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資治通鑒》讀后感

時間：2023-11-16 15:26:44 讀后感我要投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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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華]《資治通鑒》讀后感

　　當賞讀完一本名著后，你心中有什么感想呢？此時需要認真地做好記錄，寫寫讀后感了。那么你真的會寫讀后感嗎？下面是小編為大家收集的《資治通鑒》讀后感，歡迎大家分享。

[精華]《資治通鑒》讀后感

《資治通鑒》讀后感1

　　最近讀了司馬光先生寫的《資治通鑒》一書，同時也讀了柏楊先生的“曰”，深深被這兩位跨越時空的人物所做的事情所感動。司馬光先生在現代史學評論中是個偏反面的人物，因為他阻撓革新。這個中學里就教過的，大家對待他的看法類似于對待曾國藩。但是，在我讀了《資治通鑒》過程中所感到的是司馬光先生的殷切誠懇的態度(對待皇帝)，相對公平的態度(對待歷史)，以及痛定思痛的態度(對待歷史的錯誤)。我不是那么肯定司馬光在某些事情中的看法，因為從現代人的眼中看古人有點迂腐和局限，有些甚至是不可理解，但是換個角度從800年前的古代人的角度出發，司馬光的行為不僅僅是很正派，而且是很有君子風范的(在處理歷史痕跡)上，因為中國人在孔子的教化下提倡立言(當然在孔子之前就有很多人立言著書以求聞達于諸侯)，所以歷史材料參差不齊，良莠不分，多如牛毛，同時又經過歷世的焚毀和輾轉。在這樣復雜的情況下，司馬光和他的助手們在皇帝的支持下選擇材料，編輯整理和撰寫了這部宏偉巨著是十分了不起的行為。現代的史學評論僅僅因為他是保守派而將他評論為偏反面的人物是有欠公平的。現在，我讀的進程不是很快，僅僅讀到第37卷(西漢末年時期)，非常有意思地覺得編寫歷史和記載歷史的人應該是比較頑固的人，否則不是這么詳實地分毫不差地編錄帝王和群臣的錯誤史話。相信史學者其實是想更多地記載他們的優點，但因為要尊重事實所以就偏偏記錄了那么多的缺點，而且是重復往復地進行類似的錯誤。有些是比較肯定的，不管現代的史學者們還是古代的史學者們，比如對待王莽的定位。古代人對王莽進行口誅筆伐是因為王莽犯了古代知識分子所最為不齒的誅君篡位，(但是在誅君篡位這類事情里，楊堅也是，怎么風評就要好過他呢)，現代史學者們批判大概因為王莽開歷史倒車的緣故。我在讀王莽的那段中，很難理解一個人能夠集中這么多的缺點，誅君篡位就不去提了，亂殺群臣也不去提了，用人唯親這點是很愚蠢的，還有他那個蠢到家的外交政策。

　　對待中國百姓所遇到的問題，他不但不聞不問，甚至是用很荒謬的復古來處理，同時對待外邦問題摒棄了一貫使用的互不侵犯，互利的原則，而做出了令人發怵的行為(動用國家財產來讓人家單于改名字來沽名釣譽，還有就是提出不平等的條例)，這類缺乏常識的行為讓人摸不著頭腦，只能用發昏發瘋來解釋他這種行為。然而最讓人發寒的不是王莽的行為，而是滋生王莽的環境。滋生王先生的環境應該是個不斷積累的過程，而起到元兇的則是人性呀。這邊我只是說說歷史，并不想在這篇文章里分析人的心理和歷史的心理，只是在這里提一下。人說要真正了解中國，就要讀《資治通鑒》，真的是一點都不錯呀。讀了之后覺得，我到底在驕傲什么呢?文明也好，文化也好，歷史更多留下來的是教訓，這些教訓則是我們后世人的財富。前人的血淚告訴我們應該怎么樣避免過失而創造現實的文明和文化。地大物博帶來的不是人民的富足和強盛，而是歷經幾千年的磨難。我們的民族有著建立在苦難上的驕傲和自強不息精神，也有著建立在禁錮思想下的輝煌文明。現代的人，珍惜了什么?舍棄了什么?遺憾了什么?虛榮著什么呢?最后問一句，保留了什么?不知是什么時候，我開始對歷史有點感興趣了。愛民如子的孝文帝，殘暴天下的商紂王，喜好美色的唐玄宗，昏庸無比的唐德宗，信鬼神的唐憲宗與唐穆宗……一個個，令人深有感觸。《資治通鑒》，一本記載了一千三百六十二年歷史的史書，司馬光整整用了十年時間才編成。宋神宗以“鑒于往事，有資于治道”，命名為《資治通鑒》。

　　我在里面了解到：毛澤東把這本《資治通鑒》整整讀了十七遍，而我還只看了四遍。十七遍，一本書三百三十八頁，總共看了五千七百四十六頁。這是一個多么驚人的數字!僅僅一本書就看了五千七百四十六頁，令人敬佩呀!年老的唐玄宗，老眼昏花，不明事理，讓楊貴妃出家修行。后來又娶進楊太真(即楊貴妃，太真是老道士給她的道號)，但我覺得楊太真似乎也不怎么好。楊太真喜歡吃荔枝，唐玄宗命他們三天三夜摘荔枝，比現在火車慢不了多少，一路上卻死了很多人。唐玄宗為了楊太真的一笑，竟然犧牲了數十人到上百人的性命，可見唐玄宗的昏庸。漢哀帝偏寵侍從董賢，所以有著“斷袖之癖”的典故。有一次，漢哀帝與董賢同塌睡覺，董賢翻身，不小心壓住了漢哀帝的袖子，漢哀帝不忍驚醒董賢，就把自己的袖子割斷了。后來，漢哀帝命董賢為大司馬，結果弄死了許多人才，最后，太后把董賢趕出了宮，另擇王莽。可見漢哀帝的同性戀性格，使他拋棄了國家，拋棄了許多人才。多么可惜呀!同時也反應出了漢哀帝的昏庸，只要有人在精神或事情作為上有一點點反對董賢，漢哀帝就暗殺或把他斬之，可悲呀!司馬光的《資治通鑒》無人能比，他充分體現了中華民族的道德精神，司馬光的堅持不懈。但是由于有些人的諷刺，致使司馬光想馬上完書，導致唐朝與五代十國的時候寫得比較多。但司馬光的功勞永遠是偉大的!

　　那是一片廣漠的土地，沒有太陽，沒有月亮，沒有星辰。我漫無目的地行走在古老的中國，遍野都是狼煙，我眼前盡是模糊，推不開，也揮不斷。只聽得遠遠近近，人的悲號和兵刃撞擊纏繞在一起，偶爾還夾雜著野獸的嚎叫，迷蒙的煙霧中，顯現出幾個巨大的名字：堯、紂、漢高祖、唐太宗……煙霧漸漸散去，這些名字不見了，代之以遍地征人的鮮血，傾倒的旗幟，焚燒著的畫作、詩稿，以及倒塌的宮殿與茅草房……一束束竹簡從天而降，一片一片，跌落在數千年積聚的塵埃里，每一片都有同樣的紅光在閃爍，那是鮮血寫就的兩個字——歷史。是的，歷史。硝煙、鮮血和民眾的苦難，這是歷史在我腦中留下的最深刻的'烙印，如果說，在捧起那些厚厚的史書之前，我對于歷史的了解，還毫無例外地局限于歷史課本上的四大發明、三皇五帝，文學藝術這些引人自豪而堂皇的東西的話，那么解讀真正的歷史，無疑是對一個有良知的人一種殘酷的精神上的折磨。厚厚的史書那蠅頭小字里，幾乎每一頁都有戰爭、都有陰謀、都有殺戮，都有著民眾苦難的呼喊與掙扎。文學、藝術，一切真善美的東西，要么為亂世所毀滅，要么在暫時的平靜里茍延殘喘。后世的人看到了它們得以保留下來的那一部分，歡呼、雀躍，為文明譜寫贊歌，很少有人翻開沉重的故紙堆，去看一眼歷史的真實。因為，真實往往意味著殘酷，而我們總樂于接受快樂和幸福，然而，歷史從不因我們的好惡而改變一絲一毫。當我們豪邁地吟詠著“大江東去，浪淘盡，千古風流人物”的時候，處在外夷殺掠下的百姓正在那個時代奔逃，陳尸荒野;當杜甫含淚寫下《賣炭翁》的時候，他胸中對于苦難的同情遠遠高于我們今天對于詩的藝術本身的注意力，駱賓王一代才子，卻因為文人的不諳世事而卷入封建朝廷的權力之爭，最后落個身死名裂的下場。就連我們從小熟悉的那個讓梨的孔融，也因為得罪權貴，同全家人一起被無幸殺害……對于歷史，我們有什么可以值得炫炔的呢?秦始皇窮兵牘武，希望能夠統一中原，甚至發動幾十萬人去，修那座萬里長城。在這座今天讓我們倍感自豪和榮譽的建筑物里，埋藏的是千千萬萬秦朝百姓的血與尸骨，縈繞的是孟姜女們家破人亡的哭號，即便時間將這一切都沖淡了，遮掩了，幾千年后你站在長城上時，看到的僅僅是雄偉壯觀，胸懷的僅僅是自豪嗎?五千年的文明史啊!這五千年的文明，究竟是一種怎樣的“文明”呢?

　　歷史，字字行行都是殘酷。殘酷的統治，殘酷的文化，殘酷的道德。一個犯了大罪，不僅他的家人、他的鄰舍、他的朋友要與他同罪，就連妻子、祖母、母親的宗族以及許多八桿子打不著的親戚都要受到誅連。一案既發，成百上千的人無辜被殺，有的甚至還不知道發生了什么事情，已經禍從天降。而這種誅連九族的手法，在整個封建社會的漫長的歷史中源源不斷地重演。就是這些封建帝王死后，仍不放棄魚肉人民的機會，他往往將建造陵墓的上千的工匠們，和他生前的嬪妃婢仆，一齊或殺死或活埋在陵墓里，美其名曰“守陵”。《資治通鑒》里就曾描述過這樣一個場景：武士們用刀槍將帝王的陴妾們逼進陵墓，然后用石頭沙土填堵了出口。附近的居民一開始還能在靜夜聽到隱隱的哭喊，三五天之后就聲息全無。這樣悲劇幾乎充斥了每個朝代。我們熟悉的隋文帝、唐太宗、康熙皇帝還有成吉思汗都做過類似的決定。不同的是太宗的遺命因為一個武則天而改為出家感業寺，總算保全了一群女人的性命。而這樣的行徑，在那個時代很少遭到人們的質詢。不公正的事情經歷了年年月月，人們的感覺也仿佛麻木了起來，因此今天看來不可思議的事情，辟如纏足、辟如文字獄，辟如女性的極端低下的地位，以及君臣之道三從四德的封建道德，不但為老百姓所默認和遵循，連那些所謂有知識有見解的士大夫階層也深以為然。于是，無以計數的人們，不是死于戰亂流離，就是受害于那個黑暗的社會，難怪魯迅先生筆下的那個“狂人”，頻頻翻動歷史，卻從頭到尾只看見兩個字——“吃人”。

　　面對歷史我感到驚愕，我從不曾知曉那些燦爛輝煌的背后有著如此苦難深重的隱情。我們贊美著五帝三皇的非凡業績。卻看不到蓋世功勛背后的遍野枯骨;我們欣賞著古往今來的佳詩妙句，卻體會不到這些詩句中隱含的悲慘現實;我們炫耀著四大發明的成就，卻無視它們被應用于殺戮和掠奪的不光彩歷史，我們的眼睛只看到了表面的光輝與燦爛，卻忽視了作為任何一個社會之主體的老百姓的痛苦與悲哀。解讀歷史，才漸漸明白，“五帝三皇神圣事，騙了無涯過客”，任何在對歷史的無知基礎上的自豪與崇拜都只能受到那些長眠于地下的先人們的潮諷。只有以一顆虔誠的心去走進歷史。你才會發現，歷史留給我們最珍貴的東西，不是文學，不是藝術，也不是偉人，而是和平與秩序的寶貴性，只有在和平的年代，只有在有秩序的生活中，文學、藝術以及其它一切的一切才能夠展其所長，社會生活才繁榮穩定，才有了真正令我們自豪的歷史。所以，如果不曾解讀歷史，讓我們對所謂“華夏五千年文明”保持慎重的緘默;如果不曾解讀歷史，讓我們至少不對那些英雄偉人們作一知半解、津津樂道的評說;如果不能從歷史中看到過去的苦難，未來的希望，那就看看現在吧：打開電視機，聽一聽伊拉克的槍聲，看一看非洲難民的眼淚，望一望世界動蕩的股市，你就知道歷史離我們并不遙遠，無論你讀與不讀，它都永遠存在，而且，只要貪欲與戰爭存在于這個世界一天，真善美的東西便沒有生存和發展的余地，人類的悲劇也將源源不斷地重演。歷史永遠不僅僅是歷史。

　　這幾天，我利用暑假時間讀完了《資治通鑒》這本書，其中王朝的更迭以及氣勢的盛衰給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資治通鑒》這本書是宋朝司馬光主編的一部編年體史書，記錄了上起東周下至五代，一千三百多年的史事。司馬光編成這部四百多萬字的巨著，一共花費了十九年的時間。這本書通過記錄一些明君賢臣的事跡，簡單明了又不失生動地告訴大家，清廉，正直，剛強，寬厚，忠誠，信義，執著等，這些古人所具有的品質。這是品質，在今天仍然可貴，是我們人生路上所不可缺少的。下面我就來說說給我留下深刻印象的幾件事。

　　戰國是一個崇尚詭術的時代，百家輩出，然而成本最低，效率最高，殺傷力最大的還是反間計。反間計有很多的表現形式，然而其無一例外的針對了人性中最脆弱的部分(多疑)。何人不疑，何況國君，寡人寡人，說的就是無傾腹相交之人啊。因為敵人和小人的反間，最令人惋惜的還是魏，魏據中原之地，富庶傲視諸侯，如果能留住吳起和孫臏這兩位戰國時期最偉大的軍事家，又何愁霸業不成;損失最慘重的還是趙，武靈王胡服騎射，北略中山，治胡地，使趙成為戰國末期唯一能夠和秦抗衡的國家。然而長平一役，趙為范雎反間，以趙括代廉頗，以至四十萬大軍為秦坑殺。有太多的史實和反間計聯系在了一起，可以肯定的是，它將繼續挑戰人類最脆弱的部分。因為信息永遠不可能是完備的，人性永遠是多疑的。還有一點讓我記憶猶新的就是商鞅變法。以刑名之學變法，手段太殘酷，積怨太深。他在渭水旁邊處決囚犯，染紅了整片渭水。更重要的是，他沒有得到太子虔和貴族的支持。秦孝公一死，商鞅就被車裂滅門。“得人者興，失人者崩”，今日中國要推行各項改革，亦應徐圖緩進，毋操之過急。再來說說唐太宗，唐太宗是個明知且有遠見的皇帝。一個人要知足，干什么都要前思后慮，適可而止。光知吃飯，不知“鋤禾日當午，汗滴禾下土”的稼穡之艱難，就不會珍惜糧食，就會大吃大喝，就會忘記勞動者的血汗，久而久之，則飯不常也。你只知騎馬，加鞭快馬，不知道喂馬，不知道讓馬休息，不知疼馬，則不能久乘之。不錯，你一時比那些讓馬休息的人快了一些，可是你忘了，你的坐下騎已經氣喘吁吁，快渴死了，餓死了，累死了，它不會把你馱到目的地的。君猶舟，民猶水，水可載舟，也可覆舟。當權者不知愛護百姓，當頭頭的，不知關心下屬，則危在旦夕。這也就清晰明了地告訴我們一個道理：一個人要知足，干什么都要前思后慮，適可而止。

　　小至一個人，大至一個國家，《資治通鑒》里都給我們提供了一個學習比較的典型，望大家有時間都來讀一遍，從中了解我國的歷史，從歷史中學到做人乃至治國的道理。

《資治通鑒》讀后感2

　　《資治通鑒》是舊史書中一部著名的大書，簡稱《通鑒》。北宋中期，史學家兼政治家司馬光，在一些優秀的助手協助下，用了十九年功夫，才編寫完成。《通鑒》以編年體形式，敘述了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到后周世宗顯德六年(前403——公元959年)共計一千三百六十二年的史事，并按照朝代分為十六紀，如《周紀》、《秦紀》、《漢紀》、《魏紀》等。

　　司馬光從幼年時期就好史學，為官后，將戰國和秦代的史事編寫成八卷，進給宋英宗，很受英宗贊賞，命他繼續編撰。為此特設一個史局，由他自己選用助手，他選定了劉恕、范祖禹和劉攽作主要助手。當時北宋的局勢比較穩定，政府收藏的書籍很多，他們可以任意參考。作書的方法是先盡量搜集資料，將有關之事匯合在一起，稱為“叢目”。在詳細占有資料的基礎上，按照時間順序略作整理，寫成“長編”，再進一步刪成為“廣本”。這些工作，是司馬光和助手們共同作的。助手之間也有分工，大致劉攽任兩漢階段，劉恕任三國到隋，范祖禹任唐及五代。助手們協助作的長編和廣本，分量還相當大，最后由司馬光一手筆削成書，如《唐紀》代宗以前部分，長編稿達二百多卷，最后刪定為四十一卷。可見為編寫這一部書，司馬光和他的助手們都付出了很大的勞動。全書共三百五十四卷，包括三個部分，即正文二百九十四卷，目錄三十卷，考異三十卷。后來胡三省為《通鑒》作注，將考異散入注文中，目錄實際是個提綱，遠比正文簡略，所以一般讀《通鑒》者，只取正文部分，于是全書也就減縮為二百九十四卷。

　　北宋時期的政治局勢雖然比較穩定，由于階級社會中不可克服的內在矛盾，被統治的農民和小手工業者，對于統治階級的殘酷壓榨，時常起而反抗。早在太宗時期，就有蜀中主小波、李順領導的起義。到仁宗時期，小規模的起義活動更多。在統治集團內部，黨派之爭常常熾熱到表面化，當時稱為“朋黨”，這種分歧，有時是因政見不同而發生爭論，而多數是為了爭權奪位。在對外方面，更有和少數民族統治者之間的矛盾，如北方的契丹，西北的西夏，西方的羌人和南方的廣源等，在這些斗爭中，宋朝常常是得不償失。以上這些問題，即社會上動蕩不安，統治集團內部矛盾重重，和邊疆地區的安全問題，都迫使統治者要從各朝的歷史中總結經驗，尋求解決的辦法。所以司馬光編這部書時，不僅重視政治和軍事活動，凡與加強統治有關的制度、理論、用人、行政、禮樂、歷數、習俗風氣以及少數民族的歷史等等，不論是正面的或反面的經驗，都收入這部書中，也就是以加強文官統治為歸宿。本來司馬光為這部書擬定的名稱是“歷代君臣事跡”，表明他是著重在“君”和“臣”的有關活動。后來宋神宗對于這部書很感興趣，認為“鑒于往事，有資于治道”，并且寫了序文，于是改稱為“資治通鑒”。在書名中特別標出一個“治”字，其目的也就十分明顯了。

　　《資治通鑒》所取的形式稱為編年體，按照年、時、月、日的順序記載史事，即以時間為中心，敘述有關史實的發生和發展，可以追述往事，也可以附敘來事，文中有言有行，有分析有評論，而不是像流水帳目那樣機械地排年記事。這個體裁創始于《左氏春秋》(即《左傳》)，是我國最早建立的一種史書體裁。西漢以后，由于司馬遷編寫了《史記》，紀傳體成為古代史書的主要體裁，編年體反落到無足輕重的地位。自從司馬光編成了《資治通鑒》，編年體史書才重新為世人重視，其后多用這個體裁編著史書，并由此發展出來綱目體和紀事本末體。《資治通鑒》的成書，不僅復興了編年體，并導致了幾種新的史書體裁的產生，這在史書編纂學上是有重大意義的。

　　《資治通鑒》本身的編纂，具有很多特點或優點。首先是它取材廣博和編寫精審，所記敘的歷史是幅員超過萬里，人口超過千萬，時間長達一千多年，而全書不到三百卷，組織精密，條理清楚，詳略得宜，言簡事明，有深入淺出之妙，這是一般史書不能與之相比的。其次，司馬光的治學態度非常嚴謹，所用史料都經過仔細選擇，并將選用的過程和選定的理由，一一記載下來，編成“考異”，成為《通鑒》一書的一個組成部分，在后世流傳中，人們才把它分開了，這項治學方法，因此稱為“考異法”。這都是在組織形式方面比較突出的優點。

　　曾鞏是宋代一位著名的文史學家，與司馬光同時而年稍長，曾校定南北朝各史書，在校定《南齊書》后寫的進書表中說：“古之所謂良史者，其明必足以周萬事之理，其道必足以適天下之用，其智必足以通難知之意，其文必足以發難顯之情，然后其任可得而稱也。”這四項條件是當時人對于史書作者的共同要求。前面我們已經提到，《通鑒》的內容不僅著重在歷代的政治軍事活動，對于禮樂制度和政策理論等，不論正面的或反面的，都兼收并蓄，作了適當的編置安排，對照曾鞏所提的四項條件，司馬光編寫的這部大書是大致符合的。所以從內容方面說，這部書也得到了很高的評價。

　　發揮維護封建統治的“道”，即求所以“適天下之用”，是司馬光的主要目的所在，可是實際上以這方面的評價為最低，不僅從現代觀點看多是些糟粕，就是古人也指出了其中的偏失。原來司馬光在政治上是個保守分子，當時主政的宋神宗和王安石都主張變法自強，司馬光反對無效，于是退出政府，住在西京洛陽，以在野的身分編著史書，所以常常有不滿的.情緒流露在書中。如宋神宗時對西夏用兵，原有鞏固邊防的作用，不是宋統治者無故生事。司馬光在寫到唐朝和吐蕃爭奪維州的事件時，便批評了當時的主戰派李德裕等，以暗斥宋朝的主戰派。又如寫到智伯滅亡之事，乘機發表了一篇有名的“才德論”，認為有才無德者必致敗事，暗示宋代主張變法者都是有才無德的人。這些主張已失于偏激，胡三省在《通鑒音注序》中便說：“其忠憤感慨不能自已于言者，則智伯才德之論，樊英名實之說，唐太宗君臣之議樂，李德裕、牛僧孺爭奪維州之類是也。”這在《通鑒》中所占的篇幅雖不多，而為司馬光著意重視之處，故不能不特予指出。同時也應注意到，在糟粕的成分之外，有時也有可取的部分。如關于封建時代學者反復爭論的正統問題，他說：“正閏之際，非所敢知。但據其功業之實，而言其善惡得失。”(《魏紀》一黃初二年)這個態度就是實事求是的。

　　在史實敘述方面，司馬光自然是站在統治階級的立場上說話，起義軍照例被稱為“賊”，但說到農民發動起義時，常常詳細列舉其被迫發動的原因，這就接觸到實際的社會政治問題。如敘述唐末王仙芝、黃巢發動起義時，先歷述僖宗即位前后的天災人禍，而后用概括的寫法：“上(僖宗)年少，政在臣下，南牙北司，互相矛盾。自懿宗以來，奢侈日甚，用兵不息，賦斂愈急。關東連年水旱，州縣不以實聞，上下相蒙，百姓流殍，無所控訴，相聚為盜，所在蜂起。州縣兵少，加以承平日久，人不習戰，每與盜遇，官軍多敗。”下面才說：“是歲，濮州人王仙芝始聚眾數千，起于長垣。”(《唐紀》六八乾符元年)唐末農民起義似為一時突然暴發，伏因則可以追溯到多年以前，《通鑒》既歷舉其事，在敘述到起義發動時，又作概括的說明，使讀者可以得到完整的概念。又如蜀中韓秀昇參加了起義，后為高仁厚所擒，仁厚親自審訊，問：“何故反?”秀昇曰：“自大中皇帝(唐宣宗)晏駕，天下無復公道，紐解綱絕，今日反者，豈惟秀昇?成是敗非，機上之肉，惟所烹醢耳!”仁厚愀然(《唐紀》七一中和三年)。雖然用了一些美化統治者的話，而當時階級斗爭的高漲，已經躍然紙上。

　　迷信思想，在統治者可謂根深蒂固，司馬光常常依據事實揭破其底細。如記武則天之事：“太后好祥瑞。有獻白石赤文者，執政詰其異，對曰：‘以其赤心’。(李)昭德怒曰：‘此石赤心，它石盡反耶!’左右皆笑。”又：“太后習貓，使與鸚鵡共處，出示百官。傳觀未遍，貓饑，搏鸚鵡食之。太后甚慚。”(并見《唐紀》二一長壽元年)事雖細微，意義則甚為重大。又如鎮壓黃巢起義的高駢，據有揚州，為霸一方，而聽信玩弄神仙之術的呂用之，終至于城破身死。《通鑒》詳記其事，不掩飾，亦不夸大，讀者自然留下深刻的印象(《唐紀》七○至七三)。此類記載不僅表明司馬光的見解正確，同時也表明其文學手法高妙。關于幾次大戰役的描寫，如昆陽之戰，赤壁之戰，淝水之戰，淮西之戰等，都極簡練而生動，稱為古代敘述戰爭的典型之作。

　　《通鑒》在取材和記述方面，雖都達到了當時的最高要求，而由于時代的局限，謬誤亦所難免。如《史記》錯記了戰國時期各國的年代，因而將齊宣王伐燕記為湣王之事，與《孟子》、《國策》諸書的記載均不合，現在根據《竹書紀年》已經糾正了這個錯誤。《竹書紀年》是魏國的史書，因與儒家經典記載多不一致，在宋代不受人重視，以致后來逐漸失傳，現在看到的是輯錄本。司馬光雖然看到過原本的《竹書紀年》，而不知利用，于是硬將齊宣王的年代比《史記》拉后十年，避免了與《孟子》等書的矛盾，其實毫無根據，不能作為史實看待。又如著作《后漢書》的范嘩，在朝臣爭權中被殺，而誣加以叛逆的罪名，編造了很詳細的情節，《宋書》全收于《范嘩傳》中，司馬光未作分辨，也照樣采用了(《宋紀》六)，到清朝，王鳴盛才辨明了當時的史實(參看《十七史商榷》卷六一)。又如東晉時期世家大族當權，陶侃為一代名臣而出身于寒門，世家出身的當權者對他多加誣蔑，《晉書》不辨真偽都收錄下來。《通鑒》已多予刪汰，但亦有刪汰不盡者，如云侃“以不豫顧命為恨”(《晉紀》一六)。陶侃為地方長官，與晉明帝也無特殊關系，自然無必要參豫顧命，清王懋竑為陶侃作了正確的辨白(參看《白田草堂存稿》卷四)。這都是北宋時人認識不到的。千慮而有一失，雖智者不能免，我們自然不能因小瑕而掩其大瑜。

　　《資治通鑒》是一部分量比較大的書，同時也是值得通讀的一部書。如何通讀這樣一部大書?是我們需要適當解決的一個問題。讓我們先看一看古人關于讀這一部書有什么問題或意見。司馬光自己說過：“修《通鑒》成，惟王勝之借一讀，他人讀未盡一紙，已伸欠思睡。”(胡三省《通鑒音注序》)司馬光的話含有牢騷的成分，但對于一部大書望而生畏，是古人已經首開此例。胡三省為這部書作了詳細的音注，他在注中順便說了一句：“讀《通鑒》者，如飲河之鼠，各充其量而已。”(《唐紀》二八開元十二年)這句話的實際含義是要讀者對于《通鑒》的內容全盤接受，這個態度當然也是錯誤的。所以讀此書時，首先要有正確的態度，既不因為部頭大望而生畏，也不因其評價較高而盲目接受，要在戰略上藐視敵人，在戰術上重視敵人;按照實際可行的計劃，一步一步地讀下去，直到將全書讀完。這是讀這部書時應有的基本態度，下面分別說一下幾點應注意之處。

　　針對《通鑒》部頭大的特點，便不能抱著一口氣讀完的想法，要將全書分為若干部分，(如按照原書的《周紀》、《秦紀》、《漢紀》、《魏紀》等來劃分)在每部分之內再劃分范圍較小的部分(如按照帝王的年號或重大的歷史事件來劃分)，最后再劃定一個時期之內能讀完的部分，這應結合原書的內容和自己的時間而定，不必強求一律，大致可以卷次或年代為劃分的標準。每讀完一個小單元部分，便如攻下敵人一個陣地，不僅是取得一次戰役的勝利，并為打好下一個戰役創造了有利的條件。

　　在讀完一部分之后，可以隨時寫出筆記，或摘錄書中的要點，或寫出自己的心得體會，或記出有關的問題。筆記不求其詳，也不求其全，只是為了有助于記憶理解。讀書作筆記本是一個很有成效的方法，讀《通鑒》這樣的大書，更不可不利用它。

　　每讀完一個較大的單元后，最好再重讀一遍。一般的部分可以略讀，而細讀其中重要的部分，這樣可以得到更完整的概念和較深的印象。

　　遇有難解的問題，可以先看注解。看了注解仍不明白，可以記下這個問題，留待求師問友，暫時跳過去，先看下文，常常在讀完全文后，前面的問題自然迎刃而解。

　　如果古文基礎較差，讀時速度應稍放慢，但要堅持讀下去，不但增加了我國古代歷史的知識，并可以提高閱讀古文的能力，收到一舉雙得之效。如果古文基礎較好，那就可以著重在取得歷史知識方面。

　　對于初學者來說，讀舊史書首先要求讀通，只有讀通了，才能進一步作分析批判，從而得到真正的歷史知識。《通鑒》是封建時代學者寫給封建統治者看的，所以這一點更應受到重視。

　　讀本問題，最好是看整部的，現在有了標點本，這方面的困難已經排除。如果只看選錄本，一般地說，可供文學欣賞之用，從取得歷史知識方面說，差距就太大了。

　　細水長流，持之以恒。有恒是完成工作的必要條件，讀一部大書時也是這樣。這個道理幾乎是人所共知，但許多人不能堅持下來，所以最后特別提醒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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