制度，從源頭上堵住濫伐林木的發生。同時，林業主管部門對林業工作人員的違法失職行為不護短，依法嚴懲，確保林政管理到位，工作人員盡責，防止濫伐林木的發生。

　　四、加強森林防火宣傳，提高防火意識。森林失火多發生在鄉村，多發在邊遠村組，且時間多集中在清明節前。因此，宣傳工作要到位，要細致，采取走村串戶地進行把工作做扎實，對重點戶要跟蹤督促。此外，還要重打擊，對造成影響大，損失大的犯罪嫌疑人要從嚴查處和懲治。

　　案件調查報告 2

　　xx是一個總面積2391平方公里的農業大縣，全縣總人口130.5萬人，其中農村人口113.2萬人。近年來，縣法院受理的離婚案件逐年增加，20xx年，全年受理離婚案件648件，占民事案件數的39％，占全院受理案件數的19.6％。今年1至9月份，共受理離婚案件557件，占民事案件數的39.8％，占全院受理案件數的22.1％，比去年同期增長了29件。離婚案件占全院各類案件之首。

　　上述案件，農村離婚案件占85％。農村大量離婚案件的產生反映出許多深層次的社會問題，不能不引人民法院、民政部門、農村基層政權組織、工青婦等群團組織及社會各界的關注，對新時期正確處理農村婚姻家庭問題提出了許多新課題。近期，我們隨機調閱了20xx年以來100件農村離婚案件的卷宗，從中分析并總結出一些帶有共性的特點、成因，并針對實際情況提出了一些解決問題的措施。

　　一、農村離婚案件的特點

　　（一）一方當事人多為外出打工的農民。在抽查的100件案件中，這類案件占到85件。這些當事人一般集中在春節前后打工回鄉過年、省親期間到法院起訴離婚。從20xx年1月19日至2月9日21天內，到法院起訴要求離婚的人數達120人，審查后能夠受理的117件，占同期各類案件受理數的87％，呈現出一枝獨秀的情形。其中的2月9日一天受理離婚案件達到31件，創下我院歷史新高。

　　（二）女性作為原告主動提出離婚的比例較大。百件案中有96件是女性作為原告起訴離婚的。其中外出打工的女性是39人，丈夫外出打工的41人，夫妻均外出的5人。在外打工的`女性大多收入相對比男性高，離婚后不會面臨生存困境，多不主張家庭財產權和子女撫養權，有的即使提出此類主張也不十分強烈，而要求離婚的態度相當堅決。不惜舍棄親情，放棄財產以達到離婚的目的。

　　（三）離婚當事人年齡小，婚齡短。從百件案件的統計看，離婚當事人的平均年齡為31.39歲，其中男性最低年齡為32.1歲，女性為30.6歲，年齡在40歲以上的當事人僅有12人。婚齡不足3年的38件，3年至5年的44件，5年至10年的12件，10年以上的6件，平均婚齡4年10個月，婚齡最短的只有90天。

　　（四）離婚當事人的文化程度較低。在百件案件的200名當事人中，小學或初中文化的占116人，而具有高中以上水平的僅有84人。

　　（五）離婚的理由有所變化。以前，婚姻案件中離婚的理由多為暴力因素所致，導致案件當事人感情破裂而離婚。目前，該類因素引起的離婚案件明顯下降，僅占3％。還有的當事人雙方婚前不認識，后經人介紹相識，而后結婚，因婚前無感情基礎，婚后沒建立很好的夫妻感情，無法共同生活，因而提出離婚，結束沒有感情的婚姻。

　　（六）案件審理難度增大。當事人一般是在深思熟慮、痛下決心后起訴離婚的。因此案件調和難度大。無過錯方對過錯方的過錯很難拿出確鑿有效的證據加以證明，加大了法院審理難度，使法院無法保護無過錯方的權益。百例離婚案件調解和好的僅有15件，調解離婚的46件，判決不準離婚的12件，判決準予離婚的27件。

　　二、農村離婚案件原因分析

　　我們通過閱讀卷宗、走訪當事人、與案件承辦法官座談等形式，對當前農村離婚案件的成因進行了深入的分析。過去我們認為，農村當事人提出離婚主要原因是買賣婚姻、家庭暴力、追求婚姻自由和幸福生活等幾類等較為正當理由。但通過調研我們發現，當前農村離婚案件形成的原因發生了變化，呈現出多因并存的局面，離婚理由的正當性也受到了挑戰。

　　婚外情和第三者插足使女性主動提出離婚的比例加大。這是農村離婚率上升最主要的原因。地區是農業大縣，人均土地僅為1.2畝，經濟較落后，為尋找更加舒適的生活空間，受“淘金熱”的沖擊，大量青年男女紛紛外出打工。目前，全縣外出打工農民有25.6萬人，使成為我省勞務輸出大縣。由于與打工地的生存環境和生活條件的極大反差，有的已婚打工者思想發生蛻變，產生婚外情。在產生婚姻不忠，甚至已找到“下家”的情況下，女性想通過離婚達到“去舊迎新”的目的，一離了之。大多數女性主動提出離婚，均基于這一類原因。少數發起來的男性農民，飽暖思淫欲，在外面找情人或女秘書陪伴，漸漸喜新厭舊。但通常他們不主動要求與“妻子離婚，但長期不履行夫妻義務，對妻子、孩子、家庭不聞不問，迫使女方提出離婚，使女方成為“被動中的主動者”，而達到離異目的，這也是導致女性提出離婚增多的重要原因。如本縣找郢鄉42歲吳某，因丈夫在外地包工搞建筑與她人姘居長期不回家，又不往家寄錢，全靠她一人帶著三個孩子，耕種近十畝承包地，還要照顧兩位公婆，在生活的重壓和感情長期遭受摧殘的情況下，吳某被迫起訴離婚。

　　案件調查報告 3

　　隨著城鎮化建設的加大，城鎮經濟不斷發展，大量的農民從農村轉移到城市，成為城市建設的生力軍。農民工群體為中國城鎮化的發展做出了巨大貢獻，但是不可否認現階段我國農民工的合法權益保障缺乏，特別是建筑行業農民工工資被拖欠的問題較為突出。建筑行業(含交通道路建設)的從業人員絕大部分是農民工，解決好農民工被拖欠工資的問題是關系農民工切身利益、關系社會穩定、關系社會城鎮化發展、關系社會經濟長遠發展的問題。為了進一步了解農民工被拖欠工資的問題，近日，筆者針對我市市本級20xx年拖欠農民工工資案件的投訴、受理情況進行了認真的分析和探究，形成了如下報告：

　　一、基本情況

　　據統計，20xx年市本級人社部門處理拖欠農民工工資案件42件，清欠農民工工資1557萬元，涉及農民工1680人。處置欠薪事件18件，涉及農民工1239人。

　　二、基本特點

　　(一)拖欠工資主體主要集中在建筑業

　　從市本級投訴人的從業行業看，建筑業投訴涉及1520人，占投訴涉及總人數的90.48%。建筑業以體力勞動為主，行業進入的門檻低，適合于文化程度偏低的青壯年農民工，這個行業也是拖欠農民工工資最嚴重、最普遍的行業。

　　(二)投訴涉及人員勞動合同覆蓋率低

　　20xx年，xx市本級接到投訴的涉及人員基本上都沒有具體的勞動合同，沒有參加社會養老保險，發生勞務爭議時很難提供必要的依據作為工資發放的依據。

　　(三)群體性案件發生的比例較高

　　在市本級受理的被拖欠工資的案件中，群體性的欠薪案件發生比例較高，20xx年共立案42件，造成事件的有18件，占所處理案件總數的42.86%。建筑行業農民工，以鄉土地緣為紐帶形成各個作業班組，一旦發生拖欠農民工工資情況，鄉土人情往往會使得他們趨向于走在一起，共同討薪。極個別人員采取堵路、潑汽油、到政府部門x等極端方式討薪，從而釀成事件。群體性案件容易導致社會矛盾和暴力沖突，是造成社會不穩定的重要因素之一。

　　三、產生原因

　　(一)農民工維權意識不強。農民工是社會的弱勢群體，不少人缺乏相應的法律知識。由于農民工求職心切，在受雇用時不知道要與老板簽訂書面的合同，常常僅是以口頭形式和老板約定相關合同。一旦發生糾紛，農民工不能提供合法有效的證據，在法理上很難取得有利對待。

　　(二)建設單位(業主)、施工單位的資金鏈出現問題。20xx年受銀行信貸政策調整及國家限制購房政策的影響，部分建設單位和企業融資困難，流動性資金不足，直接導致農民工工資被拖欠。

　　(三)建筑工程項目層層轉包、違法發包情況嚴重，個人承包者無能力支付導致拖欠農民工工資。法律法規明確規定建筑工程應當發包給具有相應資質條件的承包單位，并要求企業將工資直接發放給農民工本人，嚴禁發放給包工頭或其他不具備用工主體資格的.組織和個人。目前，拖欠農民工工資的建筑工程項目的施工單位一般都是以包代管，將工程勞務發包給包工頭，一個工程項目經過3-5次的轉包普遍存在。由于包工頭資金不充裕，承擔風險的能力差，一旦出現包工頭之間因結算存在爭議或資金不及時到位，或者施工企業將工程款交給包工頭，讓包工頭發放農民工工資，但包工頭卷款逃跑工程等情形，都會導致拖欠農民工工資。

　　(四)承包建設者為了擴張經營規模，承攬與自身管理能力不相適應的工程。工程項目的撥款要經過嚴格的審批程序和手續，而且只能按照合同規定的節點撥付工程款。建筑公司采取層層分包、轉包的方式要求包工頭墊款施工。在承建單位資金不充足的情況下，只能拖欠包工頭的工程款，包工頭又將風險轉嫁到農民工身上，形成惡性欠薪的循環。

　　四、對策及措施

　　(一)廣泛宣傳，營造和諧勞動關系的氛圍。各級政府和機關部門應高度統一思想認識，將構建和諧勞動關系作為創建和諧社會的重要指標之一。通過在街道、社區、網絡、電視媒體等方式宣傳，內容緊貼企業主和勞動者關心的內容，引導企業嚴格遵循《勞動法》和《勞動合同法》，提高企業管理者的法律意識，切實保障企業職工的合法權益，促進企業和諧發展。

　　(二)建立勞動者維權援助制度，提高勞動者增強維權意識。建立完善勞動者維權免費法律援助制度。各級政府應當增加就業培訓的投入，舉辦各種針對務工的各種就業培訓及法律普及培訓，增強勞動者的法律素質，提高勞動者的維權意識。同時還應當盡可能的收集相關就業及工作信息，以及在就業工作中可能遇到的各種問題的應對措施，特別是當工資遭受拖欠時，一定及時找相關工會或勞動部門解決，如不能及時取得應得的工資，應當及時向人民法院起訴，以維護自身的合法權益。

　　(三)高度重視，整治非法、違法分包行為。一是成立工程專項治理整頓領導小組，制定整治方案，分步實施。二是調查摸底，造冊登記。對轄區內在建工程的基本概況、在建企業情況、違法違規事實等一個不漏登記在冊。特別是弄虛作假，騙取工程的;不具備與工程建設相符的施工能力，經多次督促整改仍無改觀的;有嚴重違法、違紀行為的等要詳細登記，表述清楚。三是明確職責，查處到位。只要認定為轉包和違法分包的，一律視為無效。若情節嚴重的，可以處以罰款、沒收違法所得、責令停業整頓等措施。四是嚴格工程項目的審批管理，對拖欠農民工工資的項目企業不再審批新建項目。五是嚴格工程招投標和工程擔保管理，對沒有按期完成清欠任務以及發生新拖欠的建設單位、施工企業，各部門一律停止其新項目的招標投標。

　　(四)建立健全企業信用機制。要建立健全嚴格的信用管理機制，完善各行業特別是建筑市場不良信譽記錄機制和市場退出機制。逐步建立健全企業勞動保障誠信公示制度。對各個企業實行工資支付重點監控制度，對容易發生拖欠工資行為的重點企業和單位，專項登記造冊，專人跟蹤監控;被監控的用人單位要每月定期向勞動保障監察機構書面報告勞動用工、工資支付、勞動合同管理、社會保險等情況向勞動保障部門申報，由勞動保障部門按照合法、科學的評定標準進行評定，對勞動保障誠信示范企業和企業勞動保障失信行為通過一定的信息平臺予以公示，對多次拖欠工資或拖欠數額巨大的用人單位要在政府網絡和新聞媒體公布，向社會曝光。

　　(五)明確職責，建立健全拖欠工資齊抓共管機制。加強政府各職能部門的聯動配合，形成齊抓共管態勢。勞動保障監察部門是勞動執法的主體，但是勞動執法并不是完全獨立的，需要其它執法部門和職能部門的配合，勞動保障監察工作涉及面廣，復雜多變，僅靠勞動監察部門的力量，不可能取得好的效果，因此要加強與各部門的協調，堅持多溝通、多聯系、多配合，使各部門在工作中增加理解，相互配合，充分發揮多職能部門的作用，推動勞動保障監察工作。如：建設行政部門要按照標準嚴格把好建筑施工企業進入建筑市場關，杜絕不夠資質、沒有經濟實力的建筑企業承建工程，嚴肅查處建筑工程非法轉包、分包、等違法行為。對建筑施工企業發生拖欠勞動者工資等違法行為導致集體停工、罷工或集體上訪等事件的，實行“一票否決”，不得以任何形式參加新項目的投標，并給予相應的企業資質處罰;取消或降低資質等級;經貿、招商等部門要對新辦企業嚴格審查，規范企業的經營行為;工商行政管理部門對無故克扣、拖欠工資的企業，不予辦理工商執照年審等。

　　(六)在建筑工地推行“一卡通”切實保障農民工工資的發放。施工單位和分包單位在工程開工前，應當到銀行辦理“一卡通”農民工工資專戶，并根據實名制用工信息為農民工辦理“一卡通”工資卡。建設單位應當按照承包合同約定及時足額支付工程進度款，工資性工程款必須按月支付。建設單位按照工程進度或工程量每月將工資性工程款存入施工總承包企業在銀行開設的“一卡通”工資專戶;施工總承包企業應當按時足額將農民工工資通過工資專戶直接撥付到農民工本人工資卡或者專業承包企業、勞務分包企業的“一卡通”工資專戶，并監督專業承包企業和勞務分包企業通過工資專戶將農民工工資按時足額撥付到農民工本人工資。

　　(七)依照法律規定對拒不支付勞動報酬的犯罪份子堅決打擊。人社部門及相關單位應認真貫徹執行xxxx自治區人社廳、公安廳、人民檢察院聯合下發的《關于拒不支付勞動報酬涉嫌犯罪案件移送的規定》，規范行政執法與刑事司法的銜接，處理“惡意欠薪”案件，增強法律的震懾力，保障農民工權益。在打擊不支付報酬犯罪分子的同時，堅決遏制農民工惡意討薪。各部門在解決拖欠問題時要堅持實事求是的原則，對于極少數企業或一些不法分子弄虛作假、偽造拖欠證據索取不當利益，或為達到其他目的，以討薪名義，敲詐勒索，制造事件，給社會帶來負面、甚至惡性影響的“不法討薪”行為，要予以曝光并嚴懲;觸犯法律的移送公安司法機關處理。

　　案件調查報告 4

　　委托理財糾紛案件是一種新型的民事案件，在審判實踐中還存在著很多沒有完全解決的問題。根據上級法院的安排，我們近期對泰安市兩級法院審理委托理財糾紛案件的情況進行了專項調研。我們采取走訪、統計、研討相結合的方法進行專題調研，走訪了駐泰三大證券公司，召開了有資深律師、證券界人士參加的座談會，取得了大量的第一手材料。在此基礎上，形成了本調查報告。

　　一、基本情況及特點

　　（一）我市兩級法院受理委托理財糾紛案件的基本情況

　　截至20xx年3月，我市兩級法院共計受理委托理財類案件6件，其中，委托買賣股票糾紛1件，因委托理財合同而引發的財產關系損害賠償糾紛2件，一般委托合同糾紛2件，信托合同糾紛1件。在這6件案件當中，已經審結的2件，正在審理的4件。

　　（二）委托理財合同糾紛案件的特點及問題

　　通過調研，發現我市委托理財糾紛案件總體上呈現以下特點：

　　1、案件的數量較少但標的較大。從案件總量上看，與全省其他地市相比，我市兩級法院受理的委托理財糾紛案件數量較少，但是，該類案件總標的達到1.65億元。

　　2、案件多發期在20xx年之后。在6件委托理財糾紛中，只有泰山區人民法院受理的1件委托買賣股票糾紛系發生于1996年，其余案件均發生于20xx年之后，這是由于股市長期低迷，在20xx年前后發生的一些委托理財合同中約定的收益無法兌現，導致當事人發生糾紛，從而成訟。

　　3、案由較多，不統一。現在委托理財糾紛并沒有統一的類案由，我市法院受理的此類案件，在確定案由時也不統一，如有的定成委托買賣股票糾紛，有的定成財產損害賠償糾紛，有的定成信托糾紛，還有的定為一般委托合同糾紛。

　　（三）在審判實踐中存在的主要問題有：

　　1、委托理財糾紛的概念不夠統一規范，比較模糊。這直接影響了法院對此類案件的受理與審判；

　　2、審判委托理財合同糾紛的法律依據不足，判決缺少統一尺度。由于實踐中對委托理財合同的性質仍存在較大爭議，加之委托理財合同與合同法規定的有名合同均不甚相符，在現行法律法規中很少能找到適用于此類合同糾紛的法條，加大了案件的審理難度。

　　二、關于委托理財的概念

　　委托理財的概念，在實踐中比較模糊，不夠清晰。而由于委托理財現象比較復雜，因此對概念的界定，實際上決定著法院受理委托理財糾紛案件的范圍。因此，委托理財的概念是我們首先需要予以明確的。有人提出將委托理財定義為客戶將其資金交付給管理人并由后者將該資金投資于證券、期貨等交易市場或者以其他金融形式進行管理，所獲利益由雙方按照約定進行分配或者由管理人收取管理費的活動。這里強調金融性質顯然是從委托投資的對象及管理方式而言，而非指委托投資的主體，并排除了非金融性的經貿、實業投資及其委托管理。所以，這一概念沒有涉及現實中大量存在的將國債、股票或期貨合約等作為合同標的.的情況，因此有些偏頗。還有觀點認為，委托理財是委托人與受托人約定，由委托人將其所有或募集的資金、證券等金融性資產交由受托人掌管，并由受托人在證券、期貨等金融市場從事營利性投資經營活動，以獲取經濟利益的行為。委托理財活動必須在證券或期貨經營機構開設資金賬戶，通過證券或期貨經營機構方可進行。這一概念基本上揭示了委托理財的實質，但卻忽略了現實當中存在的以實物資產作為理財對象的情況。

　　我們認為，委托理財，實質上是一種投資委托管理或資產委托管理的行為。嚴格地說，“委托理財”并不是一個嚴格意義上的法律概念，而只是金融業界的習慣用語。作為一個約定俗成的用語，它包含了現實生活中各種各樣的委托理財現象。委托理財合同有廣狹二義。廣義的委托理財合同泛指委托人將其擁有所有權或者處分權的金融資產和非金融資產（如不動產）委托給受托人從事投資管理活動的合同；而狹義的委托理財合同僅指委托人將其擁有所有權或者處分權的金融資產（如貨幣、票據等）委托給受托人從事投資管理活動的合同。以受托資產的種類為標準，委托理財可分為金融性資產的委托理財和非金融性資產的委托理財。金融性委托理財合同糾紛，是指因委托人和受托人約定，委托人將其資金、證券等金融性資產委托給受托人，由受托人在證券、期貨等金融市場上從事股票、債券等金融工具的組合投資、管理活動所引發的合同糾紛。我們所說的委托理財糾紛，就是指的此類糾紛。

　　案件調查報告 5

　　在近幾年的司法實踐中，筆者對某一基層人民法院20xx年至20xx年受理的9件刑事自訴案件統計發現，20xx年受理刑事自訴案件3件，20xx年受理刑事自訴案件6件，同比增長100%，其中調解2件、撤訴1件，調撤率33.3%。

　　一是審查把關不嚴，盲目立案。刑事自訴案件往往是當事人一紙訴狀，法院便予以立案，缺乏嚴格的審查把關，致使刑事案件不斷增多。

　　二是易立難審，久審不決。由于立案審查把關不嚴，受案后發現許多問題，加之雙方爭執較大，而又無法查明案件事實真相，難于收集定案證據，往往形成案件“判又判不了，調又調不成”的局面。

　　三是濫用強制措施。刑事自訴案件屬輕微刑事案件，自訴人可以撤訴，也可以與被告人自行和解，矛盾容易化解.因此，決定對被告人采取逮捕措施應當嚴格把握。但是，目前一些法院的常用做法是，只要被告人的態度不好或不予配合，就對其采取逮捕措施。不僅給審判工作帶來被動，而且容易激化雙方的矛盾。

　　四是刑事部分判決后，民事賠償部分難以執行，案結事未了。由于審判人員在審判中對被告人采取強制措施的`任意性和濫用職權，造成被告人心理反差，抵觸對立情緒較大，本來可以調解或和解結案的案件，不得不判決結案。而被告人難于接受，致使附帶民事賠償部分難以兌現執行。

　　針對上述狀況，筆者建議，人民法院審理刑事自訴案件應從以下幾個方面予以改進：

　　一是要把好立案審查關。嚴格審查自訴案件有關刑事部分，如果沒有犯罪事實，或者犯罪事實顯著輕微，不需要追究刑事責任的就不予立案;如自訴人堅持提起刑事訴訟，則裁定駁回起訴或判決駁回訴訟請求。

　　二是要做好立案后審理中的處理工作。如發現受案后刑事自訴案件不屬于本院管轄，應將所受理的案件立即移送有關部門處理;證據材料不足，不能證明被告人構成犯罪，就應宣告被告人無罪。更不能認為需要被告人賠償就盲目推定被告人有罪。

　　三是要極其慎重穩妥的采取強制措施。刑事自訴案件在審查核實證據的基礎上，確實認為被告人的行為觸犯了刑律，不采取強制措施不利于訴訟程序順利進行，或者產生不良社會后果，才可采取強制措施。同時要嚴格審批手續。

　　四是要注重調解，增強良好社會效應。刑事自訴案件多是鄰里糾紛，往往是小事釀成大禍，多方因素激化的矛盾，因而要多調少判，這樣一來有利于社會穩定，促使當事人化解矛盾，便于附帶民事賠償部分順利得到執行。

　　案件調查報告 6

　　近兩年， DVD專利糾紛硝煙彌漫。由于國內企業不掌控 DVD機的任何一項核心專利技術，一臺均價 500元的 DVD，有 12家外資企業伸手要錢，總共每臺需要交納各項專利費用 20美元。國內各大 DVD生產商在巨額專利費的壓榨下，已普遍停止傳統 DVD的出口，大批傳統 DVD的生產企業也紛紛倒閉。 DVD專利戰還未平息，日前又傳來中國 MP3企業在海外遭收專利費的消息，還未掌握 MP3核心技術的中國企業正受到知識產權和技術壁壘的雙面夾擊。類似的遭遇對于國內企業并不陌生，說來說去都是“知識產權惹的禍”。

　　保護和發展成為一對矛盾

　　專門審理知識產權案件的市高級人民法院民三庭負責人說，目前，知識產權司法保護工作已經十分重要和緊迫，知識產權是創造成果的重要資本。保護知識產權是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能力的體現。通過對知識產權案件的審判工作，推進科技強國戰略的.實施，是體現社會的發展和進步的重要標志。

　　高級人民法院民三庭負責人介紹，當前國際知識產權保護態勢正在發生深刻變化，發達國家把知識產權作為資本不斷強化知識產權保護，發展中國家面臨著嚴峻的形勢，我國的知識產權保護尤其為國際社會所關注。例如在承認中國市場經濟地位這一重要問題上，美國和歐盟都把我國知識產權保護列為重要障礙問題。在國內知識產權侵權問題同樣突出，有的已經嚴重威脅到某些產業的生存和發展，損害了國家或地區的整體形象，進而對整個民族的創新能力和國民素質產生更為深刻的`影響。

　　據了解，本市去年申請專利數超過了 8000件，今年申請量在全國排在第九，應該說，有了很大的發展。地區知識產權保護環境實際是地區發展的一個標志。

　　港口經濟凸顯知識產權重要

　　據了解，近 10年來，全市法院審理各類知識產權案件近 20xx件，積累了較豐富的審判經驗。其中“雅馬哈”商標侵權案、非法使用天津開發區“ TADA”區域形象標識侵權案，“泥人張”、“十八街麻花”、“陳林”等老字號使用權糾紛案，電子部十八所鋰電池技術秘密保護案，“背背佳”專利侵權案，河南拓普公司訴天津冶金規劃設計院專利侵權案等典型案例，國內外主流媒體都進行了報道，體現了我市法院審判知識產權案件的司法能力的提高。

　　目前，我市法院依法受理知識產權糾紛案件的范圍，已經基本覆蓋了 WTO知識產權協議和世界知識產權組織所確定的知識產權范疇所屬的全部領域。

　　20xx年上半年全國地方法院一審新收知識產權案件增幅在 30%左右，其中著作權、專利權和商標權三大類案件均呈明顯上升勢頭，最高人民法院認為，在今后一定時期內，知識產權案件數量持續增長的態勢不會改變。

　　高院民三庭負責人介紹，我市知識產權侵權糾紛案件去年受理情況與全國的情況和趨勢是基本一致的。至去年 10月，我市各級法院受理一、二審的知識產權案件共計 263件，比前年同比約增加 25%；其中專利糾紛 69件，商標糾紛 32件，不正當競爭 5件，著作權糾紛 142件，技術合同 13件，其他 2件。全市共審結 249件。

　　截至目前，我市知識產權案件總結起來主要有 6個特點：首先是，著作權及相關權利侵權案件明顯上升，約占案件總量的 54%。其二，案件類型相對集中，著作權及相關權利案約 90%集中于廣告侵權、盜版光盤、出版侵權這三類案件。在專利侵權案件中，外觀設計專利侵權案占較大比例，約為 60%。其三，侵權訴訟請求賠償數額增大。有的請求接近千萬元。其四，出現了大規模起訴維權案件，有的權利人連續起訴幾十件案件。第五、出現了一些新類型案件，如請求確認馳名商標案件、娛樂場所、酒店業務播放 MTV和背景音樂侵權案。這些案件影響較大，涉及面廣。最后，當事人往往涉及知名企業、科技人員、文化名人等，案件社會影響大。

　　問題暴露引發知識產權維權高潮

　　我市知識產權數量和類型雖總體上升，但與北京、上海、廣州等城市相比，案件類型和數量均較少。這在不同角度反映了不同地區的經濟、文化特點和經濟秩序情況。

　　通過案件分析和調查，我市知識產權保護方面主要存在幾個方面的問題。

　　第一，知識產權保護意識不強，少數優秀企業因侵權和不正當競爭受損，而相當一部分企業因侵權和不正當競爭從中受益，只有少數優秀企業積極維權。

　　第二，知識產權司法保護，特別是刑事保護方面，打擊力度還有差距。知識產權侵權所獲暴利和其他商業利益，引誘屢屢發生侵權案件。如在著作權保護領域，盜版侵權書籍、盜版光盤問題突出；在商標權保護領域，銷售冒牌商品問題，具有一定的普遍性，使百姓購物缺乏安全感。

　　第三，由于知識產權法律知識宣傳普及不夠，一些企業分不清合法競爭與非法競爭的界限。某些侵權及不正當競爭行為，甚至成為商業經驗傳播。

　　第四，在市場經濟信用機制尚未健全，商業信用普遍不高的情況下，許多實際利益問題，淡化了企業維權和反不正當競爭的意識，減弱了維權信心。

　　高院民三庭負責人介紹，為配合全國保護知識產權專項行動，維護我市良好的法制環境，日前，我市法院對侵權糾紛案件的打擊力度加強了，例如公布一批侵犯知識產權典型案例、加大了對知識產權刑事保護力度、定期開展訴訟服務和法律咨詢，支持知識產權權利人積極維權等多項工作。

　　案件調查報告 7

　　一、我縣近年來治安案件查處工作狀況及問題

　　近幾年，我縣治安案件查處工作取得了很大的進展，長期存在的處理不公、處罰不力、久拖不結三個一直比較突出的問題都有明顯好轉。通過執法實踐，培養鍛煉了隊伍，積累了寶貴的經驗，促進了依法行政，全面推動了公安法制建設。盡管經過我們的不斷努力，著力解決了一些治安案件查處工作中存在的問題。但是，從調研掌握的情況和社會各界反映的情況看，問題依然不少，當前在辦理治安案件中存在的主要問題集中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1、受案不及時。一些單位不能嚴格按照法律規定進行受案，由于未及時受案，導致一些案件無法得到及時處理，造成當事人不滿，引發群眾上訪。

　　2、取證不及時。個別辦案民警受理案件后，未及時到現場開展調查取證；有的接案后，拖至數日才找證人取證。使案件糾纏不清，時過境遷，久拖不結。

　　3、網上辦案的'熟練程度還有待于進一步提高。

　　二、治安案件查處工作存在問題的原因

　　影響治安案件查處的原因很多，從客觀上講，群眾法制觀念淡薄，知情不舉，知情不報。公安機關在調查取證時得不到群眾的配合、支持，甚至有的出假證、偽證，給依法查處案件帶來極大困難。人體傷害案件案發后，當事人往往需要就醫治療，傷害程度一時難以認定，因此無法及時裁決；致使案件很難盡快結案。從主觀上講，民警的辦案技能還有待于進一步提高。

　　三、治安案件查處工作的對策及建議

　　1、堅持依法辦案任何執法中的偏差，都會給當事人的合法權益造成損害，影響公安機關的形象。因此，我們要準確地適用法律，嚴格地執行法律。才能有效地維護社會治安秩序，充分體現法律的嚴肅性。

　　2、保證辦案時限提出辦案時限，目的是為了加快案件的審結，從根本上解決久拖不結的問題。保證及時結案或在規定的時限內結案，關鍵在證據，接受案件就要及時出現場，收集證據，治安案件是以責論處的，證據充分了，責任也就清楚了，所以證據是辦好治安案件的前提和基礎。

　　3、強化執法監督要結合實際，深入持久地開展嚴格執法、依法行政的宣傳教育；強化執法檢查，形成反饋和糾錯機制，把好辦案質量關；改善執法活動，提高執法水平，建立健全公安執法內部監督制約體制，逐步實現監督的經常化、制度化、法制化，充分保障公安機關依法有效地行使職權，把各項公安工作納入法制化軌道。

　　案件調查報告 8

　　今年以來，遼寧省沈陽市頻繁發生撬開居民門鎖入室盜竊案件，僅1月至8月，全市就立案348起，涉案總價值近百萬元。沈陽市公安機關先后打掉此類犯罪團伙5個，抓獲犯罪嫌疑人25人，涉案250多起，繳獲部分手機、錄音機、手表、服裝等財物和現金。目前，已行政拘留1人，刑事拘留5人，報批捕2人。

　　這5個團伙主要由安徽省臨泉縣和毗鄰的河南省新蔡縣農民組成，團伙主犯均為成年人，在當地以到城市鞋廠打工、賣吊床等為由，將同鄉、親屬等熟人的孩子騙出，專門教唆他們入室盜竊技術，自己則遙控指揮。抓獲的25名犯罪嫌疑人只有5人16歲以上，最小的僅12歲。

　　犯罪團伙的規律及特點

　　集中住宿，分組作案。據調查，這些盜竊團伙都是近兩年流竄到沈陽市的，每年年底回家，春節后再出來。第一次到沈陽市時，團伙頭目以做買賣為名由“房屋信息站”中介租借房屋。每個盜竊團伙的孩子都集中居住，為了掩人耳目，還專門在屋內放置一些簡易吊床。白天身背吊床走街串巷叫賣，以此作掩護尋找目標為作案踩點，選準地點后用圓珠筆標在導游圖上。每次盜竊得手后，再將圖上標記勾掉。他們作案采取組合分工的方式，每天深夜12時后出去，一般為兩人一組，當房主和鄰居問起時，均回答是到市場上貨。“老板”自己另住一處，暗中用手機遙控指揮。一般每天上午來收取盜竊來的錢物，送伙食費和外出盜竊打車費用，團伙中很少有人知道其確切行蹤。

　　作案目標集中，手段簡單。這幾個團伙在沈陽市作案的足跡遍布市內五區，集中活動于一環路和外環路之間，目標都是一些老式民宅，作案手段一般是白天踩點后，晚間乘出租車直接到達地點。撬開房門入室后，從錢物到食品，無所不盜。

　　團伙有較嚴密的“組織紀律”。在團伙內部，除了頭目外，一般是年齡大的管年齡小的，與頭目關系近的管關系遠的.，一級服從一級。另外，在團伙中還規定了嚴格的內部紀律，如在住宿上規定，不準與其他團伙人員串屋，不準私自外出，不準相互交談盜竊情況，不準與家中聯系，不準與房主和其他居民接觸；在盜竊行動上規定，深夜12點以后出去，早上4點至4點30無論得手與否都必須回來，如有一人沒有按時回來，則同窩點其他人員馬上離開窩點，如一天不回來，就另租房住；在贓款、贓物的處理上，規定所有孩子每天晚上盜竊來的物品必須在早晨全部上繳給團伙頭目，凡隱藏不交者嚴加懲處；在盜竊數量上規定，每人每天必須盜竊錢物在500元以上，凡不能完成“任務”，輕者不給飯吃，重者打罵。為保證孩子們守“規矩”，團伙頭目暗中專門安排人進行監視。據犯罪嫌疑人張某交待，有一次偷著出去買東西，被人告訴了“老板”王子北，王對其進行毒打，直到打昏才停手。對于完成“任務”比較好的，“老板”也會施以小恩小惠，或獎以小禮物、或發給少許獎金、或領出去改善生活。每年10月份根據孩子們的表現發放“工資”，一般2000元到4000元不等；在抗拒公安機關打擊上規定，每個人都事先編好5個以上的假名字，年齡都說到16歲以下，都說是山東人。被抓到時不準供出其他同伙及窩點。否則，不但年底分文不給，而且威脅把他老家的房子拆了。

　　犯罪團伙頻頻得手的主要原因

　　一是個頭小，隱蔽性強。外表上看，這些孩子都比城市同齡孩子長得矮小，不容易引起注意，這些犯罪嫌疑人，多數都被公安機關抓獲過，最多的達5次之多。

　　二是年齡小，處理難。我國刑法明確規定，不滿14周歲的人，無論犯何種罪，一律不負刑事責任。已滿14周歲未滿16周歲的人，除犯特定的8種嚴重犯罪外，其他不負刑事責任。這些犯罪嫌疑人在剛被抓獲時都說年齡在16周歲以下，而且都沒有證明年齡的證件，加之其家鄉路途遙遠偏僻，很難開展調查核實工作。

　　三是出租房管理不力。這些盜竊犯罪團伙常年租住民房，而且有的頭目還時常與孩子同租住一個出租房內，但是，直至發案前也沒能引起居住地公安機關的注意，不能不說我們在外來人口和出租房管理上還存在著薄弱之處。

　　四是群眾的防范意識和與犯罪分子作斗爭的意識不強。這些未成年人盜竊侵害的目標均為地處敞開式小區、樓道內缺少門窗、缺少照明設施、門窗破舊的簡陋民宅，很少安裝防盜門。個別曾被盜的居民，至今仍未采取“亡羊補牢”的措施。這些犯罪嫌疑人每每深夜外出作案和清晨歸來都是“打的`”，眾多出租車司機對此表現得十分麻木，無一向公安機關反映情況。

　　五是公安機關一些基層領導和民警缺乏敏感性。許多民警在處置這些案件時只是就案論案，缺乏向深層次思考的意識。有人認為，既然教唆犯抓不到，孩子又處理不了，只好抱著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態度，草草結案，致使幕后的主犯迅速隱藏起來。

　　打擊與控制此類犯罪的對策

　　著眼于案情變化，加強有關問題的研究。要把“幕后”組織指揮的“老板”做為打擊的重點。要加強與檢、法的溝通協作，積極研究打擊處理少年兒童犯罪的對策，協調有關部門健全完善幫教機制，對犯有嚴重罪行的以及累犯、首犯在法律規定的范圍內依法嚴懲。要大力加強流動人口管理工作。要加強對偷盜專業化和地域性等特點、規律的研究，有針對性地加強防范工作。

　　適應動態治安環境，加強社會治安的群防群治。要充分發揮社區、廣大居民的作用，加強社區的防范，及時發現各種違法犯罪活動。要對出租房加強管理，必須從嚴落實暫住人口和外來人口租賃房屋等有關規定，依法使其規范經營。要加強社會宣傳，增強廣大群眾自我防范意識和與違法犯罪作斗爭的意識，擴大信息來源渠道，及時防范和發現各種違法犯罪活動。

　　加強復雜場所的巡邏守候工作。一些大都市，地形復雜，人員流動大，大街小巷阡陌縱橫、密集交錯，極易成為一些犯罪分子的作案目標。犯罪嫌疑人犯罪后即使被發現，也很容易在夜色和復雜地形的掩護下迅速逃離現場，給偵破工作帶來相當大的難度。因此，必須有針對性地加強對復雜場所、重要路段的巡邏防控，特別是夜間巡邏守候工作。沈陽市第一個打掉這類盜竊團伙的派出所，就是針對發案實際加大了夜間巡邏守候的力度。他們將原來的每晚一班兩名民警帶兩名民兵改為每晚兩班，每班由一名所領導負責，增加一名刑警，增大了巡邏密度，在雨夜中將犯罪嫌疑人現場抓獲。

　　案件調查報告 9

　　一、離婚案件基本情況梳理

　　桐廬法院離婚案件在民商事結案中的占比：20xx年11.43%;20xx年 9.56%;20xx年9.34%;20xx年6.52%;20xx年9.84%;20xx年10.11%。除20xx年比例較高，20xx年比例略低外，近六年來案件數量基本持平。我們以每個年度100件案件隨機抽取了我院六年間的600件離婚案件進行閱卷，掌握了相關情況。

　　1.訴訟主體。原告的男女比率20xx-20xx年分別為（82：18）、（68：32）、（75：25）、（78：22）、（71：29），（83：17），女性起訴的人數基本為男性的二至四倍。

　　2.年齡分布。40年代、50年代、60年代、70年代、80年代的五個年齡段的案件數分別為7起、34起、164起、277起、118起，離婚相對集中的年齡段為30歲至45歲。

　　3.起訴理由。家庭瑣事274起、家庭暴力75起、不負家庭責任57起、57起、離家分居54起、第三者插足48起、閃婚16起、犯罪13起、拆遷利益6起。起訴的主要理由集中在因家庭瑣事爭吵，性格不合導致雙方失和，感情破裂等。

　　4.斷案方式。法院調解離婚184件、撤訴167件、判決駁回訴訟請求163件、判決離婚66件、調解和好20件。主要結案方式為調解離婚、撤訴與判決駁回訴訟請求。

　　二、離婚案件特點分析及問題探源

　　（一）數據呈現的特點

　　1.女性作為原告的比例居高不下。20xx-20xx年的離婚案件中，由女性起訴的案件高達74.45%。

　　2.婚齡愈短的離婚比率愈高。20xx-20xx年抽樣的600件案件中，80年代出生的人起訴離婚的數量分別為11、16、17、17、28、29（起）。

　　3.30歲至40歲的中年人離婚率最高。70年代出生起訴離婚的277起，占比46.17%。

　　4.再婚成中老年人離婚的主因。40-60年代出生起訴離婚的案件數量雖不多，占比6.83%，但該年齡段起訴離婚案件中90%至少有一方是再婚者。

　　5.離婚理由趨于多元化。男性作為原告起訴離婚的原因主要集中在女方離家出走、第三者插足、拆遷利益等方面，但女性起訴離婚的理由卻呈現出復雜和多元化。

　　家庭暴力已成為危害婚姻穩定的重要因素。不僅有女性以此為由起訴離婚，也有男性以家暴為由訴至法院，并逐漸成為現代離婚訴訟的主要原因。

　　6.調解離婚與判決駁回的案件比例較高，調解和好的案件比例最低。前者占比57.83%，后者占比3.33%。

　　（二）問題探源

　　1.父母不良婚嫁觀導致兒女婚姻不幸福。據了解，我縣農村地區基本上采取“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婚嫁方式。有些父母光看對方家境很少考慮對象的人品與修養，只讓兒女雙方見上一兩面就談婚論嫁，加之涉及到禮金等經濟因素，多數在短時間內就鬧離婚。這些不和諧因素勢必會帶來婚姻風氣不正、離婚人群年輕化、法院調解率降低等一系列弊端。

　　2.年輕人的婚姻觀易受外界干擾。隨著信息時代的到來，各類物質誘惑充斥著年輕人的`生活，離婚已成為時尚。脆弱的包容心與忍耐力被打破后，往往說離就離。

　　3.離婚案件中當事人文化程度相對不高。文化知識的匱乏會導致其法律意識淡薄，從而走上悲劇的婚姻歷程。許多當事人的合法權益受到侵害時只是感到迷惘與不知所措，并未尋求法律救濟。對法律的一知半解，既不利于民事審判工作的開展也不利于當事人之間矛盾的化解。

　　4.舉證難既不利于法官斷案，也不利于保護婦女和無過錯方的合法權益。在現實審判中，家庭暴力、與他人同居之類的情形當事人基本無法證明，只要分居時間未到法定條件，法官基本上只能以駁回訴請結案。認定感情破裂已成為離婚案件的棘手問題。

　　5.財產分割及子女撫養成為離婚案件中雙方當事人爭議的焦點。對子女的撫養權，以當事人協商為前提，若協商不成法院則從有利于子女的方面作出判決。另一方面，目前夫妻財產分割主要是涉及到不動產，農村房屋并非夫妻雙方共有而是家庭成員共同共有，該問題法院一般不在離婚案件中作出處理，而是讓當事人另案解決，但財產問題處理不好，離婚事宜也隨之擱淺。

　　三、處理離婚案件的建議和對策

　　制定專門的審判程序。當前的法庭模式并不利于婚姻糾紛的'解決。首先，法庭最重要的職能就是在當事人不能自行解決爭議時，通過威懾力及強制性控制雙方激烈爭端，但是婚姻糾紛并非單純意義上的“控制”而是一種“治愈”。第二，法官在處理糾紛時，一般應該嚴格的按照法律適用三段論的模式做出裁判，這種剛性解決方式并不適用于婚姻糾紛。第三，法官為了保持中立的形象，在法庭上的嚴肅感某種程度上會給當事人帶來壓力。而現行的民事訴訟程序也不能很好地適應婚姻家庭案件審理的現實需求，有必要針對婚姻家庭案件的特殊情況，設定專門的審判程序。

　　建立專門的婚姻法庭。各地法院可根據當地的習俗設計不同的樣式，盡可能形成融洽、易于和解的氛圍，給當事人一種親切、溫馨的感覺。法官可以跟當事人平等地坐在一起并非高高在上，讓當事人到了法庭能夠感受到溫暖。婚姻法庭的組成人員除了法官外需要調查員、社區工作人員和適當比例女性的加入，以利于糾紛的解決。

　　引入處理婚姻糾紛調查制度。由社區工作者與法官組成調。

　　案件調查報告 10

　　一、農村離婚案件的特點

　　（二）女性作為原告主動提出離婚的比例較大。百件案中有96件是女性作為原告起訴離婚的。其中外出打工的女性是39人，丈夫外出打工的41人，夫妻均外出的5人。在外打工的女性大多收入相對比男性高，離婚后不會面臨生存困境，多不主張家庭財產權和子女撫養權，有的即使提出此類主張也不十分強烈，而要求離婚的態度相當堅決。不惜舍棄親情，放棄財產以達到離婚的目的。

　　（三）離婚當事人年齡小，婚齡短。從百件案件的統計看，離婚當事人的平均年齡為31.39歲，其中男性最低年齡為32.1歲，女性為30.6歲，年齡在40歲以上的當事人僅有12人。婚齡不足3年的38件，3年至5年的44件，5年至10年的'12件，10年以上的6件，平均婚齡4年10個月，婚齡最短的只有90天。

　　（四）離婚當事人的文化程度較低。在百件案件的200名當事人中，小學或初中文化的占116人，而具有高中以上水平的僅有84人。

　　二、農村離婚案件原因分析

　　我們通過閱讀卷宗、走訪當事人、與案件承辦法官座談等形式，對當前農村離婚案件的成因進行了深入的分析。過去我們認為，農村當事人提出離婚主要原因是買賣婚姻、家庭暴力、追求婚姻自由和幸福生活等幾類等

　　較為正當理由。但通過調研我們發現，當前農村離婚案件形成的原因發生了變化，呈現出多因并存的局面，離婚理由的正當性也受到了挑戰。

　　案件調查報告 11

　　近年來，由于科技和經濟的發展，各地檢察機關在自偵案件中廣泛使用同步錄音錄像，這在刑事訴訟中起到了良好的效果。不過，它的使用也引起了相應的問題：同步錄音錄像的法律依據是什么？它所產生的證據的法律性質是什么？筆者試就上述等問題略述己見。

　　一、同步錄音錄像的法律依據問題

　　我國刑事訴訟法并未對同步錄音，錄像有明確的規定，僅僅在《人民檢察院刑事訴訟規則》中的第一百四十四條規定了訊問犯罪嫌疑人，可以同時采用錄音、錄像的記錄方式；第一百八十三條規定了搜查的時候，在必要情況下，必要的時候，可以錄像。這些規定是具有與法律同等效力的，應該是視為同步錄音錄像的直接法律依據。

　　從我國刑事訴訟法來看，第42條第2款規定了物證、書證、證人證言、被害人陳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辯解、鑒定結論、勘驗、檢查筆錄、視聽資料等七種證據；相對應的也規定了訊問犯罪嫌疑人、詢問證人、勘驗、檢查、搜查、扣押物證、書證、鑒定、通緝等七種偵查行為，上述七種偵查行為除通緝外，都是刑事證據產生的直接形式，可見立法者為了保證刑事證據本身的客觀性、合法性，專門就收集證據的偵查行為作出了特別的約束。但由于視聽資料作為刑事證據中的一種，是新生事物，刑事訴訟法還沒有對其收集程序加以規范。但是沒有對其規范并不意味著它不需要規范，在司法實踐中，它恰恰因為缺少規范性收集程序，導致偵查機關各行其是，公訴和審判部門各有標準，從而形成事實上的司法不統一。

　　在英國，《1984年警察與刑事證據法》將警察偵查行為劃分為五類，把在警察局訊問犯罪嫌疑人時的錄音直接規定為偵查行為。雖然我國法律并沒有明文規定為偵查行為，但在司法實踐上，還是從立法意圖來看，同步錄用錄像都屬于一種偵查行為，是具有法律意義的。

　　由此可以得出，檢察機關采取同步錄音錄像是一種訴訟行為，是一種偵查行為，是為證實案件事實，以記錄訊問、詢問、勘驗、檢查、扣押、搜查過程為手段的偵查行為。當然由于法律效力的問題，檢察機關在司法實踐中亟需對它的取得方式加以總結、規范，并與審判部門達成一致，最終使依據該規范產生的視聽資料在程序上具有合法的特性。

　　二、同步錄音錄像所取得的證據性質問題

　　有人認為同步錄音錄像在檢察機關辦理的自偵案件中，只是起到配合證明供述或證言筆錄內容的“三性”中的客觀性和合法性的作用，并不能單獨作為一項證據來證明案件事實，其所證明并追求的是程序正義，因而它不具備視聽資料的特點。但可將其視為言詞證據、物證、書證等其他類證據的附屬資料，與其共同形成一證據種類。

　　筆者對此不敢茍同，首先有必要區分同步錄音錄像與一般錄音錄像的不同，視聽資料是在案件發生過程中形成的證明案件真實情況的.資料，而且根據《刑事訴訟法》第四十二條的法律規定，可以明顯看出七種證據是并列關系，不是包含關系，視聽資料是獨立于前六種證據的。現在不少檢察機關對犯罪嫌疑人的供述和對證人作證時進行錄音錄像，用以固定證據，雖然是以視聽資料的形式出現的，但所形成的資料應該屬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辯解、證人證言證據一類的，與書面筆錄是沒有什么區別的，只是表現形式不同而已。而同步錄音錄像是對過程進行記錄，不僅僅專門針對證人或者犯罪嫌疑人，它還包括對當時的環境、檢察人員行為等進行全方位的、直觀的、不間斷的進行記錄。因此不能簡單地將同步錄音錄像形成的證據歸于《刑事訴訟法》第四十二條所規定的前六種證據。

　　其次，誠然同步錄音錄像主要是追求程序公正，一般所形成的資料和供述或證言等書面證據一起形成完整的證據，但并不能就此認為不能單獨作為一項證據來證明案件事實，它同樣能間接地證明案件的主要事實或部分事實，具備視聽資料的特點，可以單獨作為一類證據當庭質證。

　　從現行的法律來看，在《最高人民檢察院關于印發檢察機關貫徹刑訴法若干問題的意見的通知》中對視聽資料進行了解釋并規定了在偵查過程中可以由檢察人員或檢察機關指派有關人員制作，與案件事實或者犯罪嫌疑人有關的錄音、錄像、照片、膠片、聲卡、視盤、電子計算機內存信息資料等就是視聽資料。

　　因此我們可以得出結論：同步錄音錄像所形成的資料是視聽資料的一種，屬刑事訴訟法規定的證據種類之一。

　　三、完善與發展偵查訊問錄音錄像的建議與對策

　　（一）制定錄音錄像的操作規則

　　我國刑事訴訟法在《偵查》一章中規定了訊問犯罪嫌疑人、詢問證人、詢問被害人、勘驗、檢查、扣押書證、物證、鑒定的程序，涉及由多少名什么人進行收集、收集前表明身份、如何作記錄、記錄完畢由誰在筆錄上簽名、被收集人對收集的證據有異議的如何處理等細節問題，為收集除視聽資料以外的六種證據提供了操作的程序規則，但對于視聽資料的收集程序、內容要求未作規定。

　　從國外來看，從1991年開始，根據英國內政部頒布的《錄音實施法》，警察訊問犯罪嫌疑人時，必須同時制作兩盤錄音帶。在開始錄音時，要求說明被訊問人的姓名，訊問人和在場人的姓名與身份等。訊問結束后，當即將一盤錄音磁帶封存，標簽上要注明錄音的時間和地點，并由被訊問人簽名；

　　另一盤則供以后在訴訟中使用。如果后來在法庭審理時，當事人對警察提供的錄音帶所記錄的內容提出異議，則由法官主持，將封存的那一盤錄音磁帶調出，當眾拆封播放，同警察提供的錄音磁帶進行核對。近來，英國警察機關根據《錄音實施法修正案》的規定，在進行訊問時，除了必須同時制作兩盤錄音帶外，有條件的還要同時制作兩盤錄像帶。據了解，從1999年開始，所有的警察機關在進行訊問時，必須同時錄音、錄像（兩盤錄音帶同時錄制，兩盤錄像帶也必須由同一個錄像機同時錄制，而不允許拷貝）。英國的這種制度和作法，保證了警察調查取證的合法性和證詞的可靠性。

　　我國《人民檢察院刑事訴訟規則》中雖然規定了訊問犯罪嫌疑人，在文記錄的同時，可以根據需要錄音錄像。但這些概括性的規定并沒有使錄音錄像操作無章可循的現狀得到改善，使得各地在實踐中各行其是。即使是在《最高人民檢察院關于印發檢察機關貫徹刑訴法若干問題的意見的通知》規定了視聽資料的收集程序和審查原則，但過于籠統的規定，仍然沒有解決具體司法實踐中的操作問題。因此有必要建立詳細的操作程序規則

　　（二）非法證據的排除問題

　　采用了同步錄音錄像以后，不僅僅針對犯罪嫌疑人或者證人，而且檢察人員一舉一動皆在視線之內，哪些話是不違反法律的，哪些是違反法律的，都是我們所要考慮的問題，這就不能不談到非法證據的排除問題。

　　非法證據排除規則是西方國家審判制度的重要規則，非法證據排除規則包括兩個方面：非自愿的自白不能作為證據使用，必須予經排除；通過不合法的搜查、訊問和取證等偵查行為獲取的證據材料不能作為證據使用，必須予以排除。這項規定在我國的法律中沒有什么思想基礎和社會根基，但在我國的法律中或多或少地包涵了這項規則的精神。

　　1994年3月21日最高人民法院發布的《關于審理刑事案件程序的具體規定》第45條規定：“嚴禁以非法的方法收集證據。凡經查證屬于采用刑訊逼供或者威脅、引誘、欺騙等非法的方法取得的證人證言、被害人陳述、被告人供述，不能作為證據使用”。從而在立法層面上確立了非法言詞證據的排除法則。新的刑事訴訟法實施后，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又在各自發布的司法解釋中規定了這一非法言詞證據的排除規則。1998年6月29日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執行〈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若干問題的解釋〉第61條規定：“嚴禁以非法的方法收集證據。凡經查證確實屬于刑訊逼供或者威脅、引誘、欺騙等非法的方法取得的證人證言、被害人陳述、被告人供述，不能作為定案的根據。”1998年12月16日最高人民檢察院《人民檢察院刑事訴訟規則》第265條第一款規定：“嚴禁以非法的方法收集證據。以刑訊逼供或者威脅、引誘、欺騙等非法方法收集的犯罪嫌疑人供述、被害人陳述、證人證言，不能作為指控犯罪的根據。”所以說一旦發現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口供，是以非法方法取得的，應徹底否定其證據效力，則不能作為認定案件事實的證據。

　　但是從司法實踐來看，以上規定脫離了實際情況，以“欺騙”為例，什么是欺騙，法律語焉不詳，而只是籠統地把所有“欺騙行為”歸于非法方法，這顯然是違背了偵查活動規律的。在自偵案件中，檢察人員往往會采取一定的審訊或詢問策略，其中必不可少地會用到“欺騙”或者“哄騙”手段，這是偵查規律的必然要求。美國著名刑偵專家費雷德·英博在論述“允許使用的審訊策略和技術”問題時所言“審訊人員也應該了解法律所允許的審訊策略和技術。這些策略和技術建立在以下事實基礎上：即絕大多數罪犯不情愿承認其罪行，從而必須從心理角度促使他們認罪，并且不可避免要通過使用包括哄騙因素在內的審訊方法來實現。”美國著名法官理查德·波斯納曾經指出：“法律并不絕對地防止以欺騙手段獲得口供。在審訊中，是允許耍一定的小詭計的。特別是夸大警察已經獲得的、對嫌疑人不利的其他證據，讓嫌疑人覺得招供也沒有什么的預先的戰術設計，這都是許可的。其主要理由是，這些獲得許可的小詭計都不大可能引出假的口供。”然而依照我國現在法律，則將以采取一切欺騙的方法取得的證人證言、被害人陳述、被告人供述均一概列入“不能作為定案根據”的“非法證據”的規定顯屬不妥，因為它混淆了正當的審訊策略與通常足以導致被訊問人作出非自愿性陳述的非法審訊方法之間的界限，從而違背了偵訊活動的規律。

　　從這可以看出，此問題得不到解決的話，偵查人員將會無所適從。國外對此一般是采取立法+判例”制度。如日本學者認為：“一般來說，排除法則（此處是指實物證據的排除）不是明文規定的，而是判例采用的原則。”并據此以判例的形式對司法實踐中相關“疑點證據”的可采性問題加以引導和統一規范。中國不適用判例法，但應該借鑒國外優良的規定，建立起中國的非法證據排除制度。

　　案件調查報告 12

　　目前，人民法院審理再審案件難度增大，再審案件調解相較原審更是難上加難，再審調解成功率相對較低。筆者作為從事審判監督工作多年的法官，對再審案件調解難問題感觸頗深。為探求再審案件調解工作規律，提高再審案件調解率，結合本院五年來的民事再審案件審判情況，對當前再審案件調解難問題作以探討。

　　一、再審案件調解率低的原因

　　我院自2004年以來，共審理民事再審案件30件，其中調解結案的僅為5件，調解率僅為16.7%。從以上統計數據可以看出再審案件調解率很低，造成此結果有諸多原因。

　　(一)現行法律對再審案件調解的規定有待完善。《民事訴訟法》第九條規定了調解工作的總原則，第五十至五十二條規定的是當事人調解請求權和自行和解權，第八十五至九十一條和第一百二十八規定的是法院調解程序。第一百五十五條規定了二審法院審理上訴案件，仍可以進行調解，而第十六章審判監督程序中就沒有調解的規定。2004年8月18日最高人民法院《關于人民法院民事調解工作若干問題的規定》明確了對再審案件進行調解的規定，當然，民訴法總則第九條的立法精神是調解應貫穿民事審判的始終，對再審民事案件進行調解也是法官應做的工作。但對再審案件的調解在理論方面還有爭議，在法律規定上還有盲點。

　　(二)再審案件當事人之間一般矛盾相當尖銳，積怨久遠。提起再審的案件一般都是經判決結案的案件，這些案件原來就沒有調解成功，當事人之間分歧較大，在法院判決后，當事人上訴、申訴、纏訴，信訪不斷，矛盾是愈演愈烈，沖突較大，調解的平臺基本被破壞殆盡，調解難度相當大。這是再審案件調解難的最大原因。

　　(三)再審案件來源復雜，當事人存在誤解。審判監督程序下的糾錯原則是依法糾錯。然而很多人對再審程序存在著誤解，認為既然啟動了再審程序就說明原裁判確有錯誤，法院應當本著有錯必糾的原則，改變原裁判，由于這種誤解的存在使得再審申請人和向檢察機關申訴的當事人往往固執己見，不愿接受調解，使調解失去當事人的配合。即使經反復做其工作后能勉強愿意調解，因為誤解較深，調解的成功率也很低。

　　(四)再審案件案情復雜、疑難。再審案件多是經過一審、二審、重審等多次審理，因案件已經多次審判且歷時久遠，錯綜復雜的事實更難以查清。加上當事人堅持己見，一爭高下，賭氣打官司的心態占了上風，所以對這類再審案件調解也是相當難。這類案件一般以合伙糾紛案件居多。如我院審理的薛麗、薛晶與史順利、史經來合伙糾紛案及鄭宏斌與尹前發合伙糾紛案。該兩案均屬合伙糾紛，因當事人在合伙期間沒有規范的協議和帳目導致發生糾紛，且案件事實經一審、重審等多次審理后更加錯綜復雜，事實認定難上加難。雙方當事人在再審期間已不是純粹的訴訟，而是打賭氣官司，讓雙方坐下調解都非常難。

　　(五)再審案件涉及的社會關系復雜，對人民法院審判工作的監督，有社會公眾監督、新聞媒體的監督，上級法院的監督、人大、政協、政府的'監督，人民檢察院的監督，人民法院自身的監督。再審案件的產生來源也是這些監督主體監督的結果，反過來這些監督主體又關注著再審案件的裁判，再審案件承辦人審理過程中的言行同樣也被監督，所以承辦法官有顧慮，庭審合議后交審委會討論，依審委會意見判決定案，不想惹火燒身。

　　(六)再審中當事人不到庭造成調解難。有的法人主體滅失，或自然人下落不明，甚至有些當事人故意規避既判義務，或有的申訴方申訴動機就是為拖延或逃避履行義務，在案件進入再審程序后無正當理由拒不到庭，使案件失去調解基礎。

　　二、提高再審案件調解結案率的對策

　　如何解決再審案件的調解難問題，提高再審調解率，以減少信訪，維護穩定。筆者認為，再審案件承辦法官必須站在講大局的高度，充分發揮主觀能動性，克服畏懼心理，摸索經驗，揚長避短，做好再審調解工作，提升再審調解成功率。

　　(一)善用技巧促調解。再審案件當事人之間矛盾尖銳、激烈，沖突較大，積怨久遠，這是再審案件的顯著特點，針對這個特點，再審法官要采取先背靠背分頭做工作，緩和對立情緒，形成了調解的基礎和氛圍，再面對面談調解方案的辦法。若一開始就讓這類案件當事人直面相見，進行調解，可能是仇人相見，分外紅眼，一調即敗，使調解工作全線崩潰，這是應值得注意之處。

　　(二)利用當事人厭戰心理，抓住時機促調解。再審案件當事人歷經多次訴訟，有的身心俱疲，再審程序正好給這類當事人提供一個言和休戰的平臺，對此類案件，再審法官要善于把握其心理，抓住時機，找準雙方的利益平衡點，最終促成雙方和解。如我院成功調解的張麗與李春波人身損害賠償糾紛案就是此類典型案件。

　　(三)強化庭審打好基礎促調解。再審案件已經過審判，但又被提起再審，有些案件就是因為案件事實不清，這就要求法官進一步發揮庭審功能，審清案件事實，通過庭審讓當事人清清楚楚的明白事理，這就為調解工作的開展打下了堅實的基礎，強化庭審，特別是對提出無理要求、過高要求的一方當事人，在審前無法作調解工作，通過進一步庭審后，使他們明事實、明法律、明利害，調解可順勢而成。

　　(四)查清法律事實促調解。客觀真實不能作為法院定案的依據，只是追求的終極目標。再審案件復雜、疑難，通過審理事實不清，此時再審法官應如何入手?筆者認為，通過訴訟機制，最大限度地確認法律事實，以接近客觀事實。通過舉證責任分配原則，讓負有舉證責任的當事人明白，承擔敗訴的訴訟后果的原因，再審法官要判前釋法、判后答疑，以免除認為是冤案的一方當事人的思想怨結。

　　(五)適時轉移重心有的放矢促調解。再審案件是經過一審或二審裁判的案件，所以有相當部分案件事實部分是清楚明白無爭議的，此時再審法官處理再審案件就不一定要再次開庭審理，因當事人雙方對事實已無爭議，此時爭議的焦點，轉移至對事實、法律關系的認識、法律的適用上，所以要將工作重心轉移，在案件定性、適用法律上下功夫，向當事人作好解釋，這會起到事半功倍的作用，有益于促進調解協議的達成。

　　(六)深入了解案件背景，對癥下藥促調解。再審案件既然已經一審或二審，再審法官在處理再審案件時，要多向原審法官了解案情，案件的背景，當時調解沒成功的原因，判決的法律依據及理由等案內、案外的情況，這樣才能作到調解工作胸有成竹，并有的放矢，進行調解有時還可在原調解的基礎上進行調解，調解協議可能會很快的達成。

　　(七)善于利用監督力量促調解。再審案件涉案背景復雜，社會廣泛關注，要區別對待，再審法官這時不要退縮，而是要主動向社會群眾作好解釋工作，向黨委、人大、政協、政府主動匯報案情，他們也會站在公正的立場上，支持法院工作，幫助法院作當事人的調解工作，這樣你調解的力度就加強了，調解成功率自然就會升高。如我院成功調處的艾滋病患者任某、徐某訴縣人民醫院、信陽市中心血站醫療損害賠償糾紛再審一案，在辦理該案時，承辦人和院領導多次向縣委、縣政法委匯報案情，積極爭取縣委、縣政法委的支持，在兩被告給予適當賠償的情況下，由縣里撥付原審原告司法救助款一萬元，最終成功地化解了矛盾，使案件調解結案。

　　(八)巧借抗訴機關力量促調解。再審案件中有相當一部分是因檢察機關抗訴而進入審判監督程序的，這些案件的審理過程檢察機關要參與，還有些再審案件，雖然不是檢察院提起抗訴而再審的，但當事人去反映過、信訪過，檢察院較關心處理結果。對檢察院進行法律監督的這些案件，如何調解結案，就要涉及到與檢察機關的工作配合。要多與檢察機關協商，交換個案的認識，爭取得到檢察官對法官調解工作的支持和理解。這樣再審案件當事人會在法官和檢察官的說服教育下，改變錯誤的認識，達成調解協議。糾紛解決了，矛盾排除了，這不但是對法院工作的肯定，同時也是對檢察工作的肯定。如我院審結的張某與縣人保公司勞動爭議抗訴再審一案，法檢兩家聯手做雙方當事人的調解工作，終使雙方握手言和，該案達到了法律效果與社會效果的完美統一。

　　(九)轉變觀念尋找最佳觀念促調解。再審案件要調解成功，再審法官還有個觀念應該轉變，就是案件的處理過程不要刻意去追求完美無缺的判決結果，而要去找到糾紛解決的最佳方案。縱觀再審案件的最終判決結果維持原判的比例較大，筆者所在的法院，再審維持率近40%。為什么一審、二審、再審都是同一結果，當事人還不服呢?出現這一情況，應該說法院對案件的判決結果沒錯，問題出在承辦法官只追求了正確的判決結果，忽視了尋找糾紛解決的最佳方案，對待此類問題，再審法官只要跳出一審、二審法官的思維模式，在不違背法律原則、精神的前提下，以社會公德、道德等作為依據，尋找當事人雙方能夠接受的案件最佳處理方案，從而調解結案，達到社會效果與法律效果的有機統一。

　　(十)善于營造良好氛圍促調解。熱忱對待當事人，創造調解的良好氛圍。進入審判監督程序，有當事人其纏訴、纏訪的原因，在處理再審案件時，對當事人法官就熱情不起來。外因是再審案件的當事人對原裁判有意見，有看法，所以對法院、法官是有意見的。在這些內、外因素的影響下，調解的基礎和氛圍與一、二審審判比要差得多。因此，再審法官要牢固樹立社會主義法治理念，從司法為民的角度出發，熱情接待當事人，營造調解氛圍;要從樹立維護人民法院整體形象的大局出發，以糾正和改變當事人對法院、法官的偏見為已任，創造調解的基礎。

　　案件調查報告 13

　　近幾年來，醫療損害賠償糾紛案件不斷增加，醫患關系日趨緊張，社會各界對此類案件也高度關注，為此，《侵權責任法》中就設專章對此類案件作了較為詳細的規定。自《侵權責任法》施行以來，本院共受理兩起醫療損害賠償糾紛案件，其中一件已調解結案，另一件為新收案件，目前正在審理中。從數據可知，本院轄區內的醫療損害賠償糾紛案件相對來說還是比較少的，其主要原因之一是作為基層的醫療衛生機構治理的病例相對大醫院而言少且簡單，因而發生醫療事故的幾率也相對較低。

　　該類案件的特點是審理周期長、處理難度大，訴訟時雙方常會發生沖突、哄鬧等現象，調解難度大，且普遍存在著一個主要難點：鑒定問題。由于醫療損害賠償糾紛案件大多涉及醫療領域的專業知識，其高度專業性和復雜性大大的超出了法官的認知水平，因而，在審理該類案件時，鑒定結論成為影響案件事實的具有杠桿作用的重要證據，醫療損害鑒定的公正性、科學性也成為當事人雙方關注、爭議的焦點。但目前，我國的醫療鑒定制度并不完善。

　　一、我國醫療損害鑒定制度的現狀

　　醫療損害鑒定的二元平行機制。在我國司法實踐中，涉及醫療損害賠償糾紛案件的鑒定方式主要有兩種：醫學會的醫療事故鑒定和社會鑒定機構的醫療過錯鑒定。醫療事故鑒定由醫學會組織鑒定專家組進行，鑒定專家由雙方當事人在醫學會醫鑒辦工作人員的組織下在專家庫中隨機抽取，鑒定實行合議制，鑒定結論由鑒定組集體負責，鑒定人員不接受法庭質證。醫學會的鑒定專家庫充分吸納了醫學專業的權威，為鑒定的科學性提供了堅實的保證，但是，由于醫學會的性質，其與當地衛生行政主管部門有著緊密的聯系，甚至有些專家就是由衛生行政機關的人員兼任，而專家庫中的.臨床醫學專家與被鑒定的醫療機構及其醫務人員或多或少有著直接或間接的聯系，具有一定的行業傾向性，因而其公正性受到患者一方的質疑，難以被患者認同。醫療過錯鑒定是指人民法院在審理醫療損害賠償糾紛案件中，依據職權或應當事人的請求，委托司法鑒定機構對醫療損害結果與醫療機構有無過錯、因果關系等專門性問題進行鑒定，是由果及因的鑒定，鑒定目的主要是確認人身損害的方式、方法、程度及后期治療費用等，鑒定人個人對鑒定結論負責，其鑒定結論相對于醫療事故鑒定具有較強的中立性，但由于司法鑒定機構的鑒定人員不是從事臨床的醫學專家，其對醫療行為的風險性及醫務人員的可預見性認識較少，對臨床工作中出現的問題進行鑒定缺乏應有的科學性、權威性，因而難以保證鑒定的科學性。兩種鑒定方式對同一醫療行為難免存在著不同的看法，從而導致鑒定結論存在差異，甚至完全不一樣。而我國現行的法律法規并沒有對這兩種鑒定方式的適用先后順序、證明效力等級等作出規定，也未規定當醫患雙方就同一糾紛提出不同的鑒定方式時該如何處理，兩種鑒定方式處于并存狀態。

　　二、“二元化”的鑒定制度存在的問題

　　（一）鑒定混亂，不利于糾紛的化解。顯而易見，醫療事故鑒定對于醫院方面而言更為有利，而患者一方則會更傾向于醫療過錯鑒定，出于不同的訴訟請求及趨利避害的心理，當事人雙方往往會要求選擇不同的鑒定方式，以達到自己所期望的醫療糾紛情形。由于缺乏明確的法律規定，各地法院對此采取不同的做法：一、只做醫療事故鑒定，二、只做醫療過錯鑒定，三、兩種鑒定同時進行，四、先醫療事故鑒定，如果鑒定為不構成醫療事故，再進行醫療過錯鑒定。這種情況不僅造成地域上的不公平，且無論采取何種方式，都可能會讓未被法院采取的鑒定申請一方對將來的鑒定結論產生心理上的不信任、不服從，這樣不僅不利于案件糾紛的解決，反而可能會激化矛盾。

　　（二）延長審理周期，增加訴訟成本。由于當事人對鑒定結論的不信任、不認同，往往會提出要求重新鑒定或補充鑒定來進行抗辯，使得這類案件在審理過程中要經歷多次鑒定、重復鑒定，增加了當事人的時間成本和經濟成本。

　　（三）增加了法官對鑒定結論的采信難度。對于普通民事案件，審判人員可依據證據規則，結合邏輯推理及日常生活經驗對證據進行分析判斷，而對于醫療訴訟，具有高度專業化和技術性的醫療職業行為是一般人不了解的，因而難以判斷醫生診療的過程、細節是否科學合理，其大大的超出了審判人員的認知范圍，正是基于此點，在醫療損害賠償糾紛案件中需要進行鑒定，但在面對不同的鑒定結論時，在法律沒有規定效力等級的情況下，審判人員難以分析采信，這樣似乎使整個案件又陷入了一種矛盾之中，給審判人員審理案件造成了極大的困擾。

　　三、打破“二元”鑒定體制，建立統一的醫療損害鑒定制度

　　（一）整合兩種鑒定體制。醫學會的醫療事故鑒定與司法機構的醫療過錯鑒定各有優異，筆者建議可以結合《侵權責任法》、《醫療事故處理條例》等相關法律、法規中有關鑒定制度的規定，將兩種鑒定方式進行整合，對醫療損害鑒定在機構設置、人員配置、技術標準、鑒定方法、鑒定程序等方面做出統一明確的規定。建立擁有專職鑒定專家，擺脫衛生行政部門干預的中立的醫療損害鑒定組織，同時鑒定內容必須包括醫療行為是否存在過錯、過錯行為在損害后果中的責任程度等等。

　　（二）明確醫療損害鑒定結論應接受質證。盡管鑒定結論由醫學專家進行分析鑒定得出，具有一定的權威性，但這種技術上的權威要經法庭認可，才能變成法律上的肯定，否則，將鑒定結論直接作為定案依據，實際上是鑒定權部分代替了審判權。因此，鑒定人應依法庭傳喚，出庭參加法庭調查、質詢，這樣，可以通過雙方當事人的法庭詢問對鑒定結論進行有效的質證，從而為審判人員是否采納鑒定結論提供依據。在此，還可以引入專家輔助人制度。所謂專家輔助人制度是指當事人可以聘請醫學專家，協助其對鑒定結論進行質證，這對于缺乏醫學知識而對鑒定結論的質證處弱勢的患者方來說，能夠切實提高其質證能力，增加其對鑒定結論的認同感，以提高當事人對案件審理過程、審理結果的認同感，從而有效化解醫患雙方的矛盾沖突。

　　醫患關系和諧是社會和諧的重要組成部分，妥善解決醫療損害賠償糾紛案件對于構建和諧社會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審判人員在處理此類糾紛時，要樹立客觀、公正及合理的理念，綜合考慮醫患雙方的客觀情況，一方面要考慮到患者屬于弱勢群體，缺乏專業醫學知識和舉證能力，另一方面也要考慮到醫院的公益性和醫療事業的發展，以平衡醫患雙方的利益。在審判實踐中，還可以充分發揮調解機制的作用，在合法、有效的前提下，提高當事人對案件處理結果的滿意度，有效化解矛盾，從而切實改善醫患關系，促進社會和諧。

　　案件調查報告 14

　　一、案件來源及調查經過：

　　204年5月18日，宣州區執法人員在對位于梅西路西林二村B棟17號的xx市華藝裝飾工程有限公司進行檢查時，發現該公司注冊資本金異常變動，隨做了現場檢查筆錄，在進一步的調查中發現，該公司存在涉嫌出租營業執照的行為，經請示批準立案調查，辦案人員于5月20日，對公司法定代表人進行了詢問調查，提取了相關證據，制作了談話筆錄，現調查終結，匯報如下：

　　二、當事人的基本情況：

　　xx市華藝裝飾工程有限公司，成了日期：20xx年3月3日，住所：xx市區西林二村B棟17號，法定代表人：xx，公司類型：有限責任公司，注冊號：xx，經營范圍：室內外裝飾工程設計、施工;門窗制作、安裝;園林綠化工程設計、施工;水電安裝;廣告設計、制作、發布;以下限分公司經營;家具生產、銷售。注冊資本金：六十萬元整。

　　三、違法事實：

　　20xx年3月3日，楊大松與吳成蘭共同出資60萬元，分別占出資額的75%、25%，注冊成了xx市華藝裝飾工程有限公司，從事室內外裝飾工程設計、施工;門窗制作、安裝;園林綠化工程設計、施工;水電安裝;廣告設計、制作、發布;以下限分公司經營;家具生產、銷售的經營活動。公司成了后，當月的7日，楊大松又將公司承包給程紅福經營，并將公司的資金60萬全部交由程紅福操作，由楊大松本人掌管賬目，并約定從經營的利潤中提取8%-10%歸公司所有，程紅福負責公司的運轉費用。由于經營不善，二人所協議之事，于7月底終不歡而散，以上事實，楊大松本人均予以確認。

　　四、證據例舉：

　　證據一：現場檢查記錄一份(證明檢查中發現的情況);

　　證據二：法定代表人身份證復印件一份(當事人的身份證明);

　　證據三：談話筆錄一份(證明違法事實及經過);

　　證據四：承包協議一份(證明違法事實的存在);

　　證據五：當事人給承包人的`資金轉賬單復印件一份(證明承包經營的存在)

　　五、案件的性質：

　　當事人自公司成了后，未按公司法的規定正常經營，反而以承包的方式將公司營業執照出租給程紅福經營，該行為違反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公司登記管理條例》第64條“任何單位和個人不得偽造、涂改、出租、出借、轉讓營業執照”的規定，屬于擅自出租營業執照的行為。

　　六、自由裁量理由及爭議：

　　當事人沒有對以上事實提出異議，因為不懂，并且該行為已經終止，請求從輕處罰，鑒于上述情況，依據《安徽省工商行政管理機關行政處罰自由裁量權適用規則》第十三條，建議對當事人從輕處罰。

　　七、處罰依據和建議：

　　依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公司登記管理條例》第77條“偽造、涂改、出租、出借、轉讓營業執照的，由公司登記機關處以1萬元以上10萬元以下的罰款，情節嚴重的吊銷營業執照。構成犯罪的依法追究責任”的規定，并建議對當事人的違法行為處罰如下：罰款人民幣10000元整。

　　案件調查報告 15

　　隨著社會的轉型、社會環境的變化、思想觀念的分化,人們的婚戀觀變得復雜多元,傳統的婚姻家庭受到沖擊。據民政部門相關數據,中國離婚率連續12年攀升,離婚率增幅首次超過了結婚率增幅。離婚案件的高發,其背后的原因是什么?

　　從長沙市天心區法院通過采取隨機抽樣方式對該院轄區20xx、20xx、20xx三年中受理的離婚案件共500件進行調研，基數較大，力求本次調研數據的科學性和準確性。

　　一、天心區人民法院離婚案件基本情況及特點1受理案件數量

　　本院受理離婚案件數量每年遞增，且增幅較大。20xx年受理離婚案件300件，同比上升8.7%；20xx年333件，同比上升11%；20xx年352件，同比上升5.9%。

　　1、原告年齡分布

　　離婚案件當事人平均年齡逐年降低，婚齡逐年縮短。根據調研數據，離婚案件原告多分布在30歲至45歲之間，占比56%。30歲以下和45歲以上的原告比重相對均衡，均為22%。從年齡結構看，22—35歲人群是離婚主力軍，36—50歲年齡段是婚姻相對平穩期，50歲以上人群離婚率上揚。結婚未滿一年的占15%；結婚1至3年的占12%；結婚3至5年的占31%；結婚5至10年的占33%；結婚10至20年的占7%；結婚20年以上的占2%。

　　2、訴訟主體

　　女性主動提出離婚的比例大。原告的男女比率為39.4：60.6，女性起訴人數超過男性的1.5倍。其中，原告為80后的離婚案件中，女性比重是男性的6倍多。但是，在45歲以上的年齡層，男性起訴的比重反彈，為14.6%，接近女性起訴的兩倍。

　　3、起訴理由

　　起訴理由比較集中，多為性格和經濟方面的原因。因性格不合提起離婚訴訟的案件有201件，因家庭暴力的有47件，因工作生活原因導致長期兩地分居的有35件，因小孩撫養教育觀念不統一的有12件，因被告患有婚前不應結婚的疾病且婚后尚未治愈的有9件，因被告有賭博、吸毒、醉酒等惡習且屢教不改的有18件，因婚后未孕導致影響夫妻感情及家庭關系的有7件，因閃婚而導致雙方溝通了解不夠的22件，因家庭瑣事爭吵的有61件，因婚姻外遇的有74件，因被告無收入來源、經濟壓力大的有4件，因被告擅自處理夫妻共同財產的有8件，因婆媳關系不和導致夫妻感情不睦的有2件。

　　值得注意的是，因性格不合已經成為原告主張解除婚姻關系的首要原因。這種現象的出現與《婚姻法》第三十二條中“如感情確已破裂，調解無效，應準予離婚”的規定有直接關系，導致在沒有法定解除婚姻的情形的條件下，性格不合成為主張感情確已破裂的主要理由。但是，由于性格不和在詞義上具有高度抽象性和概念性，也具有涵蓋其他法定離婚理由的.包容性，這導致對性格不和的判斷、衡量缺乏相應的標準，進而造成了司法認定之難。

　　4、一審結案方式

　　一審結案方式主要為判決、調解和撤訴，具體情況為：法院調解離婚106件、調解和好47件、撤訴123件、判決不準予離婚142件、判決離婚79件、駁回起訴3件。

　　5、適用程序

　　離婚案件中大量適用的是簡易程序，占比57.3%。一些離婚案件事實清楚、權利義務關系明確、爭議不大，尤其是婚姻關系維系時間較短、沒有生育小孩的案件，往往適用簡易程序有利于便利當事人訴訟，早日解決婚姻問題，也有利于節約訴訟成本，符合訴訟經濟的要求。但是，對于離婚案件不能簡單地一刀切，不能不尊重當事人的意愿，單純地為了早日結案而適用簡易程序。特別是，目前離婚案件呈復雜化的趨勢發展，牽涉到財產利益分配、夫妻共同債務認定、家庭暴力、婚外情、賭博、吸毒等離婚理由的認定等，如果草率地適用簡易程序將不利于案件事實的查明和爭議焦點的辨析。因此，在審理離婚案件中，要科學合理地根據案件具體情況采取科學合理的適用程序。

　　二、離婚案件增加的成因及發展態勢

　　1、婚戀觀日趨自由，婚姻的人身依附性趨小

　　隨著經濟的快速發展，老百姓的經濟能力增強，更敢于追求自我，婚姻自由也成為當下的宣言。追求婚姻自由和期待婚姻能給自己更好的發展平臺成為時下青年男女擇偶的首選。特別是，女性職業化趨勢的明顯加強，婦女地位明顯提高，越來越多的女性已經實現了經濟獨立和自由，改變了以往依靠婚姻維持生活的心理，擺脫了婚姻對人身依附性。同時，在當時下的現代文明時代，社會認識、人們思想觀念迅速轉變，離婚不再遭到社會較低的社會評價，離婚不再被認為是不光彩的事情，社會開放，人們享有婚姻自主權，“婚前性行為”、“試婚”、“好聚好散”等現象也早已是司空見慣的事。越來越開放的婚姻觀也改變了傳統婚姻模式，特別是夫妻財產約定制的.流行，個體性被放大，婚姻對夫妻的實際影響越來越小，當事人對婚姻的經濟和人身的依附性也越來越小。當婚姻關系不能滿足自我的需求時，離婚便成為一種解脫的選擇。

　　2、法制意識加強，離婚手續簡化

　　隨著我國法制建設的推進，法律知識的普及，越來越多的老百姓知道并且善于利用法律手段處理問題和維護權益。作為社會的基本關系之一的家庭關系自然也受此影響，當遇到家庭問題和矛盾時，法律手段往往被運用。但是，這導致了一個問題：由于婚姻案件的門檻低、訴訟費用低、起訴便利，原告往往在并沒有窮盡其他救濟手段的情況下即提起訴訟，這會造成部分司法資源的浪費。同時，新的《婚姻登記條例》頒布實施后，簡化了離婚登記手續，國家不再干預個人的私生活，消除了當事人的諸多顧忌。

　　3、溝通不足，性格不合成為婚姻的最大殺手

　　近年來，閃婚的現象與日俱增，越來越多的年輕人在沒有長期的有效溝通和相互了解的情況下就輕率結婚，到婚后才發現生活方式、價值觀念不一致，導致摩擦不斷、爭吵不休，進而造成閃離的現象頻發。此外，因工作、學習、感情等主客觀原因導致長期分居也容易造成夫妻交流的減少和感情的疏遠，而城市生活的誘惑，以及外在社會監督的弱化，使外出一方對夫或妻的情感有所淡化，對感情基礎本來就薄弱的夫妻而言，這種時間和空間的分隔和情感上的隔閡一旦形成，就不可避免會導致婚姻的破裂。

　　4、工作生活壓力大，導致婚姻危機四伏

　　隨著社會的重大變革發展，高科技、便利的交通和通訊等工具的出現，使得家庭的活動范圍大大擴展，人們的交往頻率、交往范圍大大增大，新鮮事物層出不斷，打破了原有的觀念和舊的道德規范，同時由于人們工作生活壓力的增大，以期尋求刺激來緩解工作生活壓力的人不在少數，一部分人受花花世界的影響，癡迷于不法“娛樂”場所、陷入或“網戀”中，其人生觀、價值觀發生變化，無法抵御物欲的侵蝕，婚姻觀念的轉變給第三者插足提供了條件和機會，便產生婚外情或第三者插足導致婚變。

　　三、妥善審理離婚案件的意見

　　婚姻關系是否和睦融洽直接關系家庭中每一個成員的生活環境，特別是對于正處在人格和性格培養期的子女有著極其重要的意義。國內外相關研究表明，生長在父母不健全、不健康、不幸福的婚姻家庭中的孩子，更易發生犯罪和焦慮、抑郁、敵對、報復等心理障礙問題。因此，法院應該從維護家庭和諧穩定的角度出發審慎處理離婚案件，切實維護好未成年子女的合法權益。同時，婦女作為婚姻中相對弱勢的一方，在審判中應根據案件事實和具體情況予以相應的照顧，維護婦女合法權益。

　　1、重視調解職能，慎重判決準予離婚

　　《婚姻法》第三十二條明確規定：“人民法院審理離婚案件，應當進行調解”，在推崇“以和為貴”傳統美德的當今社會，調解是一種有效且能兼顧雙方利益的糾紛解決方式。同時，調解也是法官考核的重要指標之一，因此，在審判離婚案件中更應當認真貫徹落實“調解優先、調判結合”原則，將調解工作貫穿于離婚訴訟全過程，庭前組織調解、庭中著力調解、庭后不放棄調解，努力窮盡各種調解方式方法，多做夫妻雙方的教育疏導工作，不宜過快判決不準予離婚或未經有效調解既逕行判離。對尚有和好希望與可能的婚姻，要盡量調解和好，避免因為訴訟的激烈對抗而加深夫妻間的感情裂痕。對于難以達成調節的，要正確把握離與不離的尺度，若無確實充分的證據不得認定“夫妻感情確已破裂”。同時，對于離婚率較高的人群，有些當事人也并非感情完全破裂，多數是因誤解、一時錯誤、溝通不足而使對方產生離婚情緒，法官應多加強“背靠背、面對面”的工作，促進家庭矛盾的解決。而對于感情基礎差，婚后又長期分居的群體，大多是因為時間短，接觸少而產生的離婚思想。對于此類問題案件，應當加強對離婚當事人的訴訟引導，避免因沖動而加劇感情不合。對于非因感情確已破裂，維系夫妻感情對雙方當事人和小孩確實都沒有意義的案件外，其他離婚案件應當有針對性地進行疏導、說服，化解家庭矛盾，給予當事人“冷靜期”，以促進家庭關系的修復和改善。對于感情確已破裂，已無和好希望與可能的，在做好思想工作的同時，應及時公正處理，使雙方好聚好散。

　　2、對婦女適度傾斜照顧

　　婦女在社會中相對處于弱勢地位，在婚姻中受到的傷害也相對較重，在合法的基礎上適當照顧女方，體現了司法的關懷。法律并不是冰冷無情的評判工具，而是追求實質公平公正的保護機制，具有司法正義的精神內核。離婚時在財產處理上，原則上均等分割，但考慮到我國的現實情況，大部分婦女的經濟條件同男性相比仍有一定差距，婦女為家庭往往做出了更大的隱形貢獻，適度照顧婦女的利益，按照優先照顧婦女兒童利益的原則給予婦女適當補償，保證婦女不因經濟問題而影響其正常行使離婚權利，避免婦女因婚姻家庭的破裂而造成生活水平下降甚至生活陷入絕境是有著非常重要的現實意義的。

　　3、加強對離異家庭子女的保護

　　法院在審理離婚案件時不僅要考慮子女隨哪一方生活更有利于其成長，還要做好父母雙方的法制教育，非撫養方及時支付撫養費，撫養方尊重另一方的探視權，使子女能夠感受到父母雙方的溫情，雙方相互監督，減少對子女合法利益的侵害。建議可以與離異家庭、子女就讀的學校建立聯系卡，實時回訪溝通，了解子女生活學習情況，及時制止對子女利益損害情況發生，使法院的審判工作得以延伸，更好的保護離異家庭子女，防止其成為問題少年。

　　4、加強對婚姻無過錯方權益的保護

　　最高人民法院《關于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婚姻法>若干問題的解釋(一)》第28條的規定：“在過錯離婚損害賠償中，過錯方配偶承擔損害賠償責任包括物質損害賠償和精神損害賠償。”人民法院在審理離婚案件時將此規定作為對有過錯對無過錯方所造成的損害程度以及婚姻當事人的經濟狀況的依據以決定賠償的數額。但在司法實踐中一般將該損害賠償限制于金錢上的賠償，對于過錯方難以起到足夠的威懾作用，略帶隔靴撓癢之尷尬。因此，要從物質和精神兩個方面雙管齊下予以懲罰，才會讓侵害方在婚外不忠行為前懸崖勒馬，讓未犯者對婚外不忠行為敬而遠之。同時，無過錯方在舉證證明上往往存在舉證難的困境，因此，在能提出過錯方的過錯行為之線索的情況下，有必要對過錯行為的取證權限適當放大，對一些當事人確因客觀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證據，法院應適當擴大依職權調查取證的范圍，以實現無過錯方的權利。

　　案件調查報告 16

　　近年來，隨著經濟的不斷發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逐步提高，刷卡消費已經成為許多人特別是年輕人一種普遍的消費方式。信用卡所具有的一系列優點，使其成為民眾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金融工具，但與之相伴的是各類信用卡犯罪的發生，且呈現出高發性、隱蔽性、智能型等特點，不僅擾亂了正常的金融管理秩序，而且侵害了銀行消費信貸資金和持卡人財產安全。威海中院以近三年審理的信用卡詐騙案件信息為基礎數據，分析此類案件的特點，并分析原因提出防控對策。

　　一、案件基本情況

　　自20xx年至今，全市法院共審理信用卡詐騙案116件，在134名被告人中，男性占90%，女性為10%，年齡階段大體為20-40歲，犯罪形態方面包括使用虛假身份騙領信用卡的3件，冒用他人信用卡的13件，惡意透支的100件。從犯罪金額上看，116件案件中，犯罪金額最少5000元，最高為390429元。同時，116件案件已結112件，大部分被告人均自愿認罪，多數被告人主動退賠了被害人的經濟損失。88%的被告人被判處緩刑;12%被告人被判處實刑。

　　二、案件特點

　　1、從罪犯年齡結構來看，年輕化趨勢明顯，以中青年人群為準。其中20至40這個年齡段的人占到了百分之九十以上，這反映出，中青年人群生活壓力相對較大，往往容易滋生金融犯罪。

　　2、被告人文化程度普遍偏低以初高中為主。且很多被告人無業，職業多不穩定。

　　3、多數被告人法律意識淡薄。從庭審反饋的信息看，很多被告人都以為惡意透支信用卡等行為只是違法的，并不知道自己已經觸犯了刑法。

　　4、發案數量持續上升，危害日趨嚴重。伴隨著信用卡業務的發展，在人們更多地享受信用卡帶來方便，快捷的業務的同時，利用信用卡進行犯罪的現象與日俱增，情況日趨嚴重，從統計的發案數量看，呈逐年上升趨勢，涉案金額巨大，案件損失較大。

　　5、惡意透支行為居多。主要表現形式有積少成多型的惡意透支，即指每次透支都在信用卡的透支額度內，但多次透支，透支額累計達到立案標準的行為;一人多卡的惡意透支，即持卡人持有多張信用卡，每次透支都在信用卡的透支額度及法律的立案標準內，但多張卡累計透支超過信用卡詐騙罪立案標準的行為;騙領信用卡型的惡意透支，即指信用卡持卡人在申領信用卡的過程中，通過偽造身份證、提供虛假工作證明或其他證明文件等方式，向發卡行提供虛假的個人信息資料和信用資料，從發卡行騙領到信用卡，從而騙領透支款的行為。

　　三、犯罪成因

　　(一)信用卡自身風險的原因

　　信用卡自身存在透支功能，這就容易產生犯罪的風險。持卡人只要辦好信用卡就能在卡內余額不足的情況下繼續透支消費，這在一定程度上方便了消費者，促進了商品流通，但是這也給存有不勞而獲思想的犯罪分子提供了溫床，透支消費的引誘性是信用卡犯罪居高不下的重要動因之一。

　　(二)金融機構的原因

　　首先是審核程序不規范。在辦理信用卡入口審查不嚴。按照《商業銀行信用卡業務監督管理辦法》(簡稱《辦法》)第三十八條規定“申請材料必須由申請人本人親自簽名，不得在客戶不知情或違背客戶意愿的情況下發卡”。銀行普遍采用“績效與發卡量掛鉤”的考核機制，導致在發卡行營業網點偏重發卡數量而疏忽信用卡質量，放松了信用卡申領的審核要求，造成許多收入不高甚至沒有固定收入的人員得以擁有透支額度并不小的`時尚信用卡，有時還不止一張兩張。有些信用卡審批人員對申請人的身份證、收入證明等文件審核草草了事，不負責地把信用卡發放給以他人身份證件申領信用卡的申請人。如環翠區法院受理的一起信用卡詐騙案，被告人吳某先后用父親和岳父的身份證在徽商銀行分別辦理兩張信用卡，而銀行方面經過重重審核之后，在不認識被告人也沒有身份證本人簽名的情況下，先后批準了吳某的申辦請求。

　　其次銀行未盡風險提示業務。《辦法》第三十九條第二款規定“信用卡收費項目、計結息政策和業務風險等進行充分的信息披露和風險提示……確認申請人已經知曉和理解上述信息……不得進行誤導性和欺騙性的宣傳解釋”。反觀，某些信用卡營銷員在營銷過程中并沒有做到這一點。為鼓勵客戶辦理信用卡，業務員傾向于更多介紹信用卡的有利信息，如送免費禮品，介紹信用卡積分，說明透支免息期等，而未能盡到風險提示義務，詳細說明透支利息的計算、罰息、滯納金、超限費、法律風險等等，使得未來的持卡人對利息等情況缺乏合理的預期，欠缺信用卡的風險意識。審理的部分案件材料中，多名被告人都表現出對利率及還款日等信息的“無知”，利率的規定對其也只是概念化的條款，并沒有鮮明的意識和切身的體悟。等到銀行催繳時，才發現自己已經無力償還，索性逃匿。本來是善意的或者是無意的，最后變成惡意。

　　再次在信用卡欠款催收階段，尚無統一規范。根據法律規定，在惡意透支后，需經銀行兩次以上的催收，但現行法律及司法解釋對催收的方式、效力等沒有明確規定。有的銀行采取信函的方式催收，而有的銀行僅僅采用電話短信的方式催收，不但催收效果一般，還沒有相應的回復情況。即便是上門催收，也無持卡人或其他在場人的確認等，為催收證據效力的司法認定增加了難度。

　　最后不同金融機構之間信用信息系統未聯網，致使誠信評判缺失。因銀行間信息不連通，犯罪分子在一家銀行惡意透支后，往往又到另一家銀行申領信用卡透支，連續作案，導致多家銀行遭受損失。

　　(三)被告人自身的原因

　　首先是法律意識淡薄。根據相關規定，持卡人透支1萬元以上，經發卡銀行兩次催收后超過3個月仍不歸還的，應當認定為“惡意透支”，將會承擔法律后果。很多犯罪分子在辦理信用卡的初期，有可能財物狀況良好，信用等級較高，但是隨著時間的推移，可能自身財物狀況惡化，又急需資金，不得不鋌而走險透支信用卡，或者利用信用卡進行其他犯罪活動，而很多人本身并沒有意識到違法行為已經進入刑法調控的范圍;其次被告人貪利、僥幸心理是犯罪的重要誘因。利益的驅動性是財產型犯罪多發的重要誘因。隨著社會的發展，人們的物質要求越來越高，有的人在自身財力無法滿足心理需求時，在貪利心理和能夠僥幸躲過法律懲罰的心理驅動下，不惜以身試法。

　　(四)社會的原因

　　一方面社會公眾誠信缺失，奢侈消費觀念泛濫，對侵占他人或社會財產的行為態度冷漠。

　　另一方面，社會輿論對信用卡詐騙行為的壓力不大，導致人們對惡意透支等行為的危害后果缺乏足夠認識。從社會監管來看，司法機關對此類犯罪的打擊力度不夠，也是此類犯罪逐年增多的一個原因。信用卡犯罪往往技術含量較高，涉及到的金融、網路、電子商務等各方面的知識，許多監管機構的人員，如公安等部門都缺少相關專業背景，短時間內很難形成對此類犯罪的一個整體性把握，有可能有時候打擊力度不夠，會放縱犯罪。

　　四、預防措施

　　(一)持卡人自身要提高防范意識

　　收到信用卡時要及時修改密碼，不要使用123456、6個9，6個6等數字或與生日、卡號等有密切聯系的數字作為密碼，保護好個人信息，不要將密碼、卡號等信息告訴他人，避免被他人盜用。在使用后要及時收回信用卡，回執憑證等不要隨意丟棄。尤其是身份證不能輕易交給他人或者向別人提供身份證復印件，信用卡及身份證要分開保存以保證安全。

　　(二)建立健全機制，規范金融機構信用卡業務

　　金融機構應嚴格遵守《商業銀行信用卡業務監督管理辦法》，規范發卡行為。

　　一是不得對營銷人員采用單一以發卡數量計件提成的.考核方式。

　　發卡銀行應當從根本上放棄以簡單的發卡數字作為工作人員績效考核的方式，綜合考量發卡數量和質量，制定更加科學合理的績效考核標準，并且將之落至實處，一以貫之。杜絕一切為追求發卡數量而簡化信用卡辦理程序的營銷方式，尤其是外包。根本上減輕業務員的負荷，提高他們的工作責任感。業務員在向目標客戶營銷信用卡時，要更加著重向客戶介紹信用卡相關的風險和法律規定，加強未來持卡人使用信用卡的法律意識和透支使用的風險;提醒持卡人的注意義務，在住址、電話變更的同時，應及時通知發卡行等，避免持卡人不當使用信用卡而給銀行帶來的損失。介紹語言應當明確、簡潔、易懂，確保申請人對這些重要條款已經充分了解。

　　二是嚴把信用卡發放關口，嚴格資信審查。

　　在信用卡審批流程中，提高征信核查廣度和深度。對申請人的身份信息進行謹慎審查和核實，必須有本人親自確認的情況下才能為其開立信用卡;除了書面核實、電話訪問等間接方式外，對透支風險較大的申請人應當通過其他更加直接的方式查詢他(她)的資信狀況，如親自到申請人的工作單位核實其收入及資信情況。真正做到親訪親簽，謹防偽冒情況的發生。

　　三是科學控制信用卡的初始信用額度。

　　信用卡業務風險的大小和透支規模息息相關，而透支規模與信用額度緊密相連。從惡意透支的各環節來看，信用額度是導致惡意透支的要害因素，因為其決定著持卡人能從銀行套取資金的多少。合理確定持卡人的授信額度，降低高風險客戶的授信額度，對資信狀況并不優越的申請人將透支額統一設定為1萬元以下標準。盡管1萬元可能并不是一個精確計算的最優基準，但應該是一個經驗上的最優的標準。不僅能夠減少銀行對風險資產的投入資本，也應當能夠有效減少惡意透支的現象，降低銀行風險暴露的程度。透支額度也應當根據持卡人的資信狀況隨時進行調整。當發生頻繁透支、大額透支或持卡人資信惡化等情況時，發卡行應當有所警覺并采取相應催繳措施。如持卡人不及時還款或提供其他有力資信證明，發卡行應當適時調整透支額度甚至止付。

　　四是提供跟蹤服務。

　　對持卡人隨后的資金流動情況予以監管和跟蹤服務，在法律明文規定的兩次催收之前增設有效的消費提醒服務。這里的提醒是指充分應用銀行短信服務平臺或信用卡自動撥號平臺，對透支超過固定值(包括在授信額度內的透支，如5000元、10000元等)及透支即將到期的持卡人予以風險提醒，內容包括透支金額、還款日期及其可能產生的法律責任。對持卡人的頻繁交易、連續消費、大額消費等異常交易予以監管，采取與持卡人聯系確認、調整授信額度、鎖定賬戶、緊急止付等風險管理措施，盡量較少惡意透支風險的增加。

　　五是完善內控監督，提高制度的執行力。

　　銀行應建立多級控制體系、建立和落實崗位責任制、實行恰當的責任分離制。加強銀行業務員的技能培訓，提高一線員工的素質。把信用卡業務的審計工作納入到銀行內部審計工作的整體計劃中，結合案件和司法建議專向治理，由中國銀監會對單位年限內信用卡存活率予以考核，對未能達到標準的發卡行限制發卡資格和授信額度，建立合規風險管理的長效機制。

　　(三)建立聯動機制，防止信用卡詐騙案件的發生

　　一是建議公安機關增設督促催告程序。

　　《關于審理詐騙案件具體應用法律的若干問題的解釋》規定：惡意透支數額在一萬元以上不滿十萬元的，公安機關在立案之前，持卡人已經償還全部透支款息，情節顯著輕微的，可以依法不追究刑事責任。因此從降低犯罪率、和諧社會關系考慮，公安機關在接到報案后，可以根據情況，充分評估該透支行為的社會危害性是否足以需要司法介入，然后再做區分處理。對透支金額在十萬元以內，情節輕微的，公安機關應事先進行督促催告，向透支持卡人或其親屬送達催告書。催告書的內容包括透支金額、利息及給付方式等其應當履行的義務，法律后果及法律規定的免責條款，督促透支人還款，為其改過留有挽回的余地。

　　二是建議檢察機關酌定不起訴。

　　對于犯罪情節輕微，依照刑法規定不需要判處刑罰，可以免于刑事處罰的，檢察機關可以依法作出不起訴決定。這是法律賦予檢察機關的起訴裁量權利，也是面對層出不窮的犯罪形態的應對之策。因此，建議檢察機關從程序經濟考慮，督促犯罪嫌疑人還款;對及時還款的嫌疑人，根據案件實際情況靈活處理，便宜行事。這不僅是有利于對其本人的教育，也大大節約司法資源，實現訴訟經濟原則，為其辦理大案要案節約精力。

　　(四)加強金融機構與司法機關的協作，實現預防打擊信用卡犯罪的無縫對接

　　一方面要加大打擊信用卡犯罪的力度，增強法律的震懾力，尤其是對盜刷信用卡和惡意透支行為加大懲治力度。

　　另一方面要進行法制宣傳，倡導理性消費。適時的通過電視、廣播、報刊、網絡等覆蓋面廣、影響力強的途徑，用通俗易懂的語言文字和具體生動的案例分析，向廣大民眾宣傳信用卡犯罪的性質、類型和后果，使得民眾了解到信用卡使用過程中的信用風險，使其在主觀上自覺抵制信用卡犯罪，從源頭上有效預防此類犯罪行為的發生。

　　案件調查報告 17

　　一、案件來源和當事人基本情況：

　　20xx年4月9日，我局執法人員根據舉報對江蘇海王星辰健康藥房連鎖有限公司南京1店、江蘇海王星辰健康藥房連鎖有限公司南京2店和江蘇海王星辰健康藥房連鎖有限公司南京3店進行了現場檢查。

　　在檢查中發現，上述幾個藥店正在銷售以下幾個品種的商品：

　　“KING LIGHT 常潤茶”、“KING LIGHT 腸清茶”、和“喜瑞牌”雪山骨葆、“喜瑞牌”蘆薈維他命膠囊、“喜瑞牌”首烏膠囊。

　　從上述幾種產品從包裝上看，“KING LIGHT 常潤茶”和“KING LIGHT 腸清茶”是深圳市東達技術有限公司生產的，其中“KING LIGHT 常潤茶”的主要原料是蘆薈、綠茶、土茯苓、沙參等，“KING LIGHT 腸清茶”的主要原料是蘆薈、桑葉、百合等。“喜瑞牌蘆薈維他命膠囊”、“喜瑞牌雪山骨葆”、 “喜瑞牌首烏膠囊”是上海喜瑞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生產的，其中“喜瑞牌蘆薈維他命膠囊”分為300mgx120粒和300mgx30粒兩種規格，配料均為美國庫拉索蘆薈、珍珠粉、維生素E等，“喜瑞牌雪山骨葆”的配料是牦牛骨和骨髓、內金、肉桂、冬蟲夏草等，規格為350mgx120粒，喜瑞牌首烏膠囊”的配料是首烏、黃精、黑芝麻等，規格為400mgx90粒。上述幾種產品的包裝上均為沒有標注保健食品編號和標志。

　　當事人的上述行為涉嫌違反《中華人民共和國食品安全法》第二十八條第（一）項的規定。在報請局長批準后，我局對當事人進行立案調查。

　　當事人：江蘇海王星辰健康藥房連鎖有限公司；住所：蘇州市宋仙洲巷17-19號B樓四層；法定代表人：xx；執照注冊號：xx；經營范圍：銷售中藥飲片、中成藥、保健食品等；案發地：南京市。

　　二、違法事實和證據：

　　對當事人立案后，我局對當事人南京4店也進行了檢查，發現上述店也銷售有“喜瑞牌蘆薈維他命膠囊”、“喜瑞牌雪山骨葆”、“喜瑞牌首烏膠囊”等食品。當事人銷售的產品的外包裝的標識內容的主要部分如下：

　　“KING LIGHT 常潤茶”的外包裝上標注的主要原料（或配料）中使用了蘆薈和土茯苓；執行標準：Q/DD007-20xx；衛生許可證號：粵衛食證字【20xx】第0301B04839號；

　　“KING LIGHT 腸清茶”的外包裝上標注的主要原料（或配料）中使用了蘆薈；執行標準：Q/DD007-20xx；衛生許可證號：粵衛食證字【20xx】第0301B04839號；

　　“喜瑞牌蘆薈維他命膠囊”（包括300mgx120粒和300mgx30粒兩種規格）的外包裝上標注的主要原料（或配料）中使用了美國庫拉索蘆薈和珍珠粉；產品標準號：Q/IQXV24；衛生許可證號：滬質監（松）食證字【20xx】第0026號；

　　“喜瑞牌雪山骨葆”的外包裝上標注的主要原料（或配料）中使用了冬蟲夏草；產品標準號：Q/IQXV37；衛生許可證號：滬質監（松）食證字【20xx】第0026號；

　　“喜瑞牌首烏膠囊”外包裝上標注的主要原料（或配料）中使用了首烏。產品標準號：Q/IQXV24；衛生許可證號：滬質監（松）食證字【20xx】第0030號。

　　上述產品的標識中均未標注保健食品批號。截止我局對當事人銷售的上述商品調查結束時止，當事人共計上述四個連鎖藥房供應上述“KING LIGHT 常潤茶”8盒，已銷售2盒，銷售價格32元/盒；“KING LIGHT 腸清茶”5盒，已銷售2盒，銷售價格32元/盒；“喜瑞牌蘆薈維他命膠囊”（規格300mgx120粒/瓶）28瓶，已銷售21瓶，銷售價格78元/瓶；“喜瑞牌蘆薈維他命膠囊”（規格300mgx30粒/瓶）4瓶，未銷售，進，銷售價格30元/瓶；“喜瑞牌雪山骨葆”10瓶，未銷售，銷售價格98元/瓶；“喜瑞牌首烏膠囊”3瓶，未銷售，銷售價格59元/瓶。

　　在調查過程中，當事人提供了以下材料：

　　“KING LIGHT 常潤茶”、“KING LIGHT 腸清茶” 生產廠家的營業執照、商品的衛生評價報告單、衛生檢測報告、生產廠家的保健食品生產企業衛生許可證和商品的衛生許可證；“喜瑞牌蘆薈維他命膠囊”、“喜瑞牌雪山骨葆”、“喜瑞牌首烏膠囊”生產廠家的營業執照、衛生許可證、國家食品質量監督檢驗中心對產品做出的檢驗報告。在當事人提供的資料當中，并無我局要求當事人提供的關于上述5種商品的安全性評估報告、新資源食品或者保健食品批文，也未能按本局要求提供上述商品的全部進貨票據。由于當事人未能按照本局要求提供上述商品的全部進貨票據，因此無法計算違法所得，經營額按照現場檢查的數據計算（已經提供的部分數據除外）合計3779元。

　　以上事實有如下證據證實：

　　1、當事人的營業執照和經營許可證，證明當事人的主體資格；

　　2、現場檢查筆錄、現場拍攝的上述5種商品的外包裝照片、部分藥店的門頭相片、柜臺陳列相片，證明當事人銷售上述5種商品的事實和產品配料的'內容；

　　3、當事人提供的關于上述5種商品的相關資料、我局給當事人下達的詢問通知書，證明當事人不能提供關于上述5種商品的安全性評估報告、新資源食品或者保健食品批文；

　　4、當事人的委托人的談話筆錄、授權委托書，證明當事人銷售上述商品的事實。

　　三、定性意見：

　　1、20xx年2月28日，衛生部《關于進一步規范保健食品原料管理的通知》（衛法監發【20xx】51號）中將蘆薈、土茯苓、玫瑰、珍珠、首烏等114種物品歸類于可用于保健食品的物品。

　　20xx年10月12日，衛生部《關于“黃芪”等物品不得作為普通食品原料使用的批復》（衛監督函【20xx】274號）中規定：“蘆薈、土茯苓、玫瑰、珍珠、首烏等114種可用于保健食品的物品僅限用于保健食品。未經安全性評價證明其食用安全性的，不得作為普通食品原料生產經營。如需開發用于普通食品生產，應按照《新資源食品管理辦法》規定程序進行食品安全性評估并申報批準。對不按規定使用《可用于保健食品的物品名單》所列物品的，應按照《食品衛生法》和《新資源食品管理辦法》的有關規定處罰”。

　　20xx年2月6日，衛生部等6部局關于含庫拉索蘆薈凝膠食品標識規定的公告（20xx年第1號公告）中規定：“蘆薈產品中僅有庫拉索蘆薈凝膠可用于食品生產加工。含蘆薈的保健食品應當按照保健食品相關規定進行管理。”

　　20xx年7月22日，衛生部《關于普通食品中有關原料問題的批復》（衛監督函【20xx】326號）規定：可用于保健食品的物品名單中所列物品及冬蟲夏草目前均不得作為普通食品原料使用。

　　上述幾個文件均屬于國家對食品安全控制的規定，所有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境內從事食品生產經營的經營者必須遵守上述規定，最大限度的保證其所生產經營的食品的安全性。

　　2、《新資源食品安全性評價規程》中規定，安全性評價采用危險性評估和實施等同原則，由衛生部新資源食品專家評估委員會負責新資源食品安全性評價工作。要求被評價食品的食用歷史中沒有人類食用發生重大不良記錄、從動植物中分離出來的食品原料的化學結構不提示有毒性作用、被評價食品在人體可能攝入量下對健康不應產生急性、滿性或其他潛在的危害等。通過安全性評價證明被評價的食品的食用安全性，而不得存在任何潛在的危害。

　　當事人銷售的上述5種食品的原料中含有蘆薈、土茯苓、首烏（包括生首烏和制首烏）、珍珠粉以及冬蟲夏草等物品，根據國家有關食品安全控制的規定，含有蘆薈、土茯苓、首烏（包括生首烏和制首烏）、珍珠粉以及冬蟲夏草等物品的食品，應當由衛生部新資源食品專家評估委員會對這些食品做出安全性評價。當事人僅提供了上述5中產品由地方衛生檢驗中心、疾病預防控中心或地方食品質量監督檢驗中心按照衛生標準出具的衛生評價報告和質檢報告，而未能提供由衛生部新資源食品專家評估委員會對這些食品做出得安全性評價報告以證明消費者食用上述食品的安全性，排除消費者在食用上述食品的過程中及食用后對人體健康產生危害的可能性。

　　因此，上述5種食品屬于《中華人民共和國食品安全法》第二十八條第（一）項所指的：添加其他可能危害人體健康物質的食品。

　　四、處理意見：

　　當事人銷售上述5種食品的行為，違反了《中華人民共和國食品安全法》第二十八條第（一）項和《流通環節食品安全監督管理辦法》第九條第一款第（一）項的規定。根據《流通環節食品安全監督管理辦法》第五十三條的規定，對當事人處罰如下：

　　1、沒收庫存商品：

　　“KING LIGHT 常潤茶”6盒、“KING LIGHT 腸清茶”3盒、“喜瑞牌”雪山骨葆9瓶、“喜瑞牌”蘆薈維他命膠囊（300mgX120粒）7瓶、“喜瑞牌”蘆薈維他命膠囊（300mgX30粒）4瓶“喜瑞牌”首烏膠囊3瓶；

　　2、罰款4.5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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