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DI 技術溢出影響因素的區域差異分析論文
近年來，FDI 技術溢出效應是國內學者研究的熱點問題。因為中國是外資引進大國，外資對中國經濟發展主要有兩項功能: 一是彌補建設資金的不足，表現為“經濟功能”; 二是通過轉移技術，帶動中國本土企業技術進步，表現為“技術功能”。在促進中國技術進步方面，除了直接轉移技術外，更為重要的是外資對國內企業發生技術溢出效應。從對這方面的研究看，部分學者將討論的重點放在FDI 技術溢出渠道[1]、對經濟增長的影響以及產業間技術溢出的差異性等。但是，在討論FDI 技術溢出效應的影響因素時，許多學者是選擇整個行業或區域為研究對象，再將其影響因素加以分解，以論證每個因素對FDI技術溢出效應產生的影響。對于中國來說，區域差異性比較明顯[5]，不同地區之間，同一因素對FDI 技術溢出效應的影響程度不同。因此，影響FDI 技術溢出的因素在不同地區之間應加以綜合研究，這樣才能全面反映每個地區影響FDI 技術溢出的重點因素有哪些? 以及不同地區對這些因素的敏感程度。并以此為依據，在引資決策方面為政府提出相應建議。
當前，國內外研究FDI 技術溢出效應的文獻十分豐富。從學者們的研究范疇來看，討論FDI 技術溢出效應影響因素的觀點居多。總體來看，影響FDI 技術溢出效應的因素主要有三大類: 即內外資企業間的技術差距、本土企業技術吸收能力以及行業特征。技術差距方面，部分學者認為內外資企業之間技術差距越大，越有利于FDI 發生技術溢出效應，將該觀點稱為“促進論”，主要代表有Findlay( 1978)、Wang& Blomstrǒm ( 1992)、Driffield ( 2001)、嚴兵( 2006)等。另一部分學者卻認為，內外資企業之間較大的技術差距將阻礙FDI 技術溢出，將其稱為“抑制論”，主要代表有Kokko ( 1994，1996) 、Girma&Wakelin ( 2001 )、陳濤濤( 2003 )、黃靜( 2006)等。介于“促進論”與“抑制論”之間還有一種觀點認為，技術差距越大和越小均不利于FDI 發生技術溢出效應，只有當這種差距保持在一定范圍內才有利于技術溢出，如Perez( 1997)、Flores Jr( 2000)等，將其稱為“模糊論”。
對于技術吸收能力來講，部分學者將東道國的技術吸收能力解釋為企業應用一項新技術的能力( Arrow，1962 )，并認為那些吸收能力較低且對新技術吸收不夠重視，在新技術方面投入較少的國家其產出也相對較小。Fagerberg( 1988)采用固定資產的形成規模與GDP 的比例系數來反映，他認為，如果企業的技術吸收能力較強，這家企業就有能力將更多的固定資產投向該項目，從而獲取更多FDI 溢出的技術。從國內來看，杜健、顧華( 2007)研究認為，東道國企業的技術吸收能力主要同國內的技術投入與創新活動有密切的聯系，東道國要想不斷提高技術吸收能力，重點是要搞好技術投入與創新活動。
在行業特征方面，Akbar&Bride ( 2004)通過對匈牙利的銀行業研究后發現，對于轉軌經濟國家來說，以市場為導向的FDI 有利于該國的長期發展，而以資源為導向的FDI 不利于東道國企業技術進步和國民福利的增長。Holger Gorg& Alexander Hijzen ( 2004)認為，出口導向型企業更容易產生正面的溢出效應，而本地市場導向型企業則不但不會產生正的溢出效應，反而還會將本地企業擠出市場，或使其勞動生產率降低。Young( 1998)和Howitt( 1999)的研究發現，技術外溢效應受該行業中最為先進的企業所擁有的知識存量的影響。國內研究FDI 技術溢出效應行業特征的主要代表有陳濤濤( 2005)、蔣殿春和張宇( 2006)等，他們將資本密集度“行業集中度”、“行業開放程度”、“對外資企業進入形式的限制”以及“合資企業中外方所持比例”等視為影響FDI 技術溢出的行業特征因素。上述學者們的研究成果對我們全面理解影響FDI 技術溢出效應的因素具有重要作用，但他們主要從單個因素出發來討論在某一國家或地區對FDI 技術溢出效應的.影響。其實，影響FDI 技術溢出效應的因素很多，而且個別檢驗和綜合衡量將會出現不同的結果，因為這些因素并不是獨立存在，而是相互影響的。對于中國來講，影響FDI 技術溢出的因素，其區域差異較為明顯，分析不同地區之間眾多因素對FDI技術溢出的影響差異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因此，文章另辟蹊徑，將全國30 個地區分為東、中、西三個區域( 因西藏外資量十分有限，文章中未納入研究范圍) ，并采用因子分析法研究這些因素對FDI 技術溢出效應產生的不同影響。
文章的主要貢獻在于: 對中國不同區域影響FDI 技術溢出效應的因素加以綜合性定量研究，全面系統地考察了東、中、西三個區域的主要因素，以此為依據，提出了地方政府引進外資決策的關注重點，這在國內算是比較前沿的研究。文章得到的結論是: 不同地區影響FDI 技術溢出效應的因素表現出差異性。
所以，從國家層面看，應當給予地方政府適當的外資引進政策制定權，地方政府立足實情，制定實施合理的外資政策，以推動地方企業吸收外資先進技術，加快企業技術進步。但是，無論是東中西部地區，單純實施優惠的外資政策無法達到增強本土企業充分吸收外資的技術溢出效應。因此，需要從其他視角設計各區域的外資引進路徑。
東部地區應當實行內含先進技術的外資政策。因東部地區市場競爭相對激烈，自由度較高，這些地區引進的外資企業，其母公司樂于向子公司轉讓技術，本土企業獲取外資技術溢出的概率較大，加之東部地區企業在技術研發方面投入力度大，企業技術實力相對較強，從而增強了吸收外資技術的基礎，實效也較明顯。因此，東部地區的外資政策，應當提高準入門檻，其關注的重點是吸引包含先進技術轉讓的外資進入，對于只有一般技術的外資，可以適當加以限制。
對于中部地區而言，因市場結構對外資技術溢出的促進作用偏弱，要獲取FDI 的技術溢出效應，需消除地區間的市場壁壘，讓市場競爭更加充分。從企業層面看，需加大研發投入，夯實技術基礎，更好地吸收外資技術溢出效應。
對于西部地區來講，可以適當降低引進外資門檻，允許多個技術層級的外資進入，增加本土企業與外資的接觸機會，以便獲取外資的技術溢出效應，從整體上提升企業技術實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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