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上最難”就業季 擴招成了“禍首”

　　解決大學生就業難的根本途徑，是讓大學取得辦學自主權，使高等教育機制與社會需求形成良性互動。

　　1 699萬是如何“煉”成的?

　　解讀：開始于1999年的大學擴招

　　今年為什么會有這么多大學生?為什么就是“史上最難畢業季”?

　　盡管國家有關部門通過數據舉證，今年并非“史上最難畢業季”。但網絡輿論并不買賬，傳著傳著，似乎“史上最難”已成定局。

　　我們的解疑就從699萬這個數字開始，這么多的大學生是如何產生的。

　　1998年，受亞洲金融風暴的影響，國內出現投資下跌、消費不足等經濟疲軟的信號。此時，時任亞洲開發銀行駐北京辦事處首席經濟學家湯敏上書國家相關機構，要求通過高校擴招“拉動內需、刺激消費、促進經濟增長、緩解就業壓力”。

　　1999年，湯敏的建議得到采納，高校開始擴招。根據《全國教育事業發展統計公報》歷年數據顯示，從1999年到2008年，我國高校年招生規模從108萬增至599萬，增長456%，年均增長18.7%，高等教育毛入學率從1999年的9.8%升至2008年的23.3%。

　　如果把高校比作一個蓄水池，源頭流入的招生人數持續高漲，結果自然是4年一過、畢業“開閘”時，波濤洶涌。一組數據顯示，我國高校畢業生數量在2002年是145萬，2009年激增至610萬的高“水位”，最終達到2013年的699萬“峰值”。

　　2 “史上最難”與生育高峰是否相關?

　　解讀：并非主因;大學擴招速度比適齡人口增長要快許多

　　與699萬這個數字相比，人們對“史上最難就業季”更直觀的印象還是招聘會上人山人海，而近期“上海博士碩士應聘城管”、“大學生起薪低于農民工”等事件話題，更加深了“史上最難就業季”與人口出生有關的印象，想當然，應該如此。

　　但黃文政搖著頭，在晨報記者面前攤上一張白紙，劃上一條曲線，開始講解從1950年到2050年我國新生兒的數量變化。在1970年前后，我國新生兒數量約3100萬;隨著計劃生育政策在我國全面推行，新生兒數量顯著下滑;但在1992年前后出現了一次生育高峰，出生約2800萬人。“這是因為上世紀70年代的這一代生育了，而20年后的今天，這群90后的孩子大學畢業了。”這也就是說，今年的畢業生“峰值”，源頭在1970年前后的生育高峰。

　　黃文政的結論是：造成今年699萬大學生難就業的原因，人口基數龐大約占10%的影響，“另外90%的責任還是高校擴招”。他的依據也是《全國教育事業發展統計公報》的數據：從1999年到2008年，我國大學招生規模從108萬增至599萬，年均增長為18.7%。但同期的報考大學適齡人數從1999年低谷的1940萬增至2008年高峰的2730萬，年均增長只有3.6%，“擴招的速度遠遠快于適齡人口的增長速度”。

　　3 擴招為何成“禍首”?

　　解讀：大學擴招初期沒有解決好資源和學生數量的匹配;擴招從長期看有好處

　　數據的比對，說明大學擴招速度過快。但為什么就產生“就業難”了呢?

　　實際上，自1999年高校擴招啟動以來，圍繞擴招的爭議便從來沒有停息過，如今“史上最難就業季”再次將這一問題推到了前臺。西華大學教師栗多樹撰文指出，當初湯敏建議大學擴招的理由之一是“緩解就業壓力”，但這項政策在實際操作中，帶來的第一個顯而易見的影響卻是“大學生就業問題變得更加嚴峻了”。

　　無錫高等師范學校科研處高級講師葉亮介紹說，擴招初期，面對突然涌入的大學生，一些大學在教育、后勤等資源方面完全無法支撐，導致出現教室座位不夠、學生暫時在教室打地鋪等現象。而教育資源和學生數量無法匹配，使得教學水平下滑，高校附近群租成風，大學生整體水平遭受詬病。此外，突然激增的大學生數量使得大學生就業難成為一個普遍現象，大學生起薪一再降低，甚至出現工資無法償還助學貸款的案例。

　　浙江大學勞動保障與公共政策研究中心主任姚先國教授則表示，大學擴招產生的就業與收入效應并不像外界想象的那么糟糕，他的研究結果表明“擴招有利于大學生群體的就業”，接受過大學教育的人要比沒有上過大學的人具有更高的人力資本優勢，所以大學教育回報率顯著高于非高等教育的回報率，雖然大學擴招一定程度降低了回報率，但并未改變基本態勢。

　　黃文政認為大學擴招有利有弊：從短期來看，擴招造成大學畢業人數高速增長，使得就業變得困難，但從長期來看，擴招提高了民族教育水平，促進社會進步，培養了一大批拔尖的科研領軍人才，使得我國能夠在信息化時代的科技比拼中保持優勢地位，“拿我國在航天領域取得的成績來說，大學生數量激增提供了智力支撐。”

　　黃文政表示，與大學生就業難并存的是低端就業市場面臨一定程度的勞力短缺，職業技工學校的畢業生甚至供不應求，“這說明，現有的大學教育所提供的技能不足以完全適應市場的需要”。擴招是必要的，問題是如何擴。

　　4 未來大學生會越來越多嗎?

　　解讀：中國人口進入衰減期;“史上最難就業季”或成絕唱

　　基于以上3個解答，人們不禁又要著急：大學擴招問題短時間內難以發生變化，大學生數量還將攀升，“史上最難就業季”豈不是還會繼續上演?對此，黃文政又搖了頭：根據我國人口生育率現狀，大學畢業生的數量在經歷699萬的高位后，將面臨萎縮。

　　生育率是考察人口趨勢的關鍵因素，一般指家庭平均剩余孩子數。按照估算，我國的替代水平在2.2以上，意味著每個家庭平均剩余2.2個孩子，才能保持人口數量的穩定。但根據2010年我國人口普查長表數據顯示，2010年全國總和生育率為1.18110，其中“城市”為0.88210，“鎮”為1.15340，“鄉村”為1.43755，上海為0.73665。

　　“如此低的出生率，意味著我國人口將持續衰減，而這個幅度遠超想象，”黃文政舉例說，以生育率1.5計算，每隔一代人(25-30年)，出生人數將減少32%，當生育率處于1.1，意味著每隔一代人出生人口將減少一半。到本世紀中葉，我國人口總量或以每年1000萬以上的速度衰減。

　　按照預測，我國人口數量衰減，反映在我國高考適齡、報考、錄取人數統計數量上，也將呈現不同程度的下降。黃文政解讀說，自2008年起，我國高考適齡人數和報考人數便呈現下降趨勢，但錄取人數受擴招影響不降反升。“令人尷尬的是，未來報考人數急劇下降，高考錄取人數也不得不減少。未來要擔心的不是大學生太多，而是太少。”

　　5 人少就好就業了嗎?

　　解讀：長期看并非如此;人口越聚集的地區，就業越充分

　　劉沙是一所知名高校計算機系的應屆畢業生，她應聘一家手機軟件開發企業，結果由于競爭的人太多而未被錄用。劉沙父母第一個念頭便是如果人少一點的話，就業可能就沒這么難了。對此，黃文政表示，“這是一個巨大的誤解”。

　　黃文政解釋說，從短期內來看，人口減少就業會好轉，但長期來看可能相反，因為人口的急劇衰減會讓消費和生產同步萎縮，投資意愿低迷，技術創新失去活力，經濟發展將步入停滯甚至衰退階段。

　　從經濟學的角度，就業難是經濟體內消費和生產出現失衡，與人口數量并無關系。就業崗位產生的前提是消費需求刺激生產，從而產生就業崗位，如果人口少一點，那么手機市場的容量便會變小，從事手機軟件開發的企業便會減少，需要招聘員工的手機軟件企業或許根本不存在，“當就業崗位都不存在，何來就業難的命題?”

　　“實際上，人口越多的地區，就業越充分”，黃文政介紹說，在過去的30年，中國人口由鄉村向城市遷徙，主要是受就業機會的感召，“如果人口少有利于就業，那么人口應該往農村遷徙”。

　　那如果人口減少，就業將會出現何種情況呢?黃文政表示，如果人口減少，教師、出租車司機等職位也相應減少，而一些類似高鐵、航天等人口大國才能支撐的行業可能整體消亡。

　　黃文政還引用數據表明，在中國除直轄市以外的27個省區，人口密度越大的地區失業率傾向于更低，而世界166個國家和地區的統計結果也支撐“人口越密集、就業越充分”的論斷。

　　6 高校發展將有“寒冬”?

　　解讀：高校的經濟債;人口衰減，將來即使100%錄取都難招足人

　　在度過1999年擴招之初的捉襟見肘之后，全國許多大學都掀起建設熱潮，在郊區紛紛拿地新建校區，通過轉移部分學院甚至新建二級學院的方式擴張。相應的，高校師資隊伍也急速擴容，到處招兵買馬，但落下人員臃腫、人浮于事的問題，還有巨大的高校借貸金額。很有可能，高校將為自己在擴招上的“大步”和“錯步”而“埋單”。

　　高校貸款擴張早就不是秘密，中國社會科學院2005年藍皮書稱，公辦高校在銀行的貸款規模達1500-2000億元。廈門大學教授鄔大光在調研后認為，此數額可能高達2000-2500億元。以一所大學借款10億元計算，年利息就達5000萬元，招收1萬學生，學費收入才4000萬至5000萬元，還貸期限即使可以長達20年，還是難以解決問題。“為了還債，高校不得不再擴招、再提高學費，不斷增大教育成本、加重百姓負擔，從而走上一條惡性循環之路。”

　　然而，由于我國人口即將處于衰減期，這樣的高校發展道路還能否維持?黃文政介紹說，自2008年開始我國高考報考人數便開始下滑，盡管受擴招影響高考錄取人數繼續攀升，但在數年之后，“即便錄取率為100%，我國大學生人數也會出現嚴重的下滑”。

　　葉亮表示“很擔心”，不少分校或許將成為“空殼”，而大批高校教師也將面臨下崗。

　　7 化解就業難，從何下手?

　　解讀：經濟轉型，創造更多崗位;大學自主辦學，合理設置學科;建立有效的公平就業機制，消除歧視

　　所謂“史上最難就業季”在眼前，探究成因是一方面，但更迫切地是找到化解之道。

　　21世紀教育研究院副院長熊丙奇分析認為，導致大學生就業難的因素如下：首先，大學缺乏自主權，導致所有大學千篇一律，學科設置大同小異，培養出現的大學畢業生可替代性很強，缺乏就業競爭力;其次，大擴招帶來的高校規模辦學，一窩蜂上所謂熱門專業，導致出現一些門類大學生過剩的結構性失衡;最后，我國高等教育發展與社會經濟發展速度并不協調，存在一定程度的斷裂。他舉例說，第三產業是最能吸收、容納大學生就業的領域，但如今我國第三產業相對不發達，而這取決于國家產業政策，又受制于大學生素質，所以高等教育發展與社會經濟發展息息相關。

　　姚先國教授深表贊同，認為應該在大學生勞動力需求擴張上做文章，通過轉變經濟增長模式、促進產業轉型升級，為大學生勞動者創造更多的就業機會，從根本上解決大學生群體的就業問題。

　　熊丙奇還表示，解決大學生就業難的根本途徑是“政府放權、回歸本位”，讓大學取得辦學自主權，使高等教育機制與社會需求形成良性互動，打破壟斷產業，提供就業機會。

　　黃文政在談大學生就業前景時分析說，根據未來我國人口結構變化趨勢，大學生就業難的問題還會持續幾年，但隨著畢業人數的穩定乃至減少，加上就業期望的調整，幾年之后的大學生就業問題會趨緩。而當前大學生擇業時常遭遇“戶口地、重男輕女、只接受211、985院校”等歧視性條款，所以解決大學生就業難的頑疾還必須探討建立長期有效的公平就業機制，“只有打破相關限制，才能引導大學生流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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