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一八事變的概述

　　親眼目睹當年祖國的盛極而衰，感觸良深，不吐不快，終于揮灑出這部分難以忘記的歷史。下面是小編整理的九一八事變的概述，一起來看看吧！

　　概括：

　　1931年9月18日晚，盤踞在中國東北的日本關東軍按照精心策劃的陰謀，由鐵道“守備隊”炸毀沈陽柳條湖附近的南滿鐵路路軌，并嫁禍于中國軍隊。這就是所謂的“柳條湖事件”。日軍以此為借口，突然向駐守在沈陽北大營的中國軍隊發動進攻。由于東北軍執行“不抵抗政策”，當晚日軍便攻占北大營，次日占領整個沈陽城。日軍繼續向遼寧、吉林和黑龍江的廣大地區進攻，短短4個多月內，128萬平方公里、相當于日本國土3.5倍的中國東北全部淪陷，3000多萬父老成了亡國奴。這就是震驚中外的“九一八”事變。

　　日本對中國東北垂涎已久。“九一八”事變前，它已通過日俄戰爭奪取了旅順、大連和滿洲鐵路沿線并派兵駐扎，這正是它能夠陰謀進行事變的前提。

　　在1927年夏，日本內閣就在東京召開“東方會議”，制訂了《對華政策綱領》，露骨地聲稱中國東北“在(日本)國防和國民的生存上有著重大的利害關系”。同年7月，內閣首相田中義一向天皇奏呈《帝國對滿蒙之積極根本政策》(即臭名昭著的“田中奏折”)，公然宣稱：“欲征服中國，必先征服滿蒙;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中國。”從而確立了以“滿蒙”為侵略基地的狂妄戰略。

　　從1929年起，日軍陸軍參謀本部和關東軍在中國東北三省先后秘密組織了四次“參謀旅行”，偵察情況，制定了侵略中國東北的作戰方案。1931年6月，日本陸軍參謀本部和陸軍省制定“滿蒙問題解決方案大綱”，確定了以武力侵占中國東北的具體步驟;7月，陸軍參謀本部把攻城重炮秘密調運至沈陽，對準東北軍駐地北大營;8月，日本陸軍大臣南次郎在日本全國師團長會議上叫嚷：滿蒙問題只有用武力解決。隨后進一步做了發動此次戰爭的各種準備。

　　“九一八”事變揭開了日本對中國、進而對亞洲及太平洋地區進行全面武裝侵略的序幕。

　　“九一八”事變激起了全國人民的抗日怒潮。各地人民紛紛要求抗日，反對國民黨政府的不抵抗主義。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和影響下，東北人民奮起抵抗，開展抗日游擊戰爭，先后出現了東北義勇軍和各種抗日武裝。1936年2月，東北各抗日部隊統一改編為東北抗日聯軍。1937年“七七”事變后，抗日聯軍團結廣大群眾， 進一步開展了廣泛持久的抗日武裝斗爭，有力地配合了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全國抗戰。

　　“九一八”事變的發生不是偶然的，它是日本帝國主義為了吞并中國、稱霸亞洲及太平洋地區而采取的一個蓄謀已久的重要侵略步驟。早在1927年夏，日本內閣在東京召開“東方會議”，制訂了《對華政策綱領》，露骨地聲稱中國東北“在(日本)國防和國民的生存上有著重大的利害關系”。同年7月，內閣首相田中義一向天皇奏呈《帝國對滿蒙之積極根本政策》(即臭名昭著的“田中奏折”)，公然宣稱：“欲征服中國，必先征服滿蒙;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中國”。從而確立了以“滿蒙”為侵略基地的狂妄戰略。1931年，日本軍部秘密制訂了有關侵略我國東北的方針、步驟和措施。在完成了發動侵略戰爭的周密準備之后，日本帝國主義悍然發動“九一八”事變，揭開了對中國、進而對亞洲及太平洋地區進行全面武裝侵略的序幕。

　　皇姑屯事件

　　日軍曾與張作霖有合作關系，但因其多次抵制日本人拉攏，拒簽賣國條約，漸漸地，日軍將其視為障礙。1928年6月，張作霖乘坐火車路過皇姑屯時，被日軍埋設的炸藥襲擊，傷重不治身亡。史稱“皇姑屯事件”。日本人想以此造成東北群龍無首的局面，進而為占領東北鋪平道路。

　　1928年12月29日，張學良等人沖破日本阻撓，通電全國：“仰承先大元帥遺志，力謀統一，貫徹和平。已于即日起，宣布遵守三民主義，服從國民政府，改易旗幟。”。是日起，東北一律懸掛青天白日旗，至此，北洋軍閥統治宣告結束，國民政府“統一”全國。

　　應該說，虎父無犬子，至少在這時是這樣的。張學良進一步采取“不合作”的態度，并于南滿洲鐵路附近鋪設鐵路。感到危機的日本關東軍不斷提出抗議，但張學良并不妥協。正因如此，石原莞爾、板垣征四郎等人決定發動戰爭來獲得主導權。

　　中東路事件

　　1929年7月10日，張學良派軍占領中東路，查封蘇聯的各大對華機構，搜查蘇聯職員，逮捕了約200人，史稱“中東路事件”。

　　7月13日，蘇聯向中國政府表示強烈抗議，并限期答復舉行和談的建議。7月16日，南京國民政府外交部復照蘇聯外交部；蘇方認為不能滿意，并于7月17日向南京國民政府宣布斷絕外交關系。蘇聯駐華使館于同年7月23日關閉。至此，中蘇完全斷絕邦交，其在中國權益由德國負責。

　　國共紛爭

　　1927年國共關系破裂后，國民黨雖已統一，但內部紛爭不斷，統治力度薄弱。1927年秋至1930年夏，中共先后組織了南昌起義、秋收起義、廣州起義、年關暴動、平江起義、百色起義等上百次起義和暴動，建立了十多塊革命根據地，發展了武裝軍隊7萬多人。中原大戰結束后，蔣介石于1930年10月、1931年4月，先后兩次對中共領導的中央蘇區進行兩次大規模圍剿，但均告失敗。

　　1931年7月，蔣介石再次集中30萬軍隊，發動對中央蘇區的第三次圍剿。初期，國軍進展順利。但8月上旬，紅軍抓住戰機，接連在蓮塘、良村和黃陂重創上官云相第47師和郝夢齡第54師，一度取得主動地位，但又于1931年8月16日陷入國軍重圍。隨后因國民黨內部寧粵沖突，國軍圍剿部隊被迫做戰略收縮，紅軍抓住時機，于1931年9月7日至15日間，重創蔣鼎文第9師、韓德勤第52師。第三次圍剿，國軍基本上能控制戰場局面，雖有損失，但也不足以影響全局。而紅軍在國民黨軍隊的圍剿下，卻顯得極為被動。

　　同年9月1日，廣州國民政府進行總動員，出師討蔣，并于天津設立“北方軍事政務委員會”。蔣介石迅速調兵前往南昌督戰，至此，國民黨的主要軍事力量都被吸引在了南方。

　　1931年，中國人郝永德未經政府批準，騙取了萬寶山村附近12戶農民的土地，并違法轉租給188名朝鮮人耕種。這些朝鮮人開掘水渠，截流筑壩，侵害了當地農民的利益，馬家哨口200余農民上告。吉林省政府隨即批示：“令朝僑出境”。然日本駐長春領事田代重德，派遣警察制止朝鮮人撤走，并限令于1931年7月5日前完成筑渠。

　　7月1日，中國農民憤而填渠毀壩，日本警察以護僑為名開槍打死打傷中國農民數十人。事后，日本歪曲事實真相，在朝鮮各地煽動反華風潮，致使旅朝華僑死傷數百人，財產損失無數。同時，日本借機向滿洲增兵，為武裝侵略東北大造輿論。而此事，史稱“萬寶山事件”。

　　此事件發生后，蔣介石當即指派宋子文與時任日本駐華公使的重光葵秘密商議，試圖以外交途徑解決東北的危機。而東北地方當局根據蔣介石對日的態度，錯誤的采取了“不抵抗”政策，但蔣介石本人對此并不知情。因此，此事件應由張學良負最大責任。

　　日本關東軍不到2萬人，而中國東北軍有16.5萬人。就算他們并非全在關內，但關內軍隊仍有近10萬人。東北軍多次接到張學良“不抵抗”的命令，因而在日軍進攻面前，除小部分自發抵抗外，其余均不戰而退。1931年9月19日，日軍在幾乎沒有受到抵抗的情況下占領沈陽，東北軍隨后撤向錦州，同年12月15日，日軍開始進攻錦州。

　　日軍進攻錦州時，國民政府多次電令張學良抵抗，并于25日令其“積極籌劃自衛，以固疆圉”，但張學良拒不遵守。終于1932年1月3日，在其一再的“不抵抗”命令下，日軍占領錦州，張學良部已于同時撤向河北。

　　對于尚未做好全面侵華準備的日軍，關東軍足以將其侵略野心消滅在萌芽之中。但由于張學良一再堅持的“不抵抗”政策，日軍僅花了半年不到，便已占領東北全境。但因事變之時，蔣介石正在船上，19日才由報紙得知此事。當日晚，蔣介石致電張學良：“限即刻到。北平張副司令勛鑒，良密，中刻抵南昌，接滬電知日兵攻沈陽，據東京消息，日以我軍拆毀鐵路之計劃，其借口如此，請向外宣傳時，對此應辟之，近情盼時刻電告。中正叩皓戌。”，可見其當時并不知事件詳情，因而要張學良“近情盼時刻電告”。但在事件發起前，蔣介石并未下過“不抵抗”命令。作為丟失東北的主要責任人，張學良這個鍋背得并不冤。

　　七七事變

　　自1931年九一八事變開始，直到1937年，侵華日軍已經控制東北地區，并從經濟上將華北地區握在手中。但日軍仍未滿足，于1937年7月7日，以士兵失蹤為借口，要求進入宛平縣城搜查。中國守軍拒絕后，日軍遂向中國軍隊開火，并炮擊宛平縣城。29軍奮起抗戰，此事件也在國內外引起軒然大波，史稱“七七事變”或“盧溝橋事變”。

　　日軍的打算

　　雖然和九一八事變一樣同屬為侵略事件，但不同的是，九一八事件是日本精心謀劃多年的侵略事件，而七七事變純屬意外之舉，甚至只是一次偶然的“擦槍走火”。

　　九一八事變之后，日軍全面占領了東北——中國土地最為肥沃，同時也是礦產資源最為豐富的地區。后簽署的《塘沽協定》、《秦土協定》與《何梅協定》，使得日本從經濟上控制了整個華北，其影響已到了列強因為以關稅作保的庚子賠款無法按時收齊而向日本抗議的地步。在這種情況下，日本是沒有必要，并且也沒有意愿去占領幾乎全是乞丐的華北的。但就像一戰爆發一樣，大規模的戰爭總是會有一個令人意想不到的開端。

　　1937年7月7日夜，日軍中國駐屯軍步兵旅團第1聯隊第3大隊第8中隊在宛平城外舉行軍事演習。演習途中，一名日軍士兵（后經考證，名叫志村菊次郎）因拉肚子，離隊前往附近的玉米地上廁所，但返回時隊伍已然繼續前進。因在夜間，又是剛剛調過來的新兵，所以與部隊失散。日軍點名時，發現一名士兵失蹤，時任中隊長的清水節郎認為，失蹤士兵可能被附近宛平城內的中國駐軍綁架，于是一面向上級報告，一面帶兵包圍了宛平城，要求進城搜查，但被中國守軍拒絕。深夜，第3大隊大隊長一木清直率領一個中隊前來增援，同時日本駐北平特務機關長松井太久郎打電話給北平市長秦德純，聲稱若中方不允許，日軍將以武力強行進城搜查。秦德純為了避免得罪日本人，答應天亮后由雙方共同派員進城調查。

　　其實當時志村已經歸隊，但日軍將此消息隱瞞了下來，仍然向中方發出威脅。現場指揮的一木清直事后在回答記者提問時說：“當時接到報告士兵已經回來了，沒有異狀。但是，我的想法是聯隊長讓我就此事進行交涉，如果就這樣算了，中國方面會怎樣宣傳就不知道了。此前的‘豐臺事件’就是例子，也許會讓他們產生——只要敢真槍實彈地對付日本軍隊，就可以讓演習的日本軍隊逃跑這樣的概念吧。如果真是這樣的話，對日本來說是一件很遺憾，丟臉的事情。所以，我方決定占領一文字山然后再進行交涉……”

　　日軍的小算盤很容易就能看出來，無非是想借此事羞辱中國，讓其對日軍產生畏懼之心。凌晨4點，就在日軍以為一切順利進行的時候，遠方的村莊突然響起了鞭炮聲。29軍正與日軍對峙，精神高度緊張，便把突然響起的鞭炮聲誤以為是日軍機槍開火的聲音，隨即便向日軍開火。雙方立即交戰，全面抗戰由此開始。

　　中國的反抗

　　凌晨5時，受到攻擊的日軍悍然向宛平城內進行炮擊，炸死炸傷多名百姓與士兵。因此，29軍司令部立即命令前線官兵：“確保盧溝橋和宛平城”，“盧溝橋即爾等之墳墓，應與橋共存亡，不得后退。”

　　第二日，黨中央委員會就通電全國：“全中國的同胞們，平津危急！華北危急！中華民族危急！只有全民族實行抗戰，才是我們的出路！”并且提出了“不讓日本帝國主義占領中國寸土！”“為保衛國土流最后一滴血！”的響亮口號。同時，蔣介石致電宋哲元、秦德純等人，稱："宛平城應固守勿退”，“盧溝橋、長辛店萬不可失守”。而其在7日當天的日記中也寫到：“彼將乘我準備未完時，逼我屈服乎？迫使華北獨立乎？”。按他的猜測來說，此次事件會有兩個結果，中國提前進入戰爭狀態或是華北事實上獨立，這些都是他無法接受的。

　　因進攻遭到了中國軍隊的頑強抵抗，日軍便玩弄起“現地談判”的陰謀，一方面想借談判迫使中國就范，另一方面則是爭取調兵時間。9日、11日、19日，日軍與冀察當局達成三次協議，但都被不時襲來的炮擊證明是一紙空文。“現地談判”使得日軍贏得了增兵華北的時間，卻蒙蔽了冀察當局的視線，使29軍放慢了準備應戰的步伐，給平津抗戰帶來極大危害。25日，日軍已增兵至6萬人。

　　26日，日軍向第29軍發出最后通牒，要求其在28日前全部撤出平津地區，但被宋哲元嚴詞拒絕。28日，日軍受參謀部命令，向北平發起總攻。29軍將士奮起抵抗，但仍抵不過日軍的猛烈攻勢，副軍長佟麟閣、第132師師長趙登禹壯烈殉國，就連正在軍訓團的學生也有不少獻出了生命。28日晚，宋哲元撤離北平，隨后于次日，北平宣告淪陷。

　　不過，并不是所有人都會在攻勢下低頭的。29日凌晨，冀東保安隊第1總隊隊長張慶余和第2總隊隊長張硯田，在通縣發動起義，奮起抗日，擊斃了包括通縣特務機關長細木繁中佐在內的數百人，并活捉了漢奸殷汝耕。當日，29軍38師副師長李文田率領軍隊對進入天津的日軍發動攻擊，但因日軍空軍襲擊，部隊傷亡過大，遂于當日撤退。次日，天津淪陷。

　　這個收尾并不好收，因為七七事變并非結束，它是全面抗戰的開始。它代表著中國人長達八年的血與淚，也代表著炮火襲擊后的土地上那些年輕的英魂。1937年7月7日，這個日子，無疑會被所有中國人銘記，并代代相傳，讓后世人也能記得這個充滿了屈辱、不甘，但又代表著新開始的日子。中國在不斷變強，戰火再也不會降臨到我們的頭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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