將境外上市相關法規修改納入2016《證券法》修訂
全國政協委員 、中國工商銀行副行長張紅力日前提交的提案建議，盡快修訂境外上市相關法律法規，將其修改納入《證券法》修訂的進程，豐富《證券法》中關于境外上市的條款。
近年來，證監會持續推進境外上市制度改革，陸續推出了取消財務審核，取消A/H定價限制，簡化審核程序，全面提升審核透明度，拓寬企業境外融資渠道，推進境內企業以優先股、可轉債等多種方式在境外融資等一系列改革舉措，有效提高了審核質量和效率。
張紅力表示，隨著國際國內市場形勢的變化，以及中國人民幣國際化和“一帶一路”戰略的加速推進，境內企業境外上市依據的主要法律法規已明顯跟不上形勢發展的需要，亟須加以修訂完善。
目前，中國境內企業境外上市的主要法律法規依據包括：1994年發布的《國務院關于股份有限公司境外募集股份及上市的特別規定》(國務院令第160號，以下簡稱《特別規定》)、《到境外上市公司章程必備條款》(以下簡稱《必備條款》)以及1997年發布的《國務院關于進一步加強在境外發行股票和上市管理的通知》(國發[1997]21號，以下簡稱21號文)等法規，部分條款已明顯不能適應市場環境變化和新形勢下的客觀需要，對企業“走出去”形成制約，亟待調整。
張紅力認為，上述法律法規存在以下主要問題：
一是部分規定與上位法不一致，明顯落后于經濟與法律現狀。境外上市制度實施20年來，中國社會經濟發生深刻變化，法規建設也與時俱進。2005年《公司法》做出重大修改。20年不變的《特別規定》及《必備條款》的部分規定與現行《公司法》存在差異和不協調之處，如股東大會表決權、特別決議事項的范圍、公司減資、合并、分立的法律程序、發起人數量要求等，需要繼續修訂。
二是部分定義含混，概念界定模糊，監管對象不清晰。例如，21號文關于“中資非上市公司”、“中資控股的上市公司”(所謂“大紅籌”公司)等概念界定模糊，致使實踐中監管對象范圍不清晰，企業無所適從，監管責任也難以落實。
三是部分公司治理規定制約了公司決策效率，影響了公司重大事項的實施。實踐中，《特別規定》和《必備條款》已對公司的運作形成了不合理的制約，弱化了公司的運營決策效率和國際競爭力。例如，45天股東大會通知期限、類別股東表決機制等規定，嚴重影響了公司決策效率，為公司在進行并購重組等時效性強重大事項時帶來了不少困難。
四是部分規定不利于企業根據市場情況進行自主決策，不符合市場化發展方向。例如，《特別規定》關于境外上市股份需以外幣認購的限制，不利于企業進行幣種的合理配置和防范匯率風險，不符合人民幣國際化的發展方向。該限制也制約了企業通過直接發行H股進行跨境資產并購。21號文關于禁止“買殼上市”和嚴格限制任何形式的“紅籌注資”等政策，其“一刀切”的管理方式既難以滿足公司業務和資產整合的需求，也不符合國家鼓勵企業“走出去”的戰略。
五是部分規定體現的管理思路不適應新時期的`要求，難以落實。
對此，張紅力提出了三點具體修改完善的建議：其一是強化頂層設計。建議將境外上市相關法律法律的修改納入《證券法》修訂的進程中，豐富《證券法》中關于境外上市的條款。
其二是細化實施規則。建議由中國證監會牽頭，會同國務院法制辦等有關部門，在《證券法》修訂前盡快先行啟動對《特別規定》、《必備條款》及21號文的統籌修訂工作，進一步改善境外上市監管環境，適應市場變化，滿足企業和經濟發展的客觀需求。
其三是加強境內境外監管協調。在修訂過程中，應與香港證監會、港交所、美、英、德等境外監管機構保持溝通，做好相關制度的境內外銜接，做好修訂工作。
張紅力：完善監管處罰機制 提高證券違法成本
“推進股票、債券市場改革和法治化建設”被寫入今年的政府工作報告。如何進行資本市場的法治化建設?全國政協委員、工行副行長張紅力7日給出了自己的觀點。他建議，《證券法》的修訂工作應該作為今年經濟金融立法領域的重中之重，并將加大對證券違法行為處罰力度作為《證券法》修訂的重要內容。高效的法治化還需要完善的執法體系，張紅力建議加大執法力度，提高法律法規的震懾力，真正做到立法和執法之間的配套協調。
在我國大力推進證券市場改革的背景下，信息披露違規、內幕交易案件、市場操縱案件、“老鼠倉”以及大股東利用資本權力侵害中小股東利益事件、上市公司欺詐行為屢有發生。張紅力指出，雖然主管部門加大了打擊證券違法力度，但仍顯不足。一是對中小投資者的保護力度不足，嚴重侵害了公共利益;二是對違法違規主體處罰措施較輕，無法形成有效的約束和震懾;三是對證券欺詐行為相關個人的處罰力度不足，責任落空現象嚴重;四是對證券違法行為處罰對象錯位，導致證券造假行為頻發。
“在推進注冊制改革的過程中，沒有強有力的證券違法行為處罰制度，注冊制實施后的市場違法行為將會更為猖獗，甚至可能導致注冊制改革的失敗，被迫走回頭路。”張紅力直言。
鑒于上述的種種不足，張紅力在這份題為《關于強化證券市場違法行為處罰法律制度》的提案中建議，國家層面亟須在法律頂層設計、行政與司法銜接、上市公司退出等方面完善監管處罰機制，提高證券市場違法成本，促進中國證券市場健康發展。
從證券市場法律頂層設計看，張紅力建議，全國人大常委會將《證券法》的修訂工作作為今年經濟金融立法領域的重中之重加以推進，將加大對證券違法行為處罰力度作為《證券法》修訂的重要內容，切實維護證券市場中小投資者權益。
他指出，注冊制下亟須強有力的法律配套措施。一是建立完善的信息披露制度。一方面通過修訂《證券法》，將證券監管的重點放到事后審查和事中審查之中，賦予證監會根據具體情況制定相關規則的權力，加大對上市公司信息披露違法案件的查處力度;另一方面充分發揮證券交易所的優勢，盡快著手證券交易所的公司化改革，使其作為一個獨立的公司制機構參與市場競爭，對上市公司實行嚴格的信息披露監管，以增強市場融資功能。
二是建立以信用為導向的上市公司退市標準。完善退市制度的相關法律條例，在《證券法》修訂中增加違法的退市標準，引入公司治理的退市標準。當控股股東違背誠實守信原則、內部人控制非常嚴重時，可以暫停股票上市交易，危害特別大的可以強制使之退市。
要實現法治化，既需要法律的完備，也需要完善的執法體系。
張紅力建言，加大執法力度，提高法律法規的震懾力，真正做到立法和執法之間的配套協調，促進證券監管處罰法制功能的實現。同時，健全并完善行政處罰程序所必要的程序性規范，健全我國證券監管信息公開制度;在特定證券市場違法案件借鑒集團訴訟模式，完善現有的代表人訴訟制度;對于部分證券犯罪類型采取舉證責任倒置的原則，轉移公訴機關的部分舉證責任，解決證券犯罪行為“取證難”的問題;探索在上海、深圳等地建立專業的證券法庭，提高專業化水平和審判效率，破除對上市公司的地方保護主義。
此外，張紅力建議要妥善解決證券監管行政處罰與刑事處罰適用銜接問題。一是全國人大對證券行政執法機關和檢察機關的信息共享銜接機制進行專門的法律確認;二是細化證券領域違法犯罪案件移送的法律制度，制定明確統一的案件移送標準，真正做到使案件移送和監督工作有據可依;三是規范信息通報制度、聯席會議制度、規范查處案件協作和配合的程序制度等，建立起規范的信息傳播和溝通的渠道，推動證券領域涉嫌犯罪的行政案件及時轉入司法審查程序;四是明確證券行政執法機關和檢察機關案件線索移送的工作程序;五是建立有效的案件移送監督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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