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術偵查措施適用的必要性分析論文

　　2012年《刑事訴訟法》的修訂落下帷幕，實施至今亦有段時日。從宏觀上看，就偵查程序而言，修法過程中花費了一定的篇幅對這一程序給予了改進和完善。其中，最具表率作用的當屬在第二編新增第八節，正式將“技術偵查措施”納入刑事訴訟程序的規制范疇，標志著我國在特殊偵查措施合法化進程中邁出了重要一步，極具里程碑意義。再者，此次修法還將“隱匿身份偵查”和“控制下交付”也歸入“技術偵查措施”的章節標題之下，但在筆者看來，此種立法體例設置是欠缺考量的，明顯混淆了概念與概念之間的關系，造成了相當的誤解和混淆。因此，本文所討論和闡述的技術偵查措施是將《刑事訴訟法》第一百五十一條所規定的兩種特殊偵查措施排除在外的。

　　任何法律制度都是一定社會經濟條件下的產物，目的是為了解決社會生活中存在的各種各樣的問題，是特定的社會時期經過價值衡量和價值選擇后的結果。技術偵查措施的產生和適用也不例外。在我國，技術偵查措施的適用必要性，則主要有以下四個方面的原因：

　　一、技術偵查措施的適用是為了應對現代犯罪日益隱蔽化、智能化的需要

　　犯罪形勢的變化發展深刻地影響著偵查措施的發展�！胺缸锱c偵查是人類社會發展到一定歷史階段的產物，偵查與犯罪相伴而生，偵查史的對立面就是犯罪史，沒有犯罪就沒有偵查�！盵1]社會的整體發展帶來的消極影響之一就是犯罪水平的不斷提高。因此，為了使犯罪始終在國家權力控制和管理的范圍之內，就必須不斷地提升和改進偵查手段和方法。

　　將技術偵查措施直接運用到犯罪偵查當中去，最大的目的就是為了解決某些特殊類型的刑事案件偵破的難題。現代犯罪日益呈現出隱蔽化、智能化的特點，犯罪分子越來越多地依靠互聯網、電話、手機等非傳統方式傳遞犯罪信息、進行犯罪活動，這就使得獲取證據的難度日漸加大。因此，兼具技術性和秘密性的技術偵查措施則能夠較為容易地解決相關的犯罪信息和犯罪線索的獲取難題，發揮其對傳統偵查措施的輔助作用，從而對刑事案件的偵破進程帶來最為直接的正面效果。

　　二、技術偵查措施的適用是為了應對犯罪率的急劇上升、解決案件偵破的需要

　　進入二十一世紀以來，隨著我國改革開放的不斷深入，科學技術的水平飛速提高，在對外開放的過程中除了引進了大量國外先進的資金，技術等方面的內容。同時也傳播了相關的思想文化，而由此帶來的最嚴重的負面影響就是極其容易滋生犯罪思想、傳播犯罪文化，進而導致犯罪率的不斷攀升、犯罪手段的更加多樣化。越來越多的外國有組織犯罪集團更將我國國內當做其新的市場進行開發或者拓展，犯罪分子的反偵查能力與日俱增、犯罪集團的組織結構精細化和嚴密性的特征日益顯著，這些都直接導致當下我國打擊各類犯罪的形勢越來越嚴峻，對刑事犯罪偵查的要求也越來越高，這就使得技術偵查措施在實踐中頗受偵查部門的青睞。

　　據相關的數據資料顯示，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的犯罪率基本呈現出高速增長的態勢。“犯罪總量從1978年的50多萬起到1990年突破了200萬大關，而2001年更突破400萬大關，2007年犯罪總數為484萬多起，是1978年犯罪總數的9倍多。犯罪總量在30年間年均增長約8%左右，而犯罪率在此間年均增長近7%。”[2]該數據直接反映出我國的犯罪總量仍舊龐大這一現實問題。與此同時，案件的偵破是有其自身內在規律的，案件的偵破率是不可能隨著犯罪總量的急劇增長而急速提升的。在龐大的犯罪總量的前提下，兩者是所彰顯的是反比例關系。從宏觀的犯罪環境出發，目前我國的案件偵破率在龐大的犯罪基數面前，顯然是偏低的。當傳統的偵查措施不能抑制犯罪的發生態勢或是無法解決案件偵破率偏低的問題時，則必然要運用先進的偵查措施來加以彌補，從而達到維護社會整體安寧的最終目的。

　　三、技術偵查措施的適用是為了適應主動型偵查（pro-active investgations）模式的需要

　　主動型偵查模式是相對于被動型偵查模式而言的。偵查的主要目的就是為了查明事實、獲取犯罪相關的證據、緝拿罪犯。這就意味著偵查在一定程度上應該具有天然的主動性，才能在犯罪扼殺在搖籃里。特別是當下恐怖活動犯罪、危害國家安全犯罪日益猖獗，嚴重威脅著國家安全和社會的穩定，動搖著社會發展的根基。為了預防此類案件發生，在特定的情況下，技術偵查措施則能隱秘且快速有效地獲取相關犯罪信息，從而在源頭上遏制此類案件的惡化發展，給人民群眾的生命財產安全提供必要的保障。

　　四、技術偵查措施的適用是為了保障公共利益而作出的必要妥協

　　從學理的角度來分析，公民的基本權利的來源是憲法的直接賦予，受到憲法的嚴密保護，不得被任意侵犯。但是在一定程度上，公民的基本權利并非具有絕對性，反而具有相對性。當出于保護國家安全、維護社會基本秩序的目的時，公民的基本權利勢必要作出妥協和退讓，將私權利的減損部分讓渡于國家公權力，從而保障公共利益的順利實現。與此同時，我們也應該清楚地知道，技術偵查措施擁有天然的侵犯性特征，在立法上在使其合法化的同時并不等于可以抹殺其與生俱來的非道德性。因此，只有在為了保障更大的法益或者公共利益的前提之下，才能允許其對公民基本權利作出一定程度上的減損，且這種為了保障公共利益而限制公民基本權利的適用條件是受到法律嚴格限制的。

　　總而言之，在未來立法完善時，必須明確和肯認技術偵查措施適用的必要性，才能為立法的完善提供基本的價值導航。

　　參考文獻：

　　[1]周欣.《偵查權配置問題研究》.中國人民公安大學出版社，2010年版，第136頁.

　　[2]陳屹立.《收入不平等、城市化與中國的犯罪率變遷》.載《中國刑事法雜志》，2010年第11期.

【技術偵查措施適用的必要性分析論文】相關文章：

焊接技術論文12-18

通信技術論文11-21

圖像處理技術論文07-29

信息技術論文12-13

防火墻技術論文07-25

焊接技術論文9篇12-18

數控加工技術論文04-21

物聯網技術論文11-28

公差配合測量技術論文09-23

偵查監督工作總結03-19