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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內外《簡·愛》研究綜述對比
《簡·愛》是英國女作家夏洛蒂·勃朗特創作的長篇小說，是一部具有自傳色彩的作品。下面是小編為大家收集的國內外《簡·愛》研究綜述對比，僅供參考，大家一起來看看吧。
摘 要：
《簡愛》是一部在中外文學史上引起強烈反響的文學名著。本文綜合了國內外文學批評家對《簡愛》從女權主義、馬克思主義、后殖民主義以及敘事方式等主要視角的不同解讀，以期能夠從深層次發掘小說主題，彰顯小說的獨特藝術魅力。
關鍵詞：
女權主義 馬克思主義 后殖民主義 敘事方式
一、引言
夏洛蒂勃朗特(1816―1855)的自傳體小說《簡愛》(1847)是維多利亞時期最流行，最重要的小說之一。自從《簡愛》出版后，就一直很受大眾歡迎，并在世界范圍內引起了很大反響。而且，《簡愛》一直受到中外文學評論家的熱烈品評，成為中西方文學評論中的一個熱點。
《簡愛》于1847年10月第一次在倫敦正式出版，在第一版中夏洛蒂.勃朗特使用的是筆名卡瑞.貝爾(Currer Bell)。出版后，這部小說立即在英國引起轟動，在三個月里便銷售一空。同時，對小說主題以及作者性別的爭論也進行得如火如荼。很多人認為《簡愛》是多年來英國最具影響力的浪漫主義小說。但同時也有人認為這部小說的語言粗俗且過于直接。小說還具有反宗教和反道德倫理的因素，也有人據此猜測小說是由一名男性作家所著。直到1849年底，在夏洛蒂勃朗特的兩個妹妹艾米麗勃朗特和安勃朗特相繼去世后，夏洛蒂勃朗特才公布了自己的真實身份，勃朗特家族的歷史也隨即公布于眾，人們對作者身份的猜疑也隨即平息。《簡愛》重新被大眾所接受，許多評論家也開始從不同的角度對作品進行了闡釋。
在中國，自從1917年《婦女雜志》上“泰西女小說家論略”一文首次把勃朗特姐妹的小說介紹給中國讀者后，《簡愛》便被大眾所接受，隨后小說還被改編成電影、歌劇等許多版本，在中國成為經久不衰的名著。與此同時，許多中國評論家也展開了對小說主題以及人物的多視角品評。
綜觀中外《簡愛》的研究史，有關《簡愛》的評論思潮風起云涌，女權主義、馬克思主義、后殖民主義以及宗教主義、敘事學等文藝批評理論從各自的理論視角對《簡愛》做了一定深度的研究，并成為中外研究史上的主要思潮。
二、主要思潮
1.女權主義及精神分析法
歐美的女權運動出現于20世紀60年代，在20世紀70年代空前盛行。女權作家們不僅呼吁男女在權利上的平等并波及統治當時社會生活的父權制度。由于簡愛是英國文學史上第一位具有強烈反抗精神的文學女性人物形象，小說剛一問世便成為了女權主義作家號召女性追求平等自由的一面旗幟，也成為討伐男權社會的檄文。
美國著名女權批評家Sandra Gilbert與Suan Gubar在《閣樓上的瘋女人》一書中，從女性主義角度和心理層面闡釋伯莎與簡愛之間的互映關系，認為伯莎的非理性行為是簡愛在男性中心主義社會中受到壓抑心理的發泄。同時，女性作家Elaine Showalter也從精神分析法的角度附和了這一觀點，認為梅莎是簡愛的另一個自我，是簡.愛雙重人格的表現。她表現了簡愛心靈中的隱蔽、憤怒、瘋狂的另一面，她們都是受男性壓迫的姐妹。然而，在國外評論界也有人認為《簡愛》不能算是一部女權主義小說。1966年，Robert Martin在他的“The Accents of Persuasion： Charlotte Bronte’s Novels”中認為，《簡愛》不是一部女權主義小說，而是一部宗教小說，涉及到宗教對于男人的意義。而且，他認為，小說中認為女人不應該僅僅局限于做飯織補的觀點不能認為是要求分工上的平等，而只能是對女人性情本質的認識。1990年，Jean Wyatt在她的“The Role of the Unconscious in Women’s Reading and Writing”從精神分析法的角度對小說激勵女性追求進步的作用也提出了質疑。她認為，雖然小說滿足了女性追求自強的心理愿望，但簡愛和羅徹斯特的浪漫結局實際上是戀父情結的結果，是一種不健康的心理。
與國外的評論相似，國內的文學評論家也對小說的品評存有分歧。起初，簡愛這一形象被人們視為不甘屈辱、追求平等、為維護婦女的人格尊嚴勇于抗爭的精神典范。韋德三(1981)、吳靜(1995)、夏郁芹(2000)、佟靜(2003)、王慧英(2010)等都對簡愛的人物形象進行了剖析，認為作品反映了女性自我意識的覺醒，開始主宰自己的命運，不再是男性的附屬品，對當代女性有重要的啟示和影響。王文惠(2008)還從生態女權主義角度對《簡愛》進行了重新解讀，認為作品揭示了維多利亞時代女性和自然資源遭受男性壓迫和掠奪的悲劇，表達了作者解放女性和自然、發展女性自我意識、構建一個兩性完全平等和諧生存的和樂世界的理想。但接著，就有評論認為《簡愛》中有敗筆，不是聲討男權社會的有力武器。盧玉玲(1996)、趙海虹(2004)、趙甜甜(2009)通過對小說中各種細節、語言、心理描寫的深入分析，指出小說在人物性格塑造上不可忽視的疏漏，認為
簡愛堅強性格的背后存在自卑心理和對男權社會的順從和妥協，這是“女性先鋒”簡愛的失敗。
2.馬克思主義
上世紀50年代后， 階級斗爭思想所體現的社會主流意識形態給當時文學批評烙下深深的時代印記――階級斗爭無處不在。在這樣的時代背景下， 國內外文學評論肯定了《簡愛》文本中的批判現實主義元素。夏洛蒂勃朗特作為英國批判現實主義時代的偉大女性作家，肯定其文本中客觀反映時代人類生活及精神面貌的方面是無可非議的文本時代共性特征。然而，階級斗爭為綱指導下的馬克思文藝批評理論對《簡愛》中的各種人物的階級屬性給予了定性。
劍橋大學教授Raymond Williams是把英國文藝評論與馬克思主義思想相結合的重要人物。1970年，他在“The English Novel From Dickens to Lawrence”一文中，認為《簡愛》雖然不是一部很明顯的反映階級斗爭的小說，但它也是向現存社會制度發起挑戰的現實主義作品。Nancy Pell也贊同這一觀點，在“Resistance， Rebellion， and Marriage： The Economics of Jane Eyre”(1977)一文中，他認為小說中的簡愛自始至終都是一個受壓迫的貧苦無產階級的代表。同樣，后期的女性批評家Susan Fraiman(1993)在“Unbecoming Women：British Women Writers and the Novel of Development”中強調小說反映當時社會婦女現實處境的同時，也承認了小說中簡愛認同工人階級并認為他們是英雄。1975年Terry Eagleton在他的評論文章《神秘的力量：夏洛蒂的馬克思主義研究》中，把簡愛歸入了小資產階級代表的行列，小說間接體現了工業資產階級和地主貴族階級沖突和聯合。1982年，Jina Politi 在”Jane Eyre Classified”一文中認為，簡愛處于一個矛盾的階級地位，她既不屬于上層的資產階級也不愿意加入無產階級行列。最終，有評論家產生了一個更加折中的觀點。Chirs Vanden Bossche在“What did Jane Eyre do? Ideolgy， agency， class and the novel”(2005)中認為，我們不應該給主人公強加一個固定的階級身份，簡愛在小說中在不同時期處于不同的身份和地位。 和國外對于主人公階級地位定性的激烈爭論相比較，國內從階級斗爭的角度對《簡愛》進行評論的作品鳳毛麟角。在朱虹(1979)的《簡愛――小資產階級抗議的最強音》一文中，簡愛被劃入了小資產階級的行列。而在謝來順(1991)文章《試論簡愛的反抗性》中，簡愛也同樣被認為是小資產階級婦女的代表。作者還認為，小說結尾簡愛與羅徹斯特的結合是小說的美中不足，反映了小資產階級的局限性，也說明在充滿剝削和壓迫的資本主義社會里婦女想得到真正的解放和實現真正意義上的男女平等是不可能的。
3.后殖民主義
殖民主義盛行于從西方的全球擴張到第二次世界大戰后各殖民地國家紛紛獨立時期，這時，西方對殖民地國家進行了政治、軍事、經濟、文化的全面的占領和控制。維多利亞統治時期是英國經濟文化的強盛期，也是英國的殖民統治旺盛期。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后，歐洲許多國家的殖民地紛紛取得獨立，后殖民主義批評理論便由此產生。后殖民主義旨在從殖民地與宗主國之間關系的角度出發揭示它們之間的社會經濟和文化關系。
第一個從后殖民主義角度闡釋《簡愛》的是出生在加勒比海島上的多米尼加作家Jean Rhys。她的小說《蒼海茫茫》(Wild Sargasso Sea)(1966)對《簡愛》進行了重寫。
Jean Rhys 對伯莎梅森的形象進行了重新塑造。她揭示了《簡愛》中存在的帝國主義壓迫機制，顛覆了勃朗特的殖民主義話語。1985年，Gayatri Spivak在她的“Three Women’s Texts and A Critique of Imperialism”一文中，揭示了帝國主義對外擴張侵略的本質。她還將《簡愛》置于后殖民女性主義的視角下進行審視，發現了其背后所隱含的種族問題，并對其進行了顛覆性的解構式閱讀。1987年，Mary Ellis Gibson提出了和其他兩位評論家稍微不同的觀點。在“The Seraglio or Suttee： Charlotte’s Jane Eyre”中，她認為勃朗特對帝國主義的殖民擴張使命并不認同，而是站在殖民地婦女的立場上的。小說中瑞德表哥就像羅馬皇帝，而簡愛只是一個被他壓迫的奴隸。1996年，Susan Meyer在“Imperialism at Home： Race and Victorian Women’s Fiction”她的文章中對Spivak的觀點進行了駁斥。她認為夏洛蒂勃朗特在小說中表現了對被壓迫者的同情和對白人統治者的仇視，還對帝國主義的剝削和壓迫的本質進行了批判。
國內對小說中殖民主義因素的探討和研究相對有限。谷紅麗(2003)比較并分析了《簡愛》和《蒼海茫茫》中的殖民主義話語。賈文勝(2006)也比較了《簡愛》和《呼嘯山莊》，對它們進行了殖民主義視角的解讀。甘艷平(2008)、韓英花(2009)、刁曼云(2010)和王勇(2011)都認為伯莎是被壓迫的殖民地的代表，羅徹斯特就是帝國主義的化身，圣約翰是帝國主義的鷹犬。
4.敘事方式
《簡愛》之所以能夠成為中外文學史上的一座豐碑，除了它能夠從女權主義、馬克思主義以及殖民主義等角度反映當時英國社會的現實情況之外，夏洛蒂.勃朗特在小說中所采用的獨特的女性敘事方式也成為作品扣人心弦的重要原因之一。因此，這也成為中外文學批評家議論的焦點之一。
很多讀者對小說中第一人稱的敘事方式給予了肯定，認為這種敘事方式通過簡愛的敘述把作者的內心世界完全展示給讀者，能使讀者的情感和主人公的遭遇渾然一體，從而引起讀者的共鳴。但也有評論家認為這種敘事方式有其局限性。1910年，Ernest Dimmet在《勃朗特姐妹》中，指出小說過于強調人物內心世界，這種自我中心主義成為小說的一個缺陷。Virginia Woolf在“Jane and Wuthering Heights”一文中，由于作者和主人公經歷的相似性，作者通過小說讓讀者深切感受到了她的情感經歷。這部小說是一部半自傳體小說，所以重在揭示人物內心世界，而不關乎社會問題。1950年―1970年，很多美國新一代評論家如Cleanth Brooks、W.K.Wimsatt等從小說的結構、情節、象征性手法的運用等方面對小說進行了進一步肯定，認為這是一部經典之作。
在國內，夏洛蒂勃朗特獨特的女性敘事方式也引起了一些評論家的關注。李利(2002)在《試析〈簡愛〉的女性敘事方式》一文中，認為小說打破了以往男性宏大的敘事方式，以第一人稱的敘事方式展示了女性的內心世界。馮茜(2005)在文章《夏洛特勃朗特的敘事方式》中，分析了《簡愛》的激情想象和浪漫主義手法。李佳玉(2009)分別對《簡愛》和《呼嘯山莊》中的哥特式藝術表現手法進行了分析，認為這種藝術手法為作品增添了無限魅力。郎芳(1997)、李明(2000)、王文惠(2003)、劉風閣(2007)對小說中月亮與火的象征意義進行了分析和解讀。張明芳(1998)在《〈簡愛〉結構藝術解讀》一文中，認為小說結構的精煉、豐富的想象力以及新穎的風格等成為吸引讀者的重要因素。
三、結語
綜上所述，《簡愛》自從出版后，國內外許多批評家從女權主義、殖民主義、馬克思主義、敘事方式等主要方面進行了或褒或貶的評議。然而，相比較而言，國內作家更多地是從文學角度品評了這部作品，而不像國外作家那樣從文學、政治、歷史等多角度折射這部作品的光芒。因此，國內文學界仍有待進一步從多側面、多角度發掘小說主題，深層次剖析人物個性，從而充分凸顯小說藝術張力，使其散發持久藝術魅力。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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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 者：徐巧維，西北農林科技大學外語系講師，主要從事跨文化交際及英美文學研究。
拓展：《簡·愛》創作背景
作者創作《簡·愛》時的英國已是世界上的頭號工業大國，但英國婦女的地位并沒有改變，依然處于從屬、依附的地位，女子的生存目標就是要嫁入豪門，即便不能生在富貴人家，也要努力通過婚姻獲得財富和地位，女性職業的唯一選擇是當個好妻子、好母親。以作家為職業的女性會被認為是違背了正當女性氣質，會受到男性的激烈攻擊，從夏洛蒂姐妹的作品當初都假托男性化的筆名一事，可以想見當時的女性作家面臨著怎樣的困境。而《簡·愛》就是在這一被動的背景下寫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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