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龍文化內涵及其現實意義
龍作為中華民族的象征，五千年來已深深扎根于所有我國人的心中，形成了具有強大凝聚力的龍文化，龍文化在歷史上曾為我國的統一和發展作出了巨大的貢獻，今天，它仍為我國的統一和繁榮發揮著自己獨有的作用。
本文擬在對我國龍文化全面考察的基礎上，淺談龍文化的現實意義。
一、我國豐富多彩的龍文化
根據史籍介紹，我國各地，古代都曾發現過龍和廣泛流傳著與龍有聯系的神話傳說和故事。后來，以致人們的宗教活動和日常生活都與龍結下了不解之緣。
(一)有關龍的活動和人飼養龍的記載
傳說伏羲氏時，有龍呈瑞，因而以龍紀事，創立文字。《左傳·昭十七年》說，“太皡氏以龍紀，故為龍師而龍名”。《竹書紀年》也說伏羲氏各氏族中有飛龍氏、潛龍氏、居龍氏、降龍氏、土龍氏、水龍氏、青龍氏、赤龍氏、白龍氏、黑龍氏、黃龍氏。顯然古代東夷祖先伏羲氏族集團就是以龍作圖騰。
《左傳·昭二十九年》還有“公賜公衍羔裘，使獻龍輔于齊侯”的記載；《拾遺記》也說：舜時，“南潯之國獻毛龍，一雌一雄，放置豢龍之宮，至夏代，豢龍不絕，因以命族”。說明夏朝還盛行著飼養龍的習俗和以龍作氏族集團的族名。
由于“龍”的種群繁盛，分布密度增高，導致了對生存條件的激烈競爭。如《易．坤》有“龍戰于野，其血玄黃”的敘述；《左傳·昭十九年》也有“鄭大水，龍斗于時門之外洧淵”的記載。
《禮·禮運》說：“鱗鳳魚龍，謂之四靈”；《莊子·列御寇》說：“千金之珠，必在九重之淵，驪龍頷下。”說明人們掌握了龍的活動規律與氣候有一定的聯系，故把它視為靈物。
(二)龍的神話和圣化
《淮南子·覽冥篇》說：“往古之時，四極廢，九洲裂，天不兼覆，地不周載，火爁炎而不滅，水浩洋而不息，猛獸食顓民，鷙鳥攫老弱，于是女媧煉五色石以補蒼天，斷鰲足以立四極，殺黑龍以濟冀州，積蘆灰以止滛水。”由于全新世冰后期出現的高溫期，導致“火爁炎而不滅”的原始森林大火災，以及因冰川融化，海面上升，又形成數千年的“水浩洋而不息”的海侵。人類正處于水深火熱的時代，恰又是龍這種動物繁盛和稱霸于水域的時代，“殺黑龍以濟冀州”也就成為人類生存競爭的愿望和必要的措施。故至今仍有龍年不吉多災的傳說。
既然龍的種群繁盛，又兇猛可怖，其它動物和人類隨時都可能遭受襲擊，那么，由于夢寐或條件反射泛化而產生的附會和類似聯想，自然應運而生。故《三皇本紀》說：“炎帝神農氏，姜姓，母曰女登，有蟜氏女，少典之妃，感神龍而生炎帝。”
《山海經．大荒北經》說：“蚩尤作兵伐黃帝，乃令應龍攻之冀州之野，應龍蓄水，蚩尤請風伯雨師，縱大風雨，黃帝乃下天女曰魃，雨止，遂殺蚩尤。”既反映出龍的威懾性；也反映了封建統治者利用人們的恐懼和崇拜心理，對龍和帝王的神化。
由于黃帝這個氏族集團的祖先也是以龍作圖騰，故《史記·天官書》說：“軒轅，黃龍體”，進而將帝王和龍兩位一體化，增加了帝王的威嚴。
之后對龍和帝王一體化的神化越來越盛行。如《史記·高祖紀》說“高祖為人隆準而龍顏”；《山海經·海內經》注引《開筮》說：“鯀死三歲不離，剖之以吳刀，化為黃龍”；《拾遺記》說，“禹盡力溝洫，導川夷岳，黃龍曳尾于前，玄龜負泥于后”。
唐代以后，龍的神話與小說結合形成神話小說，龍的觀念又向更廣闊的生活領域和民俗文化場滲透，如唐朝李威的小說《柳毅》中柳毅為龍女傳書，根據這個故事，又演化出唐末的《靈應傳》，五代的《異錄記》、《續玄怪錄》、《博異志》等類似神話故事來。而北宋李昉等編的《太平廣記》卷418條又據以引出《梁四公記》說：“震澤中，洞庭山南有洞六，深有百余尺……蓋東海龍王第七女掌龍珠藏，小龍千數衛護此珠。”于是，龍王稱謂開始載入古籍。
《異錄記》卷五說：“海龍王宅……四面海水粘濁，此水清。無風而浪高數丈，舟船不敢輒進……夜中遠望此水上，紅光如日，方百余里，上與天連，船人相傳龍王宮在此下矣。”又把原生態神話與現實結合起來，構成新的次生態神話。
大概是受《柳毅》的故事和《太平廣記》等的啟發，明朝吳承恩的《西游記》又演變出：孫悟空大鬧東海，龍王敖廣被迫獻出定海神珍(如意金箍棒)；魏征夢斬涇海龍王；祭賽國碧波潭萬圣龍王盜舍利等故事來。《封神演義》又提到哪吒鬧海，打死小龍王敖炳，抽出龍筋作腰帶；大敗老龍王敖光，拔其龍鱗。這種具有劃時代意義的革命性的演變，是對自漢朝以來象征皇權的神龍的蔑視，實質上是對封建帝王的蔑視和貶斥。于是龍又被分為善龍與惡龍兩種，反映了人民群眾的愿望與怨忿。
(三)裝飾龍形圖案的服裝用具
內蒙古翁牛特旗發掘的紅山文化遺址，發現了五千多年前的龍形玉器。這說明龍作為自然界的生物，作為作用于人的感官知覺引起美感的客體，早已進入先民文化生活中。
《禮·明堂位》說：“夏后氏以龍勺，殷以疏勺”，“有虞氏服韨，夏后氏山，殷火，周龍章。”從夏朝裝飾有龍的圖象的勺子和周朝裝飾有龍的花紋的服裝來看，當時生物界能引起人們矚目的首先是龍。無論是圖騰崇拜的殘余，或者是出于宗教的需要，都體現了當時人們對龍的崇仰心理，以及在這個基礎上產生的美感。
《詩·商頌·玄鳥》說：龍旗十乘，大糦是承；《周禮·秋官·小行人》有“達天下之六節，山國用虎節，土國用人節，澤國用龍節，皆以金為之”的記載。作為一個國家、一個部落或者一個氏族集團軍事力量的標志的旗幟，作為朝廷使官用的符節，裝飾著龍的圖象，在客觀上都顯示了龍的威力，體現了人們對其威力的崇拜，以及統治者、社會領袖借以顯示自身價值和權威的意圖。因此，《禮·禮器》說：“禮有以文為貴者，王子龍袞，諸侯黼，大夫黻。”
自漢代以后，隨著龍的日趨神圣化，從宮庭到民間，服裝、首飾、用具、屋宇和其它建筑物，飾有龍的圖案的就更為普遍，直到近代仍歷久不衰。現今保存的全國各地的古代建筑，特別是帝王的宮殿，如北京故宮、沈陽故宮等充分證明了這一點。
龍作為一種長期被神圣化的生物，作為一種被確認的審美對象，在我國各族人民的心目中，從古至今，一直占據著極重要的地位。生物界似乎沒有任何東西可以與之匹敵。
(四)以龍為主題的民俗文化
由于龍在水域的稱霸與長期造成的強烈影響，使人類產生了對其功能的敬慕崇拜和仿生性的模擬創造，制作了龍舟。賽龍舟和舞龍求雨，早已在民間流行，如《大戴禮·五帝德》所載：“顓頊乘龍而至四海”，“帝嚳春夏乘龍。”這里說的龍即龍舟。黔東南苗族的賽龍舟是為了祈求被民族英雄九保燒死的惡龍的靈魂興云作雨保豐收，而湘西苗族的劃龍舟又是祭招祖先槃瓠，都帶有原始宗教的色彩。根據《春秋繁露》記載，我國漢代民間就已流傳著“舞龍”和“玩龍燈”的習俗。
佛教傳入后，《妙法蓮華經》說八大龍王，則說十大龍王，并說這些龍王統領水域，掌管興云布雨的職能。這種理論最適于農業社會的需要和我國國情，被道教吸收后，便有諸天龍王、四海龍王，以至凡是有水的地方，無論江河湖海，沼澤潭井，都住著龍王，職司水旱豐歉。于是，對于龍的信仰，逐漸輻射于中華大地，城鎮村寨，龍王廟林立，求雨祈龍王的習俗也日益興盛。人民群眾對龍王的信仰，為宗教活動提供了廣闊的市場。統治階級自然也需要宗教為其效勞。如《文獻通考．郊社考》23說：“唐玄宗十八年，有龍見于興慶池，因祀記而見也。敕太常卿韋絳草祭儀。奏曰：‘臣謹案《祭法》曰……請用二月，有司筮日池旁，設壇官致齋，設籩豆如祭雨師之儀，以龍致雨也，’詔從之。”《清朝文獻通考·群祭考》也有“(順治)二年加運河龍神封號，定致祭禮”的記載。
我國從漢代開始，普遍流行用以紀年的十二生肖，每逢辰的年，就屬于龍年，當年生的人就屬龍。從中又演變出各種信仰習俗來。
另外，以龍冠名，相襲幾千年，更不勝枚舉。如：把斷而高的岡叫龍斷，把深淵叫龍潭，把屈傲難馴的性格叫龍性，把才華出眾的子弟叫龍文，佛教將佛經叫龍藏，道家把飛行之術稱為龍蹻，科舉時代稱狀元為龍頭，把皇帝的車駕叫龍輿……。凡以龍字冠名的事物，俱含褒意，并被推上審美的最高層次，成為珍品，反映了龍在我國各族人民心理上的價值定勢。
龍文化在人們的價值尺度、審美情趣、感情意向、思維方式等方面都占據著很重要的位置，并己發展成為中華民族精神的象征。
二、龍文化的現實意義
⒈民族團結、和平統一的象征
龍文化具有兼容并蓄性，使中華民族緊緊凝聚在一起，它作為我國和平統一的象征，在我國的民族團結和國家統一問題上發揮著積極的作用。 我國自秦建立統一的中央集權制國家以來，在漫長的歷史歲月中雖有分合離亂，但統一始終是主流。這是因為，我國各民族對龍都有一種強烈的認同感，形成了很強的民族凝聚力，促進了各民族的團結。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各民族共同繁榮、交流，實行民族區域自治有力地保障了少數民族的平等、自治權利，促進了少數民族的發展繁榮，并增進了國家的集中統一和富強。然而少數別有用心的人卻將我國這種民族區域自治制度說成是中國侵略壓迫境內的少數民族，這在西藏上尤為明顯。美國國會不止一次拋出所謂“西藏修正案”，把我國對西藏的合法管轄說成是我國侵略占領，誣蔑西藏人民在我國共產黨的領導下“生活極其困苦”，“存在政治宗教迫害”，并聲稱漢人進入西藏是要把西藏逐漸漢化。事實上，西藏是我國領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唐朝文成公主、金城公主先后入藏，發展了漢藏友誼，大昭寺門前的“唐蕃會盟碑”就是這友誼最好的見證；元朝中央政府設立宣政院，將西藏正式納入我國版圖。1951年5月23日西藏和平解放以來，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西藏經濟得到了迅速發展。今天的西藏，社會穩定、經濟繁榮、廟宇林立，宗教事業不斷發展。這一切都有力地駁斥了“西藏人民生活極其困苦”，“存在政治、宗教迫害”的謬論。至于漢人進入西藏，正是我國各族人民團結協作的一種表現，也是我國西部大開發戰略的體現。事實上，眾多的在藏漢人為西藏的繁榮昌盛作出了巨大的貢獻，孔繁森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這也是我國國家統一、民族團結的堅實基石。西藏人民早已和我國其他各族人民融為一體，具有相同的文化背景和強烈的民族認同感。這種由相同的龍文化、民族認同感所締造成的民族團結友愛關系，是任何外來勢力所不能破壞掉的——這是龍文化的一大現實意義。
龍文化的另一大現實意義，便是它對我國統一的促進作用。
中國要統一，是所有龍的傳人的呼聲，但由于大陸和香港、澳門、臺灣之間社會制度不同，經濟發展水平不一，因而很難用一種社會制度統一我國。為此，中國共產黨從現實情況出發，提出了“一國兩制”的構想。其實質是將意識形態方面的爭議擱置一邊，依靠各地華人所具有的民族認同感來統一中國，以實現我國的繁榮富強。其中，大家對龍文化的認同感起了關鍵性作用：首先，它促進了 “一國兩制”構想的產生。大家都是中國人，就有可能拋棄意識形態方面的爭議，依靠大家所具有的民族認同感來統一我國。在這里，統一我國已主要不是靠同一的社會經濟制度，而是靠雙方都具有的民族認同感。這就為“一國兩制”在實踐上的可行性鋪平了道路。其次，它促進了港、澳、臺地區與大陸的經濟往來，而這種日益密切的經濟往來成了港、澳地區平穩過渡和我國和平統一的有力保障。可以說，大陸、香港、澳門等地區的經濟已緊緊地結合在一起，這就為港、澳回歸創造了良好條件。
⒉ 經濟騰飛的精神支柱
我國的經濟騰飛，一靠改革，二靠開放，而龍文化在這兩者之中都起了重要的作用，成為我國經濟建設的一大精神支柱。
龍文化在改革中的作用主要是利用其對中華民族的強大凝聚力，促進了社會的穩定，為改革提供了一個良好的環境。二十多年來，我國改革的步子邁得大，但卻始終沒有發生大的社會動亂，就是因為龍文化強大凝聚力的作用。
龍文化在開放中的作用主要是利用其對海外華人的強大民族凝聚力，吸引了眾多海外華人來大陸投資，從而促進了經濟的發展。
這首先是由于富有的海外華人企業家愿意在大陸投資。身為炎黃子孫，擁有著共同的文化、語言、家庭關系和歷史淵源使海外華人在大陸投資很容易。同時，作為龍的傳人，他們也想借助這種方式幫助祖國的經濟發展和現代化進程。其次，是由于海外華人掌握著巨額資產。“根據較保守的估計，海外華人的流動資金高達2萬億美元，若將這些華人放在一個國家里，那么其國民生產總值至少達到5000億美元。”另外，我國政府的態度也起了重要作用，大陸歡迎發展外貿和投資的態度刺激了跨國華人經濟的形成。“龍的傳人”的信念在海外華人對大陸投資中，無疑是一種巨大的精神動力，更為我國強勁的發展勢頭提供了源源不斷的動力。
當然，我國在前進的道路上，并不總是一帆風順的。腐敗、國有企業效益低下等問題始終困擾著我國經濟。但應該看到，在龍文化的熏陶下，這些問題不是不可克服的。
世界上，都習慣把我國稱為“東方巨龍”。這條巨龍已經真正蘇醒，開始騰飛，而我國人民也以巨龍騰飛作為經濟發展的象征。有人說，“21世紀是太平洋世紀”。而我國作為環太平洋經濟圈的經濟增長中心，將成為新世紀的“龍頭”！
龍文化的歷史職能
綜觀龍的發展史，可以說大體上經過了三個階段：
（1）創生階段，即由自然物容合、升華為神物（司水靈物、通天神獸）；
（2）發展階段，即由神物發展至人杰喻體（喻比才俊、指代帝王）、皇權象征和吉祥瑞符；
（3）升華階段，即進一步升華為民族標志（代表華人，象征中國）兼備吉祥瑞符。
這樣看來，龍的歷史職能至少有這么六項：司水靈物、通天神獸、人杰喻體、皇權象征、吉祥瑞符、民族標志。
1．司水靈物
龍成為司水靈物，是因其容合對象，大多為“水物”和“水相”：魚、鱷、鯢常年生活在水中；蛇、蜥蜴喜處水濕陰潮之地；豬、牛、馬、鹿等離開水也活不下去；而雷電、云、虹、海潮、龍卷風等自然天象，全都和雨、水關系密切。龍來自于“水物”和“水相”，是“水物”和“水相”的代表和領袖，于是很自然地就成為“水物”和“水相”的管理者和支配者，成為人們心目中的司水靈物。
司水靈物就是水神，在中國，水神就是農業神，因為中國是一個農業大國，而水利則是農業的命脈。
有關龍的民俗，大都與水相關。
2．通天神獸
龍成為通天神獸，主要原因有兩個：一是龍的容合對象既有水中的蛇、鱷、魚、鯢，也有地上的豬、馬、牛、鹿，還有天上的雷電、云、虹，及天地間的龍卷風，龍將這些動物和天象容合為一體，自然就具備了水中游、地上行、天上飛三種功能。另一個原因是，人類自從有了精神生活以后，就產生了超越自身局限、擺脫現世苦累，飛騰、翱翔到天上去的愿望，讓龍通天，便是這種愿望的寄托和外化。
通天的功能，使龍很自然、很方便地成為一些神仙和古帝王的乘御對象。
3．人杰喻體
龍是先民對自然力神化的產物，其身上容合、集納了諸多動物和天象的特性和力量，如果要對人間的杰出人物找喻體的話，龍當然是很理想而且不可多得的。
最早用龍來比喻人杰的是春秋末期的孔子。《莊子·天運》記載孔子曾去拜見老子，歸后三日不語。弟子問他見老子時都說了一些什么話，孔子回答說：“你們知道我見到什么了嗎？見到了龍！這龍，合而成體，散而成章，乘著云氣在陰陽之間飛翔。我驚異得張開了口卻忘記了合，又能說什么話呢！”在《史記·老子韓非列傳》中也有幾乎相同的記述，末了，孔子還感嘆道：“吾今日見老子，其猶龍耶！”
對龍之所以能成為人杰喻體，《三國演義》中的曹操也講得挺好：“龍能大能小，能升能隱；大則興云吐霧，小則隱介藏形；升則飛騰于宇宙之間，隱則潛伏于波濤之內。方今春深，龍乘時變化，猶人得志而縱橫四海。龍之為物，可比世之英雄。”
于是，一些杰出人才就有了龍的稱謂，如三國時的諸葛亮、魏晉時的嵇康，直到今天還在流行的“望子成龍”說。
4．皇權象征
皇權之前是王權。
龍與王權的結合，最早可以上溯到傳說時期，伏羲、炎帝、黃帝、唐堯、夏禹等遠古帝王都有龍之比、龍之名、龍之譽。
龍與現實王權的結合，最早見于文獻者，是春秋時的晉文公。《呂氏春秋》、《史記·晉世家》等記載，晉國發生內亂，公子重耳出逃，介子推等五臣隨之流亡。后來，重耳返國即位，是為晉文公。晉文公在遍賞群臣之時，竟忘了介子推。于是，介子推帶著老母親上了綿山。晉文公派人去找、去請，甚至放火燒山，介子推都沒有下山。于是便有了“龍欲上天，五蛇為輔。龍已升云，四蛇各入其宇。一蛇獨怨，終不見處所”之說。此說將介子推等臣僚比作蛇，而將晉文公比作龍。
龍與現實皇權的結合，始于秦始皇。《史記·秦始皇本紀》載，秦王政三十六年（公元前211年），一使者趕往咸陽，路經華山腳下，有人奉璧留言，稱“今年祖龍死”。其璧原是秦始皇八年前南巡時的沉江祭神之璧，而“祖龍”，顯然指的是秦始皇，因為“祖”是“始”的意思，“龍”乃“人君之象”。
接下來，在漢高祖劉邦取代秦始皇的時候，出現了“真龍天子”的神話。《史記·高祖本紀》載：劉邦的母親劉媼，“嘗息大澤之陂，夢與神遇。是時雷電晦冥，太公往視，則見蛟龍于其上。已而有身，遂產高祖。高祖為人，隆準而龍顏……”對這段話的理解，一說是劉媼與龍交合而孕生劉邦，一說是兩條龍在劉媼身上交合，劉媼有感而孕生劉邦。不管哪種說法，都把龍與劉邦聯系在一起。
從此，大凡想做帝王的人，都效法劉邦這位“開國皇帝”，編造出了各式各樣的“帝王龍”神話。
公元前49年,漢宣帝劉詢以“黃龍”為年號，這是龍與皇權正式結合，即龍文化成為制度文化、官方文化的起始標志。
我們說，帝王們之所以要以龍相比，根本原因是龍容合了諸多動物和天象，具備了多樣的神性和超強的神力，尤其是通天的神性，和充當天地間橋梁和信使的能力，與帝王們自詡的“君權神授”、“代天牧民”的說法相契合。
帝王與皇權是一回事，龍喻比了帝王，也就象征了皇權。在古代中國，皇權與專制是一回事，而專制又與現代文明不是一回事，這樣，一些人在批判專制皇權的時候，就主張“棄龍”。對這個問題，我們的態度很明確：在中國幾千年的階級社會中，龍的確曾是專制皇權的象征，這當然是需要認真分析、清理、批判的。然而，我們必須指出以下事實：
第一，龍起源于距今八千年左右的新石器時代早期，是原始先民對身外自然力神化的產物，也就是說在階級社會到來之前，勞動人民就把龍創造出來了。專制皇權是人類進入階級社會的產物，龍的出現比專制皇權要早得多。
第二，進入階級社會之后，由于龍身上具備著通天、善變、顯靈、征瑞、示威等神性，遂被帝王們看中，拿去做了自己的比附象征物。隨著帝王從歷史舞臺漸次退出，龍也就失去了象征專制皇權的意義。
第三，即使在階級社會，龍在象征專制皇權的同時，也沒有和勞動人民斷絕關系。事實是宮廷有宮廷的龍，民間有民間的龍；帝王貴胄戴龍冠，穿龍袍，坐龍椅，乘龍輦，平民百姓屬龍相，喝龍茶，玩龍燈，劃龍船：兩種龍同時并行了數千年。
第四，皇權對龍的壟斷，僅限于元、明、清三朝，之前的歲月里，帝王可以稱龍、用龍，有才能的人，甚至一般老百姓也都可以稱龍、用龍，如三國時的諸葛亮、魏晉時的嵇康比稱“臥龍”，宋時的李公麟別號“龍眠居士”，江南胡某將自己的兒子依次取名為“元龍”、“躍龍”、“虬龍”、“見龍”等。所以，將龍說成是皇家專有是不符合事實的。
第五，元、明、清三朝對龍紋做了壟斷，但這樣的壟斷：1，只壟斷了五爪龍紋，其他四爪、三爪龍紋則沒有壟斷；2，即就是對五爪龍紋的壟斷，執行得也并不嚴格，民間照樣有五爪龍流行；3，真正因龍紋而冒犯帝王，從而被殺頭者只是個別現象，并不普遍。
第六，龍作為帝王皇權的象征，對龍的地位的提升、影響力的擴大、世界各國對龍的了解和認識有正面作用，并非一無是處。一些帝王做了許多促進民族融合、維護國家統一、推動社會進步的大事好事，不能一概否定。如有“祖龍”之稱的秦始皇統一六國、結束分裂，應“赤龍”之兆的漢武帝的開通絲綢之路，有“龍鳳之姿”的唐太宗的和蕃之舉，對龍文化情有獨鐘的康熙皇帝奠定了廣闊的中國版圖，等等。
總之，在這個問題上，正確的態度應當是歷史地客觀地具體地分析，有揚有棄，既不能簡單、粗率、偏激地揪住已經認識清楚的負面的內容不放，也不能將與皇權沾邊的事物不分青紅皂白地一概拋棄。
由于曾經象征皇權，龍便有了象征權威、尊貴、富足等衍生義。
5．吉祥瑞符
人們造神、敬神的目的之一，是相信神能給自己帶來好處。龍是古人容合了眾多的動物和天象，從而創造出來的神物，如果這個神物不能給人間帶來福祉和祥瑞，古人就不會創造它。所以，龍的另一個重要職能，便是“征瑞”，即以吉祥瑞符的身份出現。古籍上載的“黃帝得土德，黃龍地蚓見”、“夏得木德，青龍止于郊，草木暢茂”、“昔秦文公出獵，獲黑龍，此其水德之瑞”（《史記·封禪書》）等等，以至于今天我們在建筑裝飾、工藝美術品上看到的龍，也多是擷取和突出了龍的這種職能。
龍能夠成為吉祥瑞符，與人們的求吉心理有關。
何謂吉？善也，順也，平安也，健康也，通達也。總之是天下好事滾滾來，人間禍害速速去，便是吉。
龍的出現，為求吉心理的滿足，提供了一個形象化的兼有藝術審美功能的對象。民間普遍相信，生活中如果能發生些與龍有關的事情，如敬龍神、剃龍頭、穿龍衣、佩龍飾、雕龍像、貼龍畫、寫龍字、喝龍茶、舞龍燈、賽龍舟，等等，都會給自己、給家庭、給族眾，帶來所盼望的或意想不到的好處。
于是，農歷兔年的秋冬和龍年的新春，舉辦婚禮者就特別多，為什么呢？為的是趕在龍年生一個“龍子”；在結婚喜慶的場合，一般也都會有“龍鳳呈祥”的圖案。
6．民族標志
如今，對龍的中華民族標志的職能，絕大多數人是認同的。龍的這個職能的形成和凸顯，至少有以下幾個因素：
第一，龍參與、見證、標志了中華民族的起源。大家知道，中華民族的主體是漢族，漢族的前身是華夏族，華夏族的前身是炎黃部落聯盟。新石器時代是炎黃部落聯盟形成并向華夏族發展的時代，因而是中華民族的起源期。在這個時期的各個考古類型文化中，幾乎都發現有原始的龍，如東北區系的查海文化石塊堆砌龍，趙寶溝文化陶紋龍，紅山文化玉雕龍；西北、中原區系的仰韶文化陶紋龍、蚌砌龍，馬家窯文化陶紋龍，龍山文化陶紋龍，二里頭文化松石龍；山東區系的大汶口文化、龍山文化陶紋龍；東南區系河姆渡文化牙雕龍，良渚文化玉雕龍；西南區系大溪文化河石擺砌龍，等等。這些原龍的出現，使我們有理由做出龍是中華民族起源的參與者、見證者和標志者的判斷。
第二，龍滲入了中華民族的祖先崇拜。伏羲、女媧、炎帝、黃帝、唐堯、夏禹等遠古帝王是公認的中華民族的人文先祖。這些人文先祖大都有龍之名、龍之功、龍之譽。這說明龍崇拜與祖先崇拜很早就結合在一起了。這樣的結合，文獻和考古都提供了證據，這便是漢代典籍的記述和漢代畫像石的顯示。那么，說中華兒女是龍的傳人，和說龍是中華民族的標志就具有同樣的意義，因為人文先祖是民族的締造者，締造者們稱龍、比龍，這個民族自然可以稱龍、比龍；而作為民族的成員、祖先的后代，也自然就是“龍的傳人”了。歌曲《龍的傳人》之所以能獲得世界各地華人的廣泛認同，其原因就在這里。
第三，清政府以龍為國旗意義重大。19世紀60年代，三角形的黃龍旗，成為中國官船的旗號。1868年8月8日，清政府向西方國家派出的第一個外交使團在美國將黃龍旗第一次打出。從此，作為古老中國的象征、作為中華民族的標志，龍，開始引起西方人的廣泛注意。到19世紀80年代，清政府最終確定以長方形黃龍旗為國旗。我們知道，晚清政府是腐敗無能的，做了許多喪權辱國的事情，但以龍為國旗卻是很有意義且影響深遠的。它意味著龍的中華民族標志的身份已堂而皇之地展示在世界各國、各民族面前。這樣的展示沒有因清朝的滅亡而消失，倒因文化發展的需要而得以延續。
第四，龍標志得到了中華民族大多數成員的認同。中華民族的大家庭有五十六個成員。作為主體民族的漢族以龍為標志無容置疑。五十五個少數民族，崇龍、敬龍者有壯、苗、彝、土家、布依、侗、瑤、白、哈尼、黎、傣、畬、僳僳、仡佬、拉祜、佤、水、納西、羌、么佬、景頗、布朗、毛南、普米、阿昌、怒、京、基諾、德昂、門巴、獨龍、珞巴、蒙古、藏、朝鮮、錫伯、滿、土、鄂倫春、鄂溫克、赫哲、回等四十二個民族，其他十三個民族從成為中華民族成員的那一天起，就程度不同地對龍文化持理解、尊重、欣賞、認同的態度。如果以人數論，接受、認同龍作為中華民族標志者，至少在百分之八十以上。——對少數不接受、不認同者，他們的意見當然有保留和表達的權利，但不妨礙大局，這里通行的是“多數決”的原則。
龍文化的精神底蘊
對龍文化的精神底蘊，我總結概括為八個字：容合，福生，諧天，奮進。
1．容合
容合是我創造的一個詞，是“兼容、包容、寬容、容納、集合、綜合、化合、合作”的概稱，與“融合”有區別，突出了“容”字。
在中華龍文化的精神內涵中，容合排在首位。
龍的形象是容合而成的。宋代學者郭若虛總結“龍有九似”，即“角似鹿、頭似駝、眼似兔、項似蛇、腹似蜃、鱗似魚、爪似鷹、掌似虎、耳似牛”；民間畫龍有“九像說”，即“頭像牛，身像鹿，眼像蝦，嘴像驢，須像人胡，耳像貍貓，腹像蛇肚，足像鳳趾，鱗像魚”。其實，龍的容合對象遠遠不止這十多種，鱷、蜥蜴、豬、馬、熊、鯢、象、狗、猴、羊、蠶、蛾、螺、蝦、龜、蚯蚓、鳥類，以及云、雷電、虹霓、龍卷風、海潮、泥石流、古動物化石、樹木花草、江河山脈，等等，都不同程度地參與了龍的容合。
中華民族是容合而成的，龍的容合過程與中華民族的容合過程相一致。中華民族在新石器時代起源，龍也在新石器時代起源；中華民族在兩漢魏晉時期基本形成，龍也在這個時期基本成型。在時間的縱向上，龍貫穿于中華民族形成的始終；在空間的橫面上，龍遍及中華民族各成員繁衍生息的所有區域。
中華文化也是容合而成的，龍反映、體現了中華文化的容合。比如，戰國時期出現的群龍、交龍，就反映了其時的諸子峰起、百家爭鳴的局面；而龍出現于佛教經典、亮相于佛廟殿堂，則是東漢以降，中華文化與印度佛教文化相容合的反映。不僅如此，龍還體現著中華文化的核心內容。比如儒家講的“仁”，道家講的“道”，都是容合性概念。容合性可以說是中華文化最本質的特征，而龍正好反映和體現了這一特征。
中國歷史上強盛時期，都是文化上的大容合時期。漢文化是對秦文化、楚文化、北方少數民族文化、西域各國文化的容合；唐文化是對全國各地、各民族文化，和以佛教、基督教為代表的外來文化的容合。盛唐時的長安，簡直就是一座文化容合的大熔爐。所謂恢宏開放，所謂博雅大氣，無不以容合為基礎、為內容。
容合是和諧的前提和基礎。不講兼容、包容，就不會有綜合、化合，也就談不上合力、合作，以至于和諧。大凡成功的事業，都是容合的事業，所謂“眾人拾柴火焰高”；大凡成功的人士，都是善于容合的人士，所謂“博采眾長”、“海納百川”。和諧的人際關系，和諧的家庭氛圍，和諧的社會秩序，都有賴于容合；一個民族自信心、自豪感、凝聚力的形成，容合是最核心的要素。
容合是一種世界觀，也是一種方法論。
2．福生
福生是造福眾生的簡稱。
龍本來就是中國人為福生而創造的。古往今來，龍的身上都一直體現著福生的精神。作為水利神、農業神，龍是造福眾生的；作為祖先神、人格神、民族神，龍更是造福眾生的。
伏羲、女媧、炎帝、黃帝、唐堯、虞舜、夏禹等遠古帝王為什么被稱龍、比龍呢？一個重要原因，是這些人文先祖秉賦著、體現著龍的福生的精神，干出了一番番興國利民、功在千秋的事業。
在龍文化中，有福生的善龍祥龍，也有一些禍生的惡龍孽龍。善龍祥龍是人們褒贊頌揚的對象，是龍族中正面的、居主導地位的力量。惡龍孽龍一般都會受到善龍祥龍的懲處，其禍害人間的行徑，反襯出了善龍祥龍福生的可貴。
福生也為容合提供了目的和規定。也就是說，容合是以福生為目的的，也是有原則和限定的，這個原則和限定的根本點，便是看這個對象是否符合福生的精神。如果這個對象的所言所行不是福生，而是禍生的，那么在容合之前、之時，就要做教育、規勸、等待、懲處等工作，總之要使其改邪歸正，棄禍生為福生，然后容而合之。
福生是一種價值觀，也是一種幸福論。
3．諧天
諧天就是與天和諧。
龍的容合對象，幾乎將與古人生產、生活關系密切的動物、天象一網打盡。這些動物和天象，代表著古人心目中的天，也就是我們講的自然界。換句話說，龍是人天關系的形象化表述，是天給人的生動直觀、意味深長的符號。
人與大自然風雨與共、甘苦同行，使龍成為通天神獸；它體現著中國圣哲“天人合一”的思想，反映著先民對天道的理解、對大自然的敬重。
在環境問題日益突出，全世界有識之士都在大力倡揚生態文明的當今，強調龍的諧天的精神內涵，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諧天是一種天人觀，也是一種生態論。
4．奮進
奮進就是奮發進取，創新圖強。
從姿態上看，無論水中游、地上行，還是天上飛，龍給我們展示的多是昂首挺胸、瞠目振鱗、精神抖擻、全力以赴、一往無前的形象；而民俗活動中的龍舟競渡，則突出地昭示著龍的奮進的精神。
自古以來，龍多被用來比稱人間的杰出人物。之所以有這樣的比稱，一個重要的原因，是這些人杰身上具備著奮進的素質，為中華民族的發展進步、繁榮昌盛做出了創造性、開拓性的貢獻。
龍的形象是與時俱進的，每個時代都有每個時代的龍。龍形象的演變，讓我們看到了一個不斷開拓、不斷發展、不斷創新的軌跡。
自強不息、與時俱進、開拓創新、積極應變是奮進的應有之義。
當然，我們所崇尚的奮進，是以容合為手段，以諧天為條件，以福生為目的的奮進，悖離這些要求，任何奮進產生的都是負價值，都要受到正義力量的譴責和制裁。
奮進是一種人生觀，也是一種強國論。
在梳理了龍文化的歷史職能和精神底蘊后，我們再來討論龍文化的未來使命問題。對龍文化的未來，我們持比較樂觀的期待，相信研究會更深入，成果會更豐碩，活動會更多樣，影響會更廣遠，功能會更顯明。我們不妨提出這么五句話：為和諧社會提供動力；為百姓生活增添福樂；為民族團結舉起徽幟；為世界和平昭彰公理；為人類文明奉獻智慧。
1.為和諧社會提供支持
和諧社會的基本要求是全體社會成員既可以各展其能、各得其所，又能夠和睦相處、協調發展。如果要給這樣的比較理想的社會找一個象征物的話，龍是一個不錯的選擇。龍有眾多的容合對象，這些對象既各展其能、各得其所，又彼此和睦、相互協調地處在一個生動、有序的系統中。從這個角度說，和諧社會堪稱為龍形社會。
龍形社會給我們至少有如下啟示：第一，盡可能地容納多元；第二，讓每元都展示其長；第三，形成各元協調、生動有序的機制；第四，龍頭處于調控全龍的關鍵部位，需要精心打造。
2．為百姓生活增添福樂
我們說龍文化既是精神文化，也是物質文化。物質文化在滿足人的生物性需要的同時，可以給人以精神的愉悅；而精神文化也能走出頭腦和書本，轉化成現實的生產力，成為滿足人們生活需要的物質狀態的文化。
龍的精神文化向現實生產力的轉化，可以通過圖書、音像制品的撰編、制作、發行；影視歌舞的創作、演播；旅游景點的開發、建設；工藝美術品、旅游紀念品的制造、銷售；相關節日、廟會的籌劃、舉辦等形式來實現，這便是我們講的龍文化產業了。這方面各地已有比較成功的經驗，如廣西賓陽的炮龍節、河南淮陽的太昊陵廟會等。轉化的目的，是為了給人民群眾的生活增添幸福和快樂。
需要指出的是，在中國搞文化產業，若忽視或摒棄中國元素是不智的，中華文明有至少五千年的積淀且沒有坍裂，是一座蘊涵極為豐厚的富礦，完全可以開發出令國人悅意、令世界嘆羨的產業。這就需要在選擇、萃取、陶冶、容合、升華、彰顯、推廣上下功夫。外國人能利用我們的資源搞出《花木蘭》、《功夫熊貓》，相信我們自己也一定能搞出好東西來。
3．為民族團結舉起徽幟
在未來的歲月里，在民族振興的征途中，民族團結是需要的，國家統一也是需要的。團結和統一需要打出一個徽幟，這個徽幟必須獲得海峽兩岸、海內外大多數民族成員的認同，那么，龍便是這個徽幟的最佳選擇。
無論是中國本土，還是東亞、南洋、西歐、北美，只要有華人生息，就能看到龍的形象。而華人華裔，無論到了地球的哪個地方，只要看到龍的英姿，便會有產生強烈的民族意識，喚發深濃的民族情感。
中華民族創造龍并將其作為標志和徽幟，經歷了七八千年甚至上萬年的歲月，它凝結、寄托著歷朝歷代、億萬中國人的智慧和理想，以及血汗和淚水，體現著五分之一地球人的心理認同，其召喚性、凝聚力和激勵作用都是無與倫比的。我們要愛護它、尊重它，將其高高舉起。
4．為世界和平昭彰公理
世界和平是地球人所需要和渴望的，和平的實現需要普世的公理和通行的準則，而中華龍所蘊涵和昭示的容合、福生、諧天等精神理念，就可以成為這樣的公理和準則。
考察當今世界沖突不斷、戰亂不止，許多家園被毀，許多生靈涂炭的原因，會發現有些人就是不講、不行（或只是局部地講、行）容合、福生、諧天。所以，加大力度，弘揚、宣傳、推廣中華龍文化容合、福生、諧天等精神理念，讓更多的地球人，尤其是那些活躍在國際舞臺上的政治領袖們接受這樣的精神理念，并將其尊重為普世的公理和通行的準則，自覺、自愿地應用于國家、地區、民族、政治、經濟、文化諸多問題的協調和處理中，就顯得特別有必要。
5．為人類文明奉獻智慧
作為中華民族的智慧結晶，龍文化可以為人類文明奉獻智慧。
比如容合，就涉及容合時間、容合空間、容合對象、容合過程、容合力度、容合目的、容合限制、容合積累、容合擴展、個體容合、家庭容合、群體容合、民族容合、國家容合、人類容合、理論容合、實踐容合，等等。
比如福生，就涉及福個人、福家庭、福群體、福民族、福國家、福人類，等等。
比如諧天，就涉及主與客、取與予、養與害、持續與非持續，等等。
比如奮進，就涉及學與創、道與器、才與勤、韌與變、修身與濟世，等等。
以上問題，貫穿于社會人生的方方面面，然而它們都在龍文化研究的框范之內。換句話說，龍文化可以在這些方面奉獻出可供世人借鑒的智慧。
綜上所述，龍文化的歷史內涵，可用八個字來說：源遠流長，博大精深；而龍文化的未來使命也可謂八個字：承古開新，任重道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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